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官窑” 竟是古今的误读

凡谈及官窑必绕不过两部南宋典籍：《负暄杂录》 《坦斋笔衡》， 二者差异虽不大，却导致后世的理解大相径庭，至今难以求同。其中《坦斋笔衡》因有 “京师” 和 “故京” 的前后互证，一直成为讨论官窑的主流版本。而“京师”在古汉语中也确实具有指代汴京和朝廷的双重性，“京师”和“故京”在指代地名汴京时又有趋同，增添了讨论时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官窑有一个重要的、近千年的认知就是黑胎特征，有“惟尚铁足，以他处之土咸不及此也（《博物要览》）”之说。而恰恰是，龙泉黑胎是当时的唯一存在，这是汴京不会产生“汴京官窑”的最大的软肋， 除非是全面否定千年以来官窑是黑胎的事实，如认定张公巷窑是宋金官窑，很难被国人认定。

附原文：“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 宣政 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 ，名曰官窑。中兴渡江， 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 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 ， 造青器，名内窑 ， 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

“遂命”也包括江南龙泉县窑

从本朝、京师用语口吻看，遂命发出者非徽宗莫属。 “ 遂命 ” 催生了汝窑和官窑。 “ 遂命汝州造青瓷 ” 中的汝州是指汝州窑，是窑以州名。该窑早在哲宗时期就已烧制贡瓷，风格介于越窑秘色和五代耀州之间。清凉寺汝窑考古报告所指的 “ 早期汝窑 ” 应就是哲宗时的汝州窑的贡烧产品，是叠压在汝窑遗址之下的，因主要保护上层汝窑址没有对汝州窑深入发掘。可见汝窑才是所谓的 “ 汝州新窑器 ” 。原有的河北、唐州、邓州、耀州窑都参与了遂命烧造或选拔， “ 汝窑为魁 ” 是徽宗遂命烧的选拔结果，汝州窑与汝窑之间是前后取代和更名关系。

“ 江南则处州 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中的“则”字说明，龙泉县窑也参与了遂命烧制 。 龙泉县窑是窑以县名的南方窑口，该窑北宋初年曾助吴越国烧秘色贡瓷，吴越灭国后，继承了秘色瓷的衣钵。京师自置窑的原因是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才有自置窑。中兴渡江后， “ 有 邵成章提举后苑 ，号邵局，袭徽宗 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 ，后苑是建都的皇家御园，修内司是专职皇家修缮机构，邵成章“提举后苑”是因建内苑级别升格，徽宗遗制是指官窑体制， “ 置窑于 ” 则表达窑务管理归口修内司，官窑也因此更名为内窑。 “ 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 说明官窑 内窑的境界是在南宋早期达到巅峰。而 “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 ” ，表明是内窑被放弃（终结）。有学界考证郊坛下窑的建窑时间是高宗的绍兴纪年的中后期。从窑址中存在大量的黑胎仿官地层的上层是南宋龙泉窑，从叠压关系看，是内窑的终结与南宋龙泉窑的崛起是同步的。那么，内窑为何终结？显然有南宋出口经济的刚需因素，但主要原因应是南宋早期的龙泉仿官泛滥，修内司管理失控造成的。

对 “ 京师自置窑 ” 的误读

该句的误读点是京师（指代地名汴京）是否可作为自置窑的行为主体。在古典籍中，“京师”，确可指代汴京（都城）的地理名称。如《公羊传》： “ 京师者，天子之居也。 ” 可做地点状语和地点主语。“京师”也可指代朝廷、中央、天子。如《史记》：“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做主语使用。对 于“自置窑” 行为动作，能做这个动作的，只能是朝廷、内府、皇家、天子。地理上的汴京是不能自己置窑，不会下命令，不会出钱。可见“京师（汴京）自置窑”语法不通，地点不可能当施动者，把京师 = 汴京当施动主语，这在古语法上是硬伤。而将京师（朝廷）作为“自置窑”的主语更符合古文语法。也符合全文的逻辑。实际上，早在明代的《博物要览》就有： “ 宋修内司官窑在杭凤凰山下 ” ，这是间接认定北宋 “ 汴京官窑 ” ，清《景德镇陶录》提到： “ 汴京自置窑烧造。 ” 民国《饮流斋说瓷》： “ 官窑，宋大观、政和间在汴京所造。 ” 可见明清两代都有人在误读。

无论是肯定或否定官窑在龙泉的存在，你都必须面对传世的官窑、哥窑与窑址的龙泉胎、龙泉黑胎的比对研究，那是绕不过去的坎！如果再扩大一点，将北方胎和南方胎做比对研究，你会发现“汴京官窑”真的是子虚乌有。对传统眼学来说，这是跨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