论《易》之“彖”：名义、体系与诠释传统

一、“彖”之名义考释：从文字本源到经传义涵

“彖”作为《易经》诠释体系的核心范畴，其义涵贯通经传，连接象数与义理，承载着先民对宇宙秩序与人文实践的根本思考。《易·系辞上》明言：“彖者，言乎象者也。”唐孔颖达疏进一步阐释：“彖谓卦下之辞言，说乎一卦之象也。”此“彖”兼具双重指向：既指六十四卦卦下所系之论断性文字，即卦辞本身；又特指《易传》中专门阐释卦辞的《彖传》，成为后世解《易》的枢纽。深入探究“彖”的名义渊源、诠释体例与思想传统，实为解锁《周易》哲学体系的关键所在。

（一）文字学溯源与核心义涵

从文字学角度考辨，“彖”之本义与在《易》学体系中的用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文解字》释“彖”为“豕走也”，段玉裁注曰：“此与‘豖’义相近，皆谓豕之走貌。”然此本义与《易经》中的“彖”并无直接关联，汉儒多认为其在《易》中属假借之用。褚氏、庄氏早有明论：“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也。”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引此说并加以确认，指出“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明确“断”为“彖”的核心义涵。这种“断”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依卦象以论断吉凶”，体现了“象→辞→断”的认知逻辑。

王弼注《系辞上》“彖者，材也”曰：“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统卦义也。”此处“材”通“裁”，有裁断、抉择之意，与“断”义互为补充，强调彖辞对卦象内在德性与功能的发掘与评判。《周易略例·明彖》对此有精辟论述：“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这表明“彖”具有统摄一卦之体的功能，通过“至寡”之理来治理“众”象，通过“贞一”之道来制约天下之动。

在《易》学体系中，“彖”的义涵呈现明确的双重性。其一为“经之彖”，即卦辞本身。马融曰：“彖辞，卦辞也。”《左传》襄公九年孔疏从之，称“《周易》卦下之辞谓为《彖》”。如乾卦卦下“元亨利贞”四字，即为乾之彖辞，总括一卦吉凶宜忌；其二为“传之彖”，即《彖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说卦文言”，将《彖传》归为孔子所作，此说虽为后世疑古派质疑，但《彖传》与《系辞》等共同构成“十翼”，成为阐释《易经》的权威文本。

（二）“彖”在经传中的功能定位

《彖传》在《十翼》中占据重要地位，随上下经分为上彖、下彖。《易经》六十四卦，每卦卦辞后面都有“彖曰”，即为“彖辞”。相较于《系辞》的复杂，《象传》的简约，《彖传》则显得纯粹而精，博大精深，是十翼中统论六十四卦最完整而深入的体系。《彖传》是为卦辞作的“传”，也就是对卦辞的解释。尽管对每一卦的解释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彖传》从基本卦义、字义、卦象到卦的产生全部都有涵盖。

《彖传》的诠释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特点。以需卦为例，比较各传在解释卦义上的不同风格：《杂卦传》简化为“需，不进也”；《象传》则言“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而《彖传》的阐释更为详尽：“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由此可见，《彖传》不仅说明卦义（需为须），还分析卦象（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判断爻位是否得位（位乎天位，以正中等），深入以卦德进行分析，形成了全面的诠释体系。

《系辞下》强调：“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郑玄注：“彖辞，爻辞也。”这表明古人认为理解了彖辞，就能掌握一卦大半的精义。彖辞作为“总括之辞”、“概括之辞”，统论一卦之义，是综合起来整体地解释这一卦的意义。要明白卦的大致涵义，就必须了解《彖辞》，明白《卦辞》的依据，从而抓住卦象的要领。这种以彖统卦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把握和本质洞察的思维特征。

二、经之“彖”：卦辞的论断体系与象理基础

作为卦辞的“彖”，是《易经》经文的核心构成，其以极简文字统摄一卦之象，标示吉凶趋向，形成一套严谨的论断体系。宋代学者项安世指出：“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体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此说虽对作者的界定存有争议，但精准指出了彖辞“统论全体”的特质——与爻辞“言乎变者也”的局部视角不同，彖辞直指卦象整体所蕴含的根本趋势。

（一）彖辞的论断逻辑与象数基础

彖辞的论断逻辑始于“观象”。《系辞上》云：“彖者，言乎象者也。”虞翻注曰：“八卦以象告，故言乎象也。”此处之“象”并非单纯的卦画符号，而是“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形成的象征体系。如乾卦象为“天”，其彖辞“元亨利贞”即源于天的刚健不息之象；坤卦象为“地”，彖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则本于地的承载柔顺之象。这种“象辞对应”并非简单比附，而是通过卦象的阴阳组合、上下关系、刚柔互动，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吉凶法则。

