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古今：汉水故道与平阳故城●均州历史地理钩沉

均州平阳川水调歌头一阕附疏

晋代兴侨县，曩日响河川。一目千秋扫过，史地两茫然。阅尽堆中故纸，寻遍冥间旧主；雾水愈颟顸。往事后人记，变数总生烟。

奉书典，随圭臬，怎超前？启开封塞真相，取证辨愚贤。袖出轩辕意旨，喝令当方举认；澄碧起波澜。来去清都里，不屑列仙班！

【疏】：倘若没有《水经注》，在前无古人探究记录、今又沉入库区之中的情势下，汉水在均州的改道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据《水经注》之载，于此仅做简要阐述：隋唐之前，今水下均州城所在地原是与对岸山梁连为一体的，海拔差同，且有山垭，由北向南坻出二十余里，与关门岩自然生成高低两道冈梁，似门扇西东横埂，北南交错，江水盘曲，渊薮草泽，故《左传》以“句澨”名之；江流自关门岩北，经响水河、沧浪亭南到此受阻，积聚回转，返顺关门岩南向，纳八里川黄沙河，又经望城岭下周家湾牛场，牛场的土围古遗址即汉魏的三王城、延岑城、武当县治；再南收罗汉沟溪，于土桥北转而向东，会同曾水流出铁炉滩、龙巢山。“句”者，勾也，弯曲之义；“澨”者，涯岸水滨之处也。若后世汉水改道直流，均州至草店除曾水和几条山溪外，一大片陆地，何来此名号耶？

余经多次反复探索、察考，发现远古时由于关门岩、龙山的拦阻，汉水在这一地带形成上下两个“山塞湖”库区；尤其是关门岩数公里自然生成的长冈，酷似人工筑起的高垻。经万千载洪发的淤积，冲涮，随着岩、山低凹之口的不断下切、豁扩，上库区自关门岩、石河铺西北，白虎山、应山庙东南成为面积广达二十余平方公里的江滩沙洲；而龙山塞湖形成的下库区沙陆面积更为长大，七里屯、朱家台所在南北冈梁、大小炮山直到石板滩、草店等陆地于库水泄消后俱裸露挺出但仍在山围水绕之间。从黄家湾、红石坎西、双树、彭家河、黄沙河口等旧、新石器遗址来看，此间很早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据地理变迁及史料分析，石板滩之上旱庄的土城遗址大有可能是南蛮一个较大部落，先秦时楚设武当县应即于此。秦汉时，这里的河道走向一如上述，沿江两岸人烟荟萃，舟楫往来日益频繁。

据《后汉书》：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春汉下云杜绿林山新市义军王匡、王凤、马武（武与王常共属一部）兵进南阳郡，在今之水下的牛场、临江桥、静乐宫东侧各扎一营寨，便于机动策应，七月即转而攻随，匡、凤、常三人本王姓，又曾被更始帝各封为“王”。今京山县尚有三王城遗址，乃绿林义军始据地也。延岑者，亦乱世一枭杰也。东汉刘秀建武二至四年，延岑拥兵蓝田暴乱三辅，自称武安王，为汉将冯异所破，率部自武关走南阳、掠顺阳，又为汉军追击，败逃到此，在原绿林义军寨的基地重新筑围安营，不久，再为汉军破之而奔往汉中。此即后世所谓的三王城、延岑城之来历。武当县治所也常移变，秦汉时在今关门岩北，三国、魏晋时就先后设置于“三王城”等处。南北朝双方不断拉锯，归属不定，各有“遥领”之举，故《水经注》称设于牛场的武当县为“故城”。

冠以“沧浪”名号者，全国有多处，此不赘述。按《尚书·禹贡》和《水经注》之说：汉江自嶓冢山出而“导漾水，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权当是从安康以下东流至襄阳全为沧浪之水。那么是否可以说这一线近七、八百公里的河道如积有渚洲俱应称为沧浪洲呢？此题大可商榷。

然《水经注》在这里明确道：“县西北四十里，汉水中有洲，名沧浪洲，庾仲雍《汉水记》谓之千龄洲。非也，是世俗语讹，音与字变矣。”县者，指武当县故城也。沧浪洲者，今均习公路过江大桥之下江中有大沙洲名漓门滩者即是也。

其实，庾仲雍称千龄洲也不错，此大沙洲很可能在商周、亦或更早就已形成。有关地名“世俗语讹，音与字变”，乃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普遍现象，在郧阳即不胜枚举。余以为；由于山川河流数千载的变化，不同时代人们对地名的称谓自然也有差异。就沧浪洲而言，漓门滩之洲是南北朝时的称谓，而原均州城北的沧浪洲乃是汉水改道之后明、清时人们认可的地名。就三千里汉江而论，江流在郧属域内最为盘曲，“似九回肠”毫不夸张！仅三百余里就有郧县五峰、柳陂、旧均州三处大改道，数旧均州这里时代最晚，泥沙淤积抬升渐变过程时间最长。从两宋之际靖康、建炎年间金兵轻易破均掠房和南宋后期宝佑三年欲在龙山建城以御蒙军等史实推测，汉水在旧均州所在地改道始于“两宋”，而彻底改道应在元初。

