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大树 | 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

在宋代的陶瓷生产当中, 存在着民窑 、贡窑( 亦可称为官窑) 和官窑( 应该称为御窑) 三种管理体制 。官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窑口, 代表了始于宋代的一种新的制瓷业中的生产管理体制 ———御窑 。与我们通常所说的, 以汝窑为代表的, 官府订货并设官监烧, 仅将部分产品供官府使用, 其余产品仍可出售的官窑概念不同 。御窑是宋代制瓷业中最受人们重视的生产窑场之一, 从寻找这些窑口, 到研究其生产特点, 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本文拟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的实物, 就宋代的官窑谈两个问题 。

宋代官窑生产的主要特点

关于官窑, 最重要也最常被学者们引述的文献材料是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所引南宋人叶 《坦斋笔衡》的记载和《说郛》中所录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中的记载 。两书的文字大同小异, 虽然都只有几十字的记载, 但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录文如下 :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29“窑器条” :“宋叶 《坦斋笔衡》云 ……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 名曰官窑 。中兴渡江, 有邵成章提举后苑, 号邵局, 袭故京遗制, 置窑于修内司, 造青器, 名内窑, 澄泥为范, 极其精致 。油色莹彻, 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 比旧窑大不侔矣 。余如乌泥窑 、余杭窑 、续窑皆非官窑比 。”[1]

《负暄杂录》与《坦斋笔衡》所说大致相同,只是改称“袭徽宗遗制”, 而关于时代则记为“宣政间”[ 2] 。

从这两条宋代的文献中我们知道, 宋代曾先后建有三处官窑, 即北宋官窑, 南宋先建的修内司官窑和后建的郊坛下官窑 。曾经有一度, 由于长时间寻找修内司官窑而不见, 有些学者就怀疑修内司官窑根本是不存在的 [3] 。但最终老虎洞窑的发现证明这些记载是可靠的 。尤其是老虎洞窑发掘品整理时发现的有“修内司窑置”款的荡箍, 更进一步证实了这处窑址就是南宋的修内司官窑( 图一)[ 4] 。

图一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修内司”铭荡箍

通过发掘杭州老虎洞窑址, 对于我们理解和诠释《坦斋笔衡》的记载, 进而了解宋代御窑的生产特点和管理体制提供了详备的资料 。我们看到, 这条文献的记载大都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可谓句句有典 、字字有据, 相当忠实地反映了宋代官窑的生产情况 。以这条文献为主线,结合考古发现的资料, 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御窑的特点, 大体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

( 一) 官窑是由官府设立并掌管的窑场, 是内侍官兼职提点 、提举等职, 即由为皇帝服务的内侍官 ———太监来兼职提举, 准确地说是由入内内侍省都知邵谔统领的专门从事礼制性器物和宫廷用器生产的邵局建立并管理的, 进而可知其产品应主要为国家重大礼制性活动上使用, 即其产品应主要是祭器或供器, 所以又称“内窑”[5] 。