从内容构成看，彖辞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直陈吉凶，如坤卦“安贞之吉，应地无疆”；二是标示条件，如需卦“需，有孚，光亨贞吉”，强调“有孚”（诚信）为吉祥的前提；三是指明趋势，如泰卦“小往大来，吉，亨”，揭示阴阳消长的变化方向。孔颖达疏曰：“卦辞依卦象以论断吉凶”，无论何种类型，均以卦象为根本依据。如屯卦象为“雷出地奋”，刚柔始交而险象丛生，故其彖辞曰“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既肯定其根本亨通之性，又警示其初始阶段的风险。

彖辞的表述极简而意涵丰富，体现了《易经》“简而易知”的表述风格。如乾卦彖辞仅“元、亨、利、贞”四字，却包含万物始生、生长、成熟、收藏的完整过程。《彖传》对此阐释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一阐释将简单的彖辞扩展为完整的宇宙生成论，使卦辞的丰富内涵得以充分展现。

（二）彖辞中的“时义”观念与人文价值

彖辞的价值不仅在于论断吉凶，更在于其蕴含的“时义”观念。《系辞下》云：“变通者，趣时者也。”彖辞对吉凶的判定始终与“时”紧密结合，同一卦象在不同时势下可能呈现不同吉凶。如豫卦彖辞“豫，利建侯行师”，因其“顺以动”的卦象契合“天地以顺动”之时义；而随卦彖辞“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更直接点明“随时”为吉凶转化的关键。这种“与时消息”的智慧，使彖辞超越了单纯的占筮功能，成为指导人文实践的行为准则。

“时中”思想是彖辞的重要哲学贡献。《彖传》对“时”的强调随处可见，如颐卦《彖传》“颐之时大矣哉”，大过卦《彖传》“大过之时大矣哉”，几乎对每一卦都指出了其特定的“时义”。这种对时的重视，反映了古人对变化世界的深刻认识和对适时而动的行为准则的强调。《彖传》认为，唯有把握“时中”，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行为的恰当性。

彖辞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观念。如谦卦彖辞“谦，亨，君子有终”，将谦虚视为通达和成功的必要条件；益卦彖辞“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表达了重视民生、上下和谐的治理理念。这些观念后来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源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贲卦《彖传》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明确提出了通过人文教化来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体现了彖辞深刻的人文关怀。

三、传之“彖”：《彖传》的诠释体例与思想建构

《彖传》作为专门阐释卦辞的传注文本，分《上彖》《下彖》两篇，逐卦解读六十四卦的卦名、卦辞与卦义，形成了系统的诠释体例。其核心任务在于“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将经文的简略论断转化为丰满的哲学阐释。

（一）《彖传》的诠释体例与方法论

《彖传》的诠释并非随意发挥，而是遵循着明确的体例规范，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取象释辞与以义理释辞的有机结合。孔颖达将其概括为三类：以卦象象征万物释卦义；以义理、德行释卦义；以爻象在卦中所处地位释卦义。这三种体例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诠释框架。

取象释辞是《彖传》最基础的方法，直接呼应《系辞上》“彖者，言乎象者也”的宗旨。如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即是以“天”之象为核心，阐释乾卦“元亨利贞”的内涵——“元”为万物之始，“亨”为云行雨施之通达，“利贞”为各正性命之成。坤卦《彖传》则以“地”之象释“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明确坤“承载万物”的德性。对于复合卦象，《彖传》则拆解上下经卦之象进行解读，如蒙卦“山下有险”，上艮为山、下坎为险，故《彖传》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精准揭示“蒙昧”之卦义。

以爻象地位释辞则深入卦体内部，通过分析爻的刚柔、中正、应承关系阐释卦辞。“中正”是其核心评判标准，凡爻居中位（二、五爻）且得位（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者，多释为吉。如讼卦《彖传》：“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此处“刚来而得中”即指九二阳爻居下卦中位，虽处“讼”之险境，仍能因“得中”而获“中吉”。比卦《彖传》“以刚中也”，则指九五阳爻居上卦中位，为一卦之主，故能实现“上下应也”的和谐局面。

以义理释辞是《彖传》哲学性的集中体现，通过提炼卦象背后的抽象原则，将占筮义涵升华为人文智慧。如谦卦卦辞“亨，君子有终”，《彖传》并未停留于卦象解读，而是引申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的义理，将“谦虚”提升为贯通天地人的普遍法则。贲卦《彖传》则由“山下有火”之象，提炼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文教化思想，使“贲”（文饰）的内涵超越了单纯的形式美。

