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古今：汉水故道上的千年守望●古均州的历史密码与文化嬗变

均州平阳川水调歌头一阕附疏

晋代兴侨县，曩日响河川。一目千秋扫过，史地两茫然。阅尽堆中故纸，寻遍冥间旧主；雾水愈颟顸。往事后 人记，变数总生烟。

奉书典，随圭臬，怎超前？启开封塞真相，取证辨愚贤。袖出轩辕意旨，喝令当方举认；澄碧起波澜。来去清都里，不屑列仙班！ -----涂文彬

一条河的改道，改变的不只是地理，更是文明的走向。

一座城的兴废，记录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人与自然的千年博弈。

在湖北西北部，汉江中上游，曾有一座沉没于水下的古城——均州。它因丹江口水库的兴建而永沉水底，成为一代代郧阳人心中无法抹去的乡愁。然而，这座水下古城的身后，隐藏着一段更为古老、更为曲折的地理变迁史。这段历史，关乎一条大河的改道，关乎一座川原的命名，更关乎千百年来人类如何在山川河流之间寻找生存的缝隙。

本文基于《水经注》《后汉书》《元丰九域志》等典籍，结合实地考察与考古发现，尝试还原汉水在均州故地的改道历程，揭示平阳川、平阳县、沧浪洲等地名背后的历史密码，并以此探讨地理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深层互动。而贯穿全文的一根红线，正是涂文彬先生的那阕沉郁顿挫的《水调歌头》——词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处，俯瞰汉江东流，他的每一句疑问，都将在历史深处找到浩天的回应。

“一目千秋扫过，史地两茫然。”

词人的第一重茫然，来自地理的巨变。倘若没有《水经注》的记载，今人几乎无法知晓汉水在均州曾经有过一次惊天动地的改道。

《水经注》载：“汉水又东，为句澨。”句者，曲也；澨者，水滨也。所谓“句澨”，正是汉水在均州一带形成的巨大弯曲水道。据本文所附“疏”文详考，古时的均州城所在地并非如后世所见的一片平陆，而是与对岸山梁连为一体，形成南北交错的高低冈梁，江水在此盘曲回旋，形成渊薮草泽。

这一地理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两大天然屏障：

关门岩

与

龙山

。

关门岩如同一道天然高坝，横亘于江中，迫使汉水在此回旋积聚，形成上下两个“山塞湖”库区。上库区自关门岩、石河铺西北，至白虎山、应山庙东南，面积广达二十余平方公里，成为江滩沙洲；下库区则更为辽阔，七里屯、朱家台、炮山、石板滩等地皆在其中。疏文作者经过反复探索发现：“关门岩数公里自然生成的长冈，酷似人工筑起的高坝。”

“往事后人记，变数总生烟。”

词人感叹历史记载总是扑朔迷离，而地理的变数更是如烟如雾。事实上，正是这种“塞湖—淤积—下切—豁扩”的循环，最终导致了汉水的改道。经过万千年的洪发淤积与水流冲刷，关门岩等低凹之口不断下切，江水终于另辟蹊径，直泻东流。

在汉水改道的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符号，莫过于“沧浪洲”。

《水经注》明确指出：“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此“县”即武当县故城。庾仲雍《汉水记》称之为“千龄洲”，郦道元则认为“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

疏文作者进一步指出：南北朝时期的沧浪洲即今漓门滩之洲，而明清时期均州城北的沧浪洲，则是汉水改道之后形成的新洲。也就是说，

沧浪洲“漂移”了

。

这一地名嬗变，折射出地理环境对文化记忆的深刻塑造。当河道改变，洲渚迁移，后人仍以“沧浪”名之，既是对经典的尊崇，也是对故地的情感维系。正如疏文所言：“山川河流数千载的变化，不同时代人们对地名的称谓自然也有差异。”

全国有多处冠以“沧浪”名号者，《尚书·禹贡》称“汉水又东为沧浪之水”。若按字面，从安康至襄阳近八百公里的河道皆可称沧浪，但郦道元偏偏在均州这一小段做出具体定位。为什么？因为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沧浪”——

水曲洲长，渔歌互答，正是《孺子歌》所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的典型意境。

地名，成为历史变迁中最顽固的符号。词人所谓“阅尽堆中故纸，询遍冥间旧主”，不正是对这种追寻地名真相的艰辛写照吗？

如果说汉水改道是自然之力，那么“平阳”之名的出现，则是人类在历史洪流中的一次文化反叛。

“奉书典，随圭臬，怎超前？”