《坦斋笔衡》中记 :“中兴渡江, 有邵成章提举后苑, 号邵局, 袭故京遗制, 置窑于修内司 。”关于邵成章, 据许多学者的考证, 此处所记应为邵谔之误[6], 这一点已被学者们普遍接受 。关键是邵谔和他统领的邵局主要制作什么, 《研北杂志》记 :“宋绍兴中, 秦桧修礼乐, 以文太平, 用内侍邵谔主之 。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 谓之邵局 。故浑仪礼器犹铸谔姓名”[7] 。另外, 《密斋笔记》载 :“秦桧修礼乐 、文太平, 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 人呼为邵局 。今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姓名 。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 是欠名儒讨论 。”[ 8]此处所记的“礼乐之器”应该都是与国家的礼制性活动密切相关的, 是在南宋初百废待兴之际对礼制性活动中使用的所有用具的研制 、 恢复和制作 。其他文献也记载邵谔曾参与制作浑仪和车辂仪仗[ 9], 并且实实在在地参与了郊祀大典所用乐器的研制[ 10], 以及其他各种丝绸 、 漆木等用具的制作[ 11], 官至入内内侍省都知或都都知, 直至绍兴三十二年( 1162年) 被罢免[ 12] 。说明邵局是以制作礼乐器为主, 而且多是一些最重要的礼器, 既然是“百工皆隶之”[13], 应该是负责承造各种质料和工艺的礼制性用器, 也负责宫廷的“ 铺设什物帘额”等的制作 [ 14] 。邵局下属的内窑, 即为“百工”之一, 其产品应该主要是用于官府或宫廷的礼制性活动的器物 [15], 在文献中, 未见邵谔主持制作过除礼乐器以外的其他器用 。制作陶瓷祭器的分工是给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 讨论, 内侍王晋锡负责具体制作[16] 。有学者认为邵局仅仅参与了浑仪的制作, 短时间参与过车辂仪仗的制作以外, 并未参与制作其他礼乐器 [17], 而且尽管王晋锡也是内侍, 但在制作礼器方面与邵谔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 。上引文献足以说明邵局确实参与了浑仪 、车辂仪仗 、乐器以及铺设什物等多种器具的制造, 而且车辂仪仗的制作还涉及玉器 、旌旄等多种物事的制作 [18] 。王晋锡作为邵谔的下属, 许多事情都是两人共同完成的 。如两人共同为皇太后殿宇制作铺设什物 [19] 。另外, 根据《宋史》卷八十三, 《乐五》的记载“时( 绍兴十五年) 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 20], 同样《中兴礼书》还记载了王晋锡官居“修内司承受提辖”, 在绍兴十六年指挥他属下的机构制作乐器[ 21], 这恰可与内窑隶属于修内司的记载相对应, 而且表明段拂 、王 、王晋锡的组合不仅仅讨论 、制作祭器, 同时也参与制作乐器 。推而广之, 他们很可能涉及制作所有种类的祭器和供器 。而在新乐器制作完毕, 向高宗申请派乐正校正乐器的则是邵谔[22] 。文献中不能一一记述邵局所制作的所有种类的器物, 但应该能说明礼器局还是在邵谔的统领下, 属于邵局的一个机构 。其实, 邵谔 、邵局和王晋锡并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 重要的是内窑产品的性质 。

从老虎洞窑出土的器物看, 有一些仿古代青铜礼器或玉器造型的器物, 如尊( 图二) 、觚 、琮式瓶 、鼎式炉( 图三) 等, 在宋代, 这类器物已经从古代用来盛放祭祀用品, 即所谓礼料的器皿发展成在供祭祀的对象( 祭主) “位”前陈设的器物 ;还有一些器物可以明显地看出是在祭祀和供奉活动中盛放礼料和供品的, 如大墩碗( 图四) 、供碗( 图五) 等 ;但同时还有一些是日常所用的器物, 如碗 、盘( 图六) 、瓶( 图七) 、盏托( 图八) 等, 有学者认为其不应属于礼器[ 23] 。以前, 笔者和其他学者都曾论述过内窑的产品应该是礼器局生产的陶瓷祭器[ 24], 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 笔者在早期的文章中曾认为内窑生产的均为南郊大礼所用的陶瓷祭器, 是有失偏颇的[ 25], 以后, 笔者强调了内窑的产品应为“礼器”[26], 其不仅仅限于南郊大礼所用的祭器, 而是包括了在不同场合使用的 、属于国家行为的礼制性活动中使用的各类器物 。根据宋代文献, 许多应该属于“时器”[ 27]或“燕器”[ 28],但都应该是用于礼制性活动的祭器或盛放供品或“礼料”的器具, 甚至这类器物本身就属于礼料的范畴 。《中兴礼书》卷八《吉礼八 · 郊祀礼料二》记载 :“( 乾道三年九月) 十四日, 礼部太常寺言 :勘会今来郊祀大礼前二日朝献, 分诣景灵宫, 祖宗帝后神御前行礼 。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十七合, 乞下入内内侍省, 请降其合用供养茶酒果 。乞下翰林司, 依四孟朝献例排办施行 。所有青辞( 瓷) 、祝文候车驾行礼毕, 出景灵宫门, 本殿干办官监视焚燎, 其合用燎草 、蜡烛 、香火 、香匙 、合拜席 、褥, 乞令景灵宫主管所指挥逐殿排办 。诏依 。( 小注 :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司, 契勘昨在京日每遇四孟, 车驾诣景灵宫朝献所有器皿仆物系本宫将所管器皿并神御前酌献酒果等行下所属供纳, 赴本宫一面管设排办 。昨缘景灵宫神御在温州, 当时本司承指挥下文思院等处制造到合用器皿什物, 令本司铺设排办 。今来神御已到行在, 今准景灵宫主管所取索本司见管器皿官物赴本宫收管) ”[29]从这段记载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 景灵宫中所用的供器为青瓷器, 也即文中小注中所云“器皿仆物”或“器皿什物”之属 。而这些器物恰恰是由入内内侍省制作的 。第二, 这些青瓷器盛放的是“茶酒果”等礼料, 因而这些器物自然会包括茶酒用具 。第三, 这些青瓷器在每次朝献结束后, 其存放收管视同礼料等供品, 因此其具有相当神圣性, 也就是后面要说的两个特点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 30] 。换言之, 这些器物虽然造型与一般日用器相同, 但使用功能却是礼制性活动中的供器 。这里还应该强调的是,内窑的产品在供应礼制性活动使用之余, 后期也不排除被宫廷用于日用的陈设 、佛事等功用 。但此窑场初建的用意应不是为了满足宫廷尤其是帝王个人的玩好[31]。