（二）《彖传》的核心范畴与哲学体系

《彖传》在诠释过程中，逐步建构起一套以“元亨利贞”、“时中”、“刚柔”、“消息”为核心的哲学范畴体系，成为后世易学思想的理论源头。

“元亨利贞”四德是《彖传》阐释的重中之重。乾卦《彖传》首次系统解读：“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明确“元”为“万物资始”的本原，“亨”为“云行雨施”的通达，“利贞”为“各正性命”的完成，将四德视为宇宙生成与演化的完整过程。坤卦《彖传》则对应提出“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强调坤之“元”与乾之“元”的互补——乾为“始”，坤为“生”；乾主“统天”，坤主“顺承天”。这种“乾坤并建”的四德观，构成了《易》学宇宙论的基础。

“时中”观念是《彖传》人文思想的核心。“时”即时机、时势，“中”即中道、中正，二者结合体现了“与时偕行”与“守正不偏”的统一。豫卦《彖传》曰：“豫之时义大矣哉！”随卦《彖传》亦云：“随时之义大矣哉！”均强调对“时”的把握。而“中”则是“时”的价值准则，如蒙卦《彖传》“以亨行时中也”，指出蒙昧阶段的通达在于“行时中”——既顺应蒙昧之初的时势，又坚守中道原则。《彖传》对“时中”的强调，将《易经》从占筮之书转化为指导人生实践的智慧典籍。

“刚柔互动”与“消息盈虚”则构成《彖传》的辩证法思想。《彖传》认为，天地万物的变化源于刚柔二气的交感互动，如咸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睽卦《彖传》则进一步指出：“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揭示了对立中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并非静止，而是呈现“消息盈虚”的动态过程，复卦《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剥卦《彖传》“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均肯定了事物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发展规律。

四、“彖”的诠释传统：从汉魏到近现代的学术演进

自《彖传》成书以来，历代学者对“彖”的解读从未间断，形成了绵延两千余年的诠释传统。从汉魏象数之学到宋明义理之学，再到近现代的史学考据，不同时代的解《易》者基于自身学术立场，不断丰富着“彖”的内涵，也推动着《易》学研究的深化。

（一）汉魏时期：象数主导的诠释路径

汉魏时期的《彖》学诠释以象数为核心，注重通过卦变、爻位等象数工具解读《彖传》的微言大义。王弼虽以义理解《易》，但其《周易注》仍以《彖传》为根本依据，提出“彖者，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旨也”，强调《彖传》对卦体整体义涵的统摄作用。对于《彖传》中的“刚柔往来”之说，王弼并未陷入具体的卦变之争，而是从“体用”角度解读，如释贲卦“柔来而文刚”为“柔来文刚，以成其文”，凸显义理的主导性。

东汉虞翻则代表了象数派的典型路径，其以“卦变说”解读《彖传》的“往来”之辞，认为每一卦均由乾坤两卦通过爻的变化衍生而来。如释无妄卦《彖传》“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认为无妄卦由讼卦变来，九四阳爻自外卦而来居于内卦。这种解读虽极尽精巧，但也存在牵强附会之弊，为后世义理派所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汉魏时期经传合编的体例基本定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西汉经师费直治易，“亡章句，以《彖》《象》《系辞》等篇，解说上下经”。又《魏志·高贵乡公纪》引易博士淳于俊语：“郑氏合彖象于经，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这种经传合编的体例，使《彖传》的权威性得以确立，成为解读卦辞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唐宋时期：义理升格与体例反思

唐宋时期，《彖》学研究进入义理升格阶段，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以儒家义理为核心，重构了《彖》的诠释体系。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明确提出：“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其反对汉儒繁琐的卦变说，主张以“乾坤生六子”的原理解读《彖传》的“刚柔往来”，如释贲卦“柔来而文刚”为离卦（中女）由乾卦衍生而来，阴爻（柔）来文饰乾卦之刚。这种解读既保留了象数基础，又凸显了义理的统一性。

朱熹则在《周易本义》中对“彖”的双重含义进行了明确界定：“彖，断也，断一卦之义也。”其既重视《彖传》的权威地位，又不盲从旧说，对经文与传文的关系有着清醒认识。对于同人卦《彖传》中的“同人曰”三字，朱熹认同程颐观点，指出其为“衍文”，体现了“经不可改，故可信”的严谨态度。朱熹还将《彖传》的“时中”思想与儒家伦理结合，认为“君子之学，求尽其理而已，理尽则在我者斯实矣”，使《彖》的思想完全融入宋明理学体系。

此外，南宋杨万里开创了“史事派”解《彖》路径，其以历史事件印证《彖传》义理，如以文王、箕子之事释明夷卦《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虽丰富了《彖》的阐释维度，但也存在将义理具象化的局限。