词人质疑：一味遵循典籍和规则，如何能超越前人的局限？而平阳川的故事，恰恰是一次“超前”的文化实践。

郦道元《水经注》载：“汉水又东，平阳川水注之，水出县北伏亲山，南历平阳川，迳平阳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平阳川、水者，乃曩日响河店夼坪和响水河也。伏亲山者，乃今之方山、青塘岭大坡是也。

“平阳”二字，原指山西临汾。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乱。大批北方士族、百姓纷纷南迁，其中有一支来自平阳的流民，以“部曲”形式整体迁移至汉水北岸的响河川一带。他们原本以为只是暂避战乱，不料“五胡入主”，战火不息，朝廷南迁，归乡无望。

东晋成帝初年（326年），为安抚这批流民，朝廷在此

侨置

“平阳郡”、“平阳县”，以故土之名，慰藉流亡之心。自此，“平阳”二字，便在汉水之滨扎下了根。

这一侨置政策，并非孤例。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大量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安置北来流民。其目的有二：一是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二是保持对北方的政治宣示，暗示故土终将收复。平阳县的设立，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然而，侨置并非长久之计。随着时间推移，流民后裔逐渐适应当地生活，与土著融合。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朝廷进行

“土断”

，将侨民所居之地正式划归其所有，标志着侨置向实土的转变。此后，平阳县历经兴废，最终于唐武德元年（618年）再度设立“平陵县”，七年后又省为“平陵镇”。

从平阳到平陵，从侨县到实镇，这条川流不息的河，见证了一个流亡群体如何在他乡重建家园，如何在异土延续故土记忆。

一个地名，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流亡史。

如果说南北朝是平阳川的政治起点，那么宋代则是其经济高峰。

“袖出轩辕意旨，喝令当方举认。”

词人笔下有一种豪迈的“干预”姿态——而宋代平陵镇的商人、船夫、手工业者，正是这种干预现实、创造繁华的主角。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乡村市场日趋活跃，中国最早的“镇”由此诞生。平陵镇，作为均州北部的商业中心，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州治均州城。

《元丰九域志》记载，湖北省共有88个经济强镇，鄂西北郧属地仅三处：竹山宝丰、房县平安关、均州平陵。

平陵镇赫然在列

，足见其经济地位之重要。

更为关键的是，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岁末，华州学士李廌由老河口北上，欲登武当山。他在平陵镇歇宿十日，正月初一方上山。他在《武当山赋并序》中，对平陵镇的市井繁华有细致描绘，却

一字未提均州治所

。

为何舍州治而就乡镇？疏文给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解释：

此时的汉江尚未彻底改道

，均州城所在的二十里长梁“经常处在四面江水围裹之中，船行维艰，陆路时断”，区位优势尽失，繁华程度反不如平陵镇。

这一现象，揭示了地理环境对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影响。均州城因水而兴，亦因水而衰。当河道淤塞、水路不畅，州治的行政地位也无法挽救其经济凋敝。而平陵镇，凭借其位于古河道侧畔、舟楫易泊的优势，反而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

然而，随着汉水最终改道，平陵镇的水运优势逐渐丧失，繁华亦随之消退。今日的习家店、蒿坪一带，依稀可辨古河道痕迹，但平陵镇的街市、店铺、码头，早已湮没于荒草与泥沙之中。响水河不再响，平阳川不再平。

汉水在均州一带的改道，究竟发生在何时？这是全文最核心的技术问题。

“澄碧起波澜。”

词人以诗化的语言描绘水落石出、真相浮现的那一刻。而改道的时间，正是我们需要“澄碧”的历史真相。

疏文作者经过多方考证，提出一个大胆而合理的推测：

改道始于两宋之际，彻底完成于元初。

其理由有三：

第一，泥沙淤积的自然进程。

两宋七百年间，汉江发生大的洪发320余次，加之两岸山林因移民增多而被大量开垦，水土流失加剧。至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古河道已与七里屯、朱家台、均州城址一线的长梁高度持平，洪水四溢，低凹处已可“挽裤而过”。

第二，军事史实的旁证。

南宋后期，金兵轻易破均州、掠房州，蒙古军亦多次南下。宝佑三年（1255年），南宋欲在龙山建城以御蒙军，说明当时龙山一带已成陆地，而非水中孤岛。

第三，元人治水的关键作用。

“元人最善治水”，乃史所公认。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各地大兴水利，汉江诸多险滩得到整治。琵琶滩、铁炉滩的疏浚，使郧阳、均州两城减轻了洪水压力，为明代筑城创造了条件。而铁炉滩十数米的落差，正是改道后江水直泻的关键。