图二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尊

图三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鼎式炉

图四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大墩碗

图五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供碗

图六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盘

图七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长颈瓶

图八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盏托

老虎洞窑址发掘清理出来的作坊都是用临安城宫城 、衙署和御街使用的专门的澄泥砖( 香糕砖) 制造[ 32], 清理出来的窑炉也是用专门生产的新砖砌建的( 图九) ,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发掘的古代窑址中绝无仅有[ 33] 。而且窑址所在的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条狭长溪沟的西端, 一处约 2000 余平方米的称为老虎洞的山岙平地处, 这里此前并没有任何窑业基础 。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点平地起建一处窑场[ 34], 充分体现了官方营建, 不计成本的特点和皇家气派 。

图九 老虎洞窑址素烧窑炉

( 二) 由于官窑的产品都是供礼制性活动使用的, 因此在生产中非常讲究, 精工制作 。官窑的产品是青瓷器, 用澄泥为范制成 。《坦斋笔衡》云 :“置窑于修内司, 造青器,名内窑, 澄泥为范, 极其精致 。油色莹彻, 为世所珍 。”以前, 学者们对这句十分重要的描述并未予以重视, 甚至不明其意 。事实上, 在老虎洞窑发现以前, 人们是很难理解此句的含义的 。现在, 这条记载被老虎洞窑的发掘资料所证实了 。

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器物大部分都有接足的现象, 从一般常见的碗( 图一一) 、盘( 图六) 类器物, 到相对比较复杂的长颈瓶, 小到掌中可托的盏托, 大到二三十厘米的梅瓶( 图一○) , 几乎件件器物都有接足或分段制作的情况 。尤其是南宋层早期, 许多器形与汝窑的器物十分相似或一致, 如圈足部采用薄而外撇的做法, 明显有仿制汝窑的迹象, 但不同之处在于老虎洞窑采用了接足的方式 。此外, 在一些碗盘类器物上, 发现有圈足的位置不在碗盘外部中心的现象 。上述情况说明, 这些器物是模制成形的 。至此, 通过老虎洞窑的发现 、发掘,我们才明白了“澄泥为范”是确有所指的, 老虎洞窑的器物大部分是模制成形的, 而且这应是老虎洞窑产品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

图一○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梅瓶底部

图一一 老虎洞窑址出土青瓷碗

在进一步探讨这一特点前, 我们必须先明确以下几点 :

1.老虎洞窑的模制器物并不仅限于器形复杂的器物, 如觚 、鼎式炉 、奁式炉等, 而是包括了碗 、盘等最常见的器物 。而且这些碗 、盘也并无花口 、瓜瓣腹等复杂的形制和印花装饰 。