（三）近现代时期：考据与哲学的双重开拓

近现代以来，随着考据学的复兴与西方哲学的传入，《彖》学研究呈现出考据与哲学并重的局面。在考据方面，学者们围绕《彖传》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展开激烈争论，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高亨认为《彖传》出于战国前期孔门再传弟子駪臂子弓；朱伯昆主张其成书于战国后期孟荀之间的儒家后学；李镜池则认为其出于秦汉之际的荀子后学。尽管观点不一，但均否定了“孔子独作”说，推动了《彖传》研究的科学化。

在哲学阐释方面，现代学者多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挖掘《彖传》的思想价值。朱伯昆在《易学哲学史》中指出，《彖传》“承认世界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认为天地万物存在对立、统一关系”，其辩证法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冯友兰则从“新理学”角度解读《彖传》的“元亨利贞”，认为其体现了“理”的实现过程——“元”为“理之始”，“亨”为“理之通”，“利贞”为“理之成”。这些解读既立足传统，又赋予《彖》以现代哲学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胡煦提出的“体卦主爻说”则在传统象数与义理之间开辟了新路径。其认为震、坎、艮三阳卦的主爻为唯一阳爻（本乎坤体），巽、离、兑三阴卦的主爻为唯一阴爻（本乎乾体），以此解读《彖传》的“刚柔往来”，如释贲卦“柔来而文刚”为离卦主爻六二（柔）文饰乾体，“分刚上而文柔”为艮卦主爻上九（刚）文饰坤体。这种解读既避免了汉儒卦变说的繁琐，又保留了象数的逻辑性，得到当代学者的广泛认同。

五、“彖”的当代价值：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

在当代社会，“彖”所承载的《易》学智慧并未过时，其蕴含的整体思维、辩证理念与实践准则，对现代生活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深入挖掘“彖”的当代价值，实现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是易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整体思维与现代系统论的契合

“彖”的观象立断思维为现代决策提供了启示。《彖传》强调“言乎象者也”，主张通过对事物整体表象的观察把握其本质趋势。这种整体思维与现代系统论高度契合，提醒人们在复杂决策中避免局部视角的局限。如泰卦《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揭示了系统内部沟通顺畅的重要性，对现代组织管理具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彖传》的统观全局思维也有助于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问题。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变化迅速，人们容易陷入细节而忽视整体。《彖传》强调“统论一卦之体”，主张从宏观角度把握事物本质，这种思维对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等需要全局视野的领域尤为重要。如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虽然带有古代天命观的色彩，但其通过把握根本规律来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路，仍对当代管理思想具有启发意义。

（二）“时中”智慧与当代社会的适应力

“彖”的“与时消息”理念为应对变化提供了方法。《彖传》反复强调“时义大矣哉”，认为事物的吉凶成败取决于对时势的把握。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这种理念尤为重要——既要有“刚健而不陷”（需卦《彖传》）的进取精神，又要有“顺而止之”（剥卦《彖传》）的审慎态度，在动与静、进与退之间保持平衡。

《彖传》的“时中”思想为当代人生提供了智慧指引。现代社会节奏快、压力大，许多人陷入盲目跟风或僵化不变的极端。《彖传》强调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宜”（艮卦《彖传》），倡导的是一种基于时势判断的灵活应变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有助于个人在职业生涯中把握机遇，也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调整策略，更有利于政府在治理中因时制宜地制定政策。

（三）“中正”思想与当代价值构建

“彖”的“中正”思想为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准则。《彖传》对“中正”的推崇，如“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履卦《彖传》）、“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彖传》），倡导的是一种不偏不倚、合宜适度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在个人层面表现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谦卦《彖传》）的修养，在社会层面则体现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卦《彖传》）的治理智慧，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在全球化背景下，《彖传》的“文明以止”思想呈现出新的价值。贲卦《彖传》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明以止”，强调以良好的人文规范约束行为，通过人文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在文化多元的当代世界，这种既尊重多样性（天文）又强调规范（人文）的思想，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共处提供了有益借鉴。

结语

“彖”作为《易经》的核心范畴，其名义贯通文字与经传，其体系连接象数与义理，其传统跨越古今学术。从“断一卦之义”的基本功能出发，“彖”既承载着先民观象知类、推断吉凶的原始智慧，又通过《彖传》的诠释升华为涵盖宇宙论、方法论与伦理观的哲学体系。历代学者对“彖”的解读，从汉魏象数到宋明义理，再到近现代的考据与哲学开拓，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彖传》所言“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卦《彖传》），揭示了一种宇宙万物各安其位、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这种思想对于应对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社会冲突和精神困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彖”的思想价值，并非要回归传统的占筮实践，而是要汲取其整体思维、辩证智慧与实践准则，为现代社会提供源自本土的思想资源。

正如《彖传》所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彖”所承载的《易》学智慧，也将在不断的诠释与转化中，获得恒久的生命力。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彖”学思想，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必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