其因：一是移民渐多，两岸山林次第开垦，加重了水土流失；史载，隋唐五代两宋七百年间汉江大的洪发就有320余次，加速了这一带川坪泥沙的淤积抬升；宋初古河道塞填已与七里屯、朱家台、均州城址一线北坻长梁高低差平，洪发水漫四溢，沧浪亭南的连岭冈梁凹处已流浅水，平时可挽裤而过，此乃北宋神宗熙宁时全国性兴修水利治理疏掘之果，但未彻底。

二是“元人最善治水”，乃史所公认。不排除用人工开凿原本低矮的土石梁垭使江水直接南流东下铁炉滩的可行性，且疏浚通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故势在必行正其时也；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各地治理修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汉江上的诸多险滩，各县乡数不清的塘坝溪堰等；正是由于对琵琶滩、铁炉滩的大力整治，方使得郧均两城旧址大大减轻了过泄洪水的压力，为明代先后从容筑起砖石之城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民族歧视，明初即禁令对蒙元的宣传，以致元人在各地不菲的政绩被完全湮埋或张冠李戴；铁炉滩水底铁圈标示附和在龙山的禹王庙等盖其例也。

回头说来，也正是因有均州城古址东侧连岭的阻拦方使汉水在这一小范围形成回漩，积成沙洲，其后因铁炉滩有十数米的落差，阻梁豁开后，江流渐次冲激拓展、波刀不断击磨切割，阻梁成河床，基座逐渐低扩，才保留显露出了明、清时的沧浪洲。

书归正传。郦《注》云：“汉水又东，平阳川水注之，水出县北伏亲山，南历平阳川，迳平阳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平阳川、水者，乃曩日响河店夼坪和响水河也。伏亲山者，乃今之方山、青塘岭大坡是也。海拔478米的方山，因其山顶全是白火石覆盖，日照泛光，后世以“晴雪”喻之，然古时俗称浮山、晃山，似飘浮晃荡于碧野清江之上。

抑或当年郦道元乘舟江上，舟子遥指北岑，介说是浮山、青岭，郦公记时合二为一，遂书写成“伏亲”，亦一“世俗语讹，音与字变”例者也。俗呼的“晃山”渐被讹变为“方山”更属正常现象。此地川水以平阳名之，更是颇有来历。史载：晋“永嘉之乱”逼使大批北民纷而南来，山西临汾（古称平阳）之民流寓于此；这批流民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所谓“部曲”组成，部曲大小有几十、几百及上千家不等，属整体移迁。始欲躲乱暂居，不料“五胡”入主，战火不息，朝廷南迁，终难回返。

东晋成帝初（326年）为安抚，在此侨置平阳郡、平阳县，其地域即以响河川为中心含今习家店、蒿坪一带，平阳之名由此产生，平阳郡、县皆设置于响水河两岸汉江之侧。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将原东晋设置在襄阳的始平郡上移武当，这里的平阳郡撤县留，归始平郡辖。十年后的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将在此间生活了近一百五十年侨居之民附近的山林田园土地登记造册划归所有，史称“土断”。梁武帝萧衍太清元年（547年）改原在郧乡设立的齐兴郡重置兴州，省始平郡及平阳县。

屈指算来响河川设立平阳县已历二百二十二年，川名平阳可谓久矣。然县虽撤，精华犹在，重置甚易，故七十余载后的唐李渊武德元年，为绥抚当地豪强又于此设立平陵县。七年，局势稳定又省，省县称镇，名平陵镇。历晚唐、五代，虽经频繁更迭，时有兴废反复，平陵镇始终保留着繁盛，盖因其东南的阻梁使此形成一泓江潭便于舟楫停泊之故也。

北宋时商业、手工业空前发达并普及乡村，促进了农村的市场经济，中国的乡镇就此产生。这里的平陵镇自然更为出色，其繁华超过均州。《元丰九域志》名列经济排行榜的乡镇湖北省有88个，鄂西北郧属地仅三处，分别是竹山宝丰、房县平安关和均州之北这里的平陵。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岁末，慕认苏轼为师的华州学士李廌由酂（老河口）到此，越年正月初一登武当，期间十日，往来即羁旅歇宿于平陵镇市，挥笔写成《武当山赋并序》。

细阅其文，可得出如下论点：

1、州治在南，平陵镇居北，李廌为何舍近求远，舍州治馆堂而就村镇店铺？《赋》中无一字语涉均州治所（当时无城）之貌，何耶？一州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难道不及一乡镇？这只能说明汉江于此时尚未彻底改道，均州所在的二十里长梁经常处在四面江水围裹之中，船行维艰，陆路时断，州治的区位优势尽失，制约了州治所在地的发展，甚尔有些糟糕，其热闹确不堪同平陵镇街市相比。

2、武当山的道教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尽管前有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为真武大帝加号并敕建了五龙观、威烈观，但武当山上下此时俱无真武庙庑。李廌所见的《均州图经》也无真武之载。廌《赋》二十多年后的徽宗宣和年间，山上的紫霄宫方落成，真武大帝才有其圣坛神殿。说明有关真武的仙迹神事、净（静）乐的传说、“非真武不足以当之”及其诸多宫观建筑俱为后世附会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