2.碗 、盘类的器物采用模制成形的方法,不仅不能提高效率, 反而比拉坯 、挖足的方法费工, 难做 。因为先要分别用范模做出碗 、盘的上部和足, 再在其外部刻出凹槽, 然后将足插入凹槽用泥浆粘接 。其他如瓶 、盏托等器物也是一样, 效率比拉坯要低得多 。

3.老虎洞窑的器物未发现覆烧的痕迹, 窑址也未见支圈等覆烧窑具 。众所周知, 定窑 、景德镇等窑采用覆烧方法装烧器物, 因此要求器物要有基本一致的尺寸, 才能使装烧数量多,效率高 。这也是定窑多采用模制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 。

再对比其他窑口的情况, 汝窑就没有这种特点 。其碗 、盘腹壁优美的曲线, 高 、薄且外撇的圈足, 十足体现了对当时金 、银 、铜等金属器造型的模仿[35], 但这些器形完全是靠精心的拉坯和利坯( 修坯) 达到的 。汝窑 、南宋官窑前后相继, 又都被视为具有官府掌控或为宫廷服务的性质, 为何会有如此明显的不同, 这使我们必须从制度上来考虑 。

既然模制成形既不经济, 又不方便, 用范制器的原因就只能是为了达到尺寸上 、器形上的一致和规范 。宋代的官作制度有极强的尺寸和形制的规范要求, 对制法和产品质量有严格的规定, 即制作中有官方机构颁布的“法式”,尤其是与礼仪性活动和等级相关的造作, 无不如此 。北宋崇宁二年( 1103 年) 颁行由将作少监李械修撰的《营造法式》, 是官修的用以规范官式建筑的书, 其对官式建筑的各部分的制度和丈尺做了极其详细的规范,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官作的严格要求[ 36] 。遗憾的是现今并无祭祀用礼器制作的法式流传下来, 但从文献记载可见, 这样的法式是存在的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 ★载 :“宣和元年( 1119 年) 五月二十七日, 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 窃惟朝廷讲明祀事, 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 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 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 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蔽及臣前任知杭州日, 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 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不同, 恐失朝廷奉祀之意 。望下有司彩画式样, 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 。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 。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 令诸路州军依图样造, 内有铜者以漆木为之 。”类似的记载还有一些, 而且涉及的礼仪用具也不仅限于铜 、陶器皿 。《宋会要辑稿》礼二四之九 ★记 :“绍兴七年( 1137 年) 四月二十一日, 礼部太常寺言 ……将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 合用竹册四副, 并前二日朝献景灵宫, 合用竹册一副, 前一日朝飨太庙合用竹册一十一副, 欲乞并令工部依法·式·修制, 诏依 。”可见各类器物都在制作质量和尺寸方面有各自的规范 。同时, “法式”不仅如上引文献所述具有规范器物造型 、纹样等作用, 还在保证相关器物的质量和尺寸方面有严格的规定, 所谓“以法式查其良窳”[ 37] 。具体而言, 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制造礼器, 其年七月二十四日, 给事中段拂等据太史局所申, 选定进呈礼器, 《中兴礼书》对这些礼器有详细记载, 每件器物大体都纪录了质地 、重量 、详细的尺寸和功用等, 类似于礼器的法式 。以陶登和壶尊为例 :“登, 口径四寸九分, 通足高五寸九分, 深一寸四分, 足径五寸一分 。尔雅曰, 木豆谓之豆, 瓦豆谓之登 。”同样用陶瓷制作的一些器物还标有重量 :“壶尊, 重四 一两二钱, 高八寸四分, 口径四寸一分, 腹经六寸, 深七寸一分 ……凝土为质, 陶以为尊, 贵本尚质 。”[ 38]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 宋代关于礼器制作的法式, 包括了彩画的图样,与需要的器物相同的标本( 对于比较贵重的铜器是漆木制作的标本) 和用文字记述的质地 、重量 、尺寸等 。宋廷对各种礼器的尺寸有极为详细 、严格的要求 。试想这样严格的要求, 靠手拉坯来控制恐怕是很难达到的, 而用模制成形就不在话下了 。可见, 南宋官窑用“澄泥为范”是与其生产礼制性用器的性质密不可分的, 用范制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器物规范 、一致, 才能“极其精致” 。而这一点恰恰与汝窑不同, 因汝窑不具有完全由官府掌控并专为中央的祭典活动生产礼器的性质, 是生产宫廷所用日用器物的贡窑性质 。因此, 老虎洞窑所直接承袭的应是徽宗时所建“礼制局”下属“制造所”中的窑作的方式[39], 即北宋官窑的制度 。