疏文作者更进一步指出：

元人的治水功绩，因明初“禁令对蒙元的宣传”而被湮没或张冠李戴。

例如，铁炉滩水底铁圈被附会于龙山的禹王庙等。这一论断，既是对历史真相的追索，也是对民族偏见的有力驳斥。

“来去清都里，不屑列仙班！”

词人以超然姿态结尾，暗示真正的智者不依附于任何权威。同样，历史的真相也不依附于后世的附会——元人的功绩不应被抹杀，自然的变迁不应被神化。

均州一带，不仅是一条河的变迁史，更是一片战火纷飞的土地。

据《后汉书》记载，王莽地皇三年（22年），绿林军王匡、王凤、马武等部进兵南阳郡，在今均州水下的牛场、临江桥、静乐宫东侧各扎一营寨，便于机动策应。这三座营寨，后被后人称为“三王城”。

十余年后，东汉建武年间，另一枭雄延岑拥兵蓝田，自称“武安王”，为汉将冯异所破，率部南走武关，进入南阳，又为汉军追击，败逃至均州，在原绿林军营寨基础上重新筑围安营，不久再为汉军所破。此地遂有“延岑城”之名。

三王城、延岑城，既是战争遗址，也是政权更迭的地理印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武当县的治所

，也在这片区域频繁移变。秦汉时在关门岩北，三国魏晋时先后设于三王城等处。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在此拉锯，归属不定，甚至有“遥领”之举，即名义上设立官员管辖，实则无法实际控制。

《水经注》称设于牛场的武当县为“故城”，正反映了这种频繁移治的历史。治所的移动，既是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战争形势的逼迫。而这一切的背后，地理环境——尤其是汉水的走向与洲渚的分布——始终是决定性因素。

均州之所以闻名，不仅因其地理变迁，更因其作为武当山的门户，承载了真武大帝信仰的传播。

然而，疏文作者通过对李廌《武当山赋》的细读，提出了一个

颠覆性观点

：北宋中期以前，武当山的道教地位尚未确立，真武信仰亦未形成。

李廌在赋中详细描述了武当山的山川形胜、宫观建筑，却

无一字提及真武大帝

。他所见的《均州图经》，亦无真武之载。直到二十多年后的徽宗宣和年间，紫霄宫方才落成，真武大帝才有了其圣坛神殿。

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认知中“武当山自古为真武道场”的神话。疏文作者明确指出：“有关真武的仙迹神事、净（静）乐的传说、‘非真武不足以当之’及其诸多宫观建筑，俱为后世附会之举。”

这一论断，并非否定真武信仰的价值，而是揭示其

历史建构的过程

。宗教信仰，从来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为真武大帝加号，敕建五龙观、威烈观，是官方推动；徽宗、理宗时期的进一步加封，是政治需要；元明两代的大力弘传，更是将武当山推向顶峰。

而这一切的起点，恰恰是

汉水改道之后

——均州、武当山的地理格局趋于稳定，交通便利，香火日盛。地理环境，再次成为文化传播的基础。

今日的均州，已沉入丹江口水库之下。平阳川、响水河、平陵镇、三王城，皆已成为地图上消失的名字。

然而，历史并未沉没。

《水经注》的字里行间，李廌的赋文之中，《元丰九域志》的经济榜单之上，仍能听到那条河的流淌声，看到那座川的繁盛景，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在自然与历史的夹缝中顽强生存。

汉水改道，是一条河的自然选择；平阳侨置，是一个民族的流亡与坚守；三王城、延岑城，是战争与地理的纠缠；真武信仰的兴起，是文化符号的历史建构。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均州平阳川的千年历史密码。

“来去清都里，不屑列仙班。”

词人的结句，既是对功名利禄的超脱，也是对历史真相的致敬。真正的历史探究，从来不是为了附会某个神话、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为了在泥沙俱下的记载中，打捞出真实的碎片。

当我们拨开迷雾，还原真相，那些沉没的城池、改道的河流、消失的地名，便会重新浮现——它们不再是沉默的废墟，而成为我们理解过去、观照现在、启迪未来的明镜。

历史的价值，不在于神话的附会，而在于真实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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