关于“油色莹彻, 为世所珍”, 我们看到, 老虎洞窑的产品相当单纯, 全部是青釉瓷器 。釉色有粉青色和灰青色两种, 合格的产品都釉色匀净, 光洁温润, 釉面大多布满大 、小不等的开片, 尤其是小块开片, 密集并呈倾斜状开裂,称为鱼鳞开片 。工艺上的特点是器物的釉层匀而厚, 因此显得肥润, 宝光内蕴, 原因是老虎洞窑采用了厚釉工艺 。厚釉的工艺目前从考古发现看是北宋末期首先在北方的汝窑 、钧窑发明的[ 40], 并肯定为北宋官窑所采用 。它要求先要将瓷坯在不施釉的情况下素烧一遍, 这使得坚硬的坯体上可以多次施釉或承受较黏稠的釉,使釉层达到一定的厚度, 然后再入窑釉烧 。这种厚釉瓷器是中国古代青瓷生产中最重要的技术革新之一, 开后来官窑 、龙泉窑等釉色极美丽青瓷的先河 。这一点说明南宋官窑在工艺上继承了北宋末期制瓷业的新工艺, 而这种新工艺代表的正好是皇家的品味 。

( 三) 南宋官窑对生产的次品采取了特殊的瘗埋制度 。老虎洞窑南宋时期的器物极少出土于地层中, 而是集中出土于 24 个瓷片坑中,这是老虎洞窑相当独有的特点 。这些瓷片坑大体按时代顺序从早到晚有序地排列 。瓷片坑内堆积几乎都是纯粹的瓷片( 图一二) , 经过初步的拼对整理, 发现瓷片坑中出土的瓷片基本都能拼对成完整或可复原的器物 。瓷片坑大小相差较大, 大者如 H3, 长 2、宽 1.8、深 0.45 米, 出土上万片瓷片, 拼对出约 800 余件接近完整的器物( 图一三), 仅器形较大的梅瓶就有数十件 。小型瓷片坑则仅有千余片瓷片 。但无论如何, 这些坑都可看出有意埋藏的迹象 。

图一二 老虎洞窑址东南部瓷片坑区

图一三 老虎洞窑址 H3出土瓷片整理情况

前面讨论过, 修内司官窑生产的器物是用于礼制性活动的, 因此就可以理解瓷片放置的情况了 。首先, 这 24 个坑不是废品坑, 而是次品坑, 与一般窑址的情况不同, 是有意掩埋次品的现象 。这些瓷片坑有其特定的成因, 老虎洞窑生产的成品器物( 包括次品) , 应是在窑址范围内入库 。到一定的时间, 由有关官员前来对器物进行拣选, 取走合格品, 留下次品, 然后打碎后进行细致的掩埋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坑中的器物基本上都可以拼对成完整的器物 。而且可以明显看出每个瓷片坑中的瓷器并不是一窑所烧的 。

这种情况目前在陶瓷考古工作中仅在老虎洞窑和景德镇珠山明御窑场 的地层中 发现 [ 41] 。河南宝丰清凉寺 2000 年发掘的天青釉汝瓷烧造区, 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用于贡御的“汝官窑烧造区” 。此区亦发现了层状密集堆积的瓷片层, 出土了很多瓷片, 但这些瓷片并不能全部拼对上, 而且还夹杂有窑具 、石块等[ 42] 。所以这些堆积与诸多窑址发掘中清理的窑业堆积是相同的,而不是如老虎洞窑址这种打碎后有意集中瘗埋的次品坑 。老虎洞窑这些瓷片坑表现出两个特点 :第一, 表现了此窑场产品供中央政府礼制性活动使用的单一性 ;第二, 这种埋藏瓷器的方式具有专门用于掩埋礼器的特殊性 。

老虎洞窑的瓷片坑, 是专门瘗埋礼器的制度和方式 。《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载 :“( 绍兴) 二十三年二月十七日, 吏部郎中兼太常少卿沈虚中言, 仰惟陛下昭事上帝,登礼百神, 凡所以恭祀事者必蠲必洁, 惟是实设礼料醯醢之属, 制之藏之皆在市司, 虑其不虔, 望委有司随宜措置 。凡曰礼料市司造迄, 藏之斋坊, 仰称飨神之诚 。诏 :置光禄寺丞一员, 依在京例措置 。”这段文献记载了太常少卿提醒祭祀时用物应保持神圣性 。皇帝诏中所言的“在京”, 应指在汴京, 即北宋之例 。《宋会要辑稿》 礼一四之四一则记载 :“( 熙宁十年) 十月六日, 干当杂卖场周延年言, 昨东作坊退卖祭服簪环履 及三司斥卖长源玉配剑带, 臣窃谓, 凡祭祀之物转移他用, 则非所以尊奉神灵, 故记曰, 祭服蔽则焚之, 祭器蔽则埋之, 龟 蔽则埋之, 牲死则埋之, 示不欲亵也 。愿下礼官详定, 凡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灵之祀, 有器服之蔽者, 焚埋如礼 。从之 。”尽管这两段记载一指礼料的蠲洁 ;一是对待已使用过的礼器和礼料的处理方式, 但都说明了宋代君臣对礼制性活动中的用器在制作 、使用 、废弃 、处理等诸方面的严肃态度 。在礼器生产过程中, 将次品集中销毁, 不使其流入市场, 以保证礼器的神圣性 。这应是北宋后期才出现的一种制度 。迄今为止, 除了北宋官窑尚未发现, 其产品的保存 、拣选和处理方式还不得而知以外, 早于老虎洞窑, 或生产其他类陶瓷器物的窑址, 还未发现这种瘗埋成品中的次品的方式 。

通过以上结合文献对宋代官窑特点的总结, 可知宋代官窑的生产方式为“宫廷制场, 内府制样, 民匠造器, 士兵供役” 。即窑场是官府或曰宫廷设立 、管理, 产品为宫廷使用, 尤其是在礼制性活动中使用 ;产品的样式由官府根据需要给出 。初期应是礼器局经过讨论后制定的, 后来由礼部太常寺制定法式 ;具体从事生产的是官府招募的民间工匠, 在生产中从事粗重杂役性劳动的可能是修内司所辖雄武营的士兵[43] 。生产的方式为有令则供, 无令则止的方式 。即不是常年生产, 只是在需要时才生产 。老虎洞窑发现了三条龙窑, 两条是南宋时期的, 一条是元代的, 都没有长期使用的痕迹, 与老虎洞窑从绍兴十四年( 1144 年) 始烧, 到绍定年间( 1233 年) 停烧的近百年烧制时间不符 。所以应该是断断续续烧制的[44]。

元代的汝州青瓷器

根据《坦斋笔衡》的记载, 宋代的官窑共有3 处 。由于目前南宋的两处官窑都已发现并经过考古发掘, 北宋官窑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关于北宋官窑, 只有《坦斋笔衡》中 14 个字的记载 :“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 名曰官窑 。”《负暄杂录》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 时间称为“宣政间” 。从记载可知, 北宋官窑是徽宗时期于政和二年( 1112 年) 设立的“礼制局”下设的“制造所”下属的一个窑作 。礼制局隶属于“编类御笔所”, 负责“讨论古今宫室 、车服 、器用 、冠昏 、丧祭沿革制度”, 其罢于宣和二年( 1120年)[ 45] 。同时, 礼制局也承担礼器 、礼服的制作,礼制局下设制造所, 负责制作祭器, 并制样颁布 。制造所下辖有大约 30 余个作坊 [46], 制作各种不同质地的礼器和祭器, 其中应该有一个“窑作”, 地点应在北宋东京汴梁( 今河南开封市) 或附近, 称为“官窑”[47]。这与《坦斋笔衡》关于“袭故京遗制”和《负暄杂录》关于“袭徽宗遗制”的记载相符 。由于黄河的淤埋, 开封城宋代的地面在今天地面以下的 8 ～ 11 米, 所以至今还未发现这个窑址 。

由于长期找不到北宋官窑的窑址, 甚至没有可以确认是北宋官窑的传世品, 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观点各异的意见 。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北宋官窑, 北宋官窑就是汝窑 [ 48] 。也有人认为文献中所言的“京师”是指京畿路, 于是, 认为禹州生产的钧窑器就是北宋官窑 。而目前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认为在汝州市区内发现的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的观点[49]。

张公巷窑位于汝州市区东南部, 2000 年 、2001 年和 2004 年对其进行过 3 次发掘, 发现了一批过去没有充分认识的全新的青瓷器, 其“釉色可分为卵青 、淡青 、灰青和青绿等 。常见的以薄胎薄釉为主, 釉面玻璃质感较强, 有的器物表面满布细碎冰裂纹开片( 图一四) 。胎质细腻坚实, 胎色有粉白 、 灰白和少量浅灰色 ……带圈足的器物以平直圈足为主, 外裹足的较少 ;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 图一五) , 支钉分别为三 、四 、五 、六枚 。从窑址中出土有大量素烧器残片看, 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器与汝窑瓷器一样, 也是先经过素烧, 然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

图一四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深腹碗

图一五 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折沿葵口盘

张公巷窑之所以被许多人认为是北宋官窑, 其主要的思维逻辑是 :因为其釉色光润, 制作精致, 有似小米粒样的支钉痕, 是近似汝窑一样精工生产的器物, 因此有些人认为, 这样精美工艺的器物只能是北宋生产, 少数民族建立的金代和元代生产不了 。而在北宋时期, 这样精美的器物就只能是北宋官窑了 。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些最基本的事实 。张公巷窑最重要的发掘是 2004 年的发掘, 被认为是张公巷窑的素面青瓷产品主要出土于四号探方中, 而出土青瓷器最多的是第 4 层, “第 4 层出土大量的瓷器残片, 能复原的器物多达 10 余种 100 多件,其中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 。”[ 50]另外, 出土青瓷集中的还有 H88 、 H95 、 H101等几个灰坑, 其中前两个灰坑均开口于 T 4 ④B层之下, H 88“平面呈椭圆形, 坑口长 0.8 、宽0.58 、深 0.24 米 。坑内堆积绝大多数是张公巷窑生产的青釉瓷, 占 99 %以上, 能复原的器物有 44 件 。”[51]从这段描述看, H88 实际上是一个特意修建的坑, 内有有意埋藏的器物, 具有与老虎洞窑瓷片坑相同的意义 。这是官窑性质的有力证据 。然而, 最关键的问题是时代的断定, 比 T 4 ④层时代要早的 T 4 ⑤层中出土有许多金代中后期的遗物[ 52] 。则第 4 层的时代肯定要晚到金代中期以后 ,根据笔者对地层中出土的青瓷以外器物的观察 ,其时代甚至可以晚到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 [53]。 H88 开口于 4B层下, “打破南部第 5 层”[54], 其时代势必晚于“形成时间不早于金代”的第 5 层[ 55], 即 H 88 最早也是金代的, 排除了是《坦斋笔衡》中记载的“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 名曰官窑”的北宋官窑的可能性 。H101 中又可分为 4 层, 其中“第 4 层为张公巷窑生产的瓷片堆积层, 瓷器残片多达近万件( 片) ……同出的黑釉 、 白釉瓷仅 10 余片 。”[56]尽管 H101 开口在第 5 层之下, 但也没有证据可以早到北宋[ 57] 。因此发掘者报告 :“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在北宋末到元代初年”[ 58] 。而实际上其定为北宋末的依据是非常薄弱的[59] 。

反过来我们检讨文献就会发现, 其实文献对位于宋元汝州州治的瓷窑是有所记录的[ 60] 。《正德汝州志》卷二, 叶九《古迹》 :“汝窑, 创始无考, 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磁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磁, 最美, 窑已久废 。但居民间于地中偶而掘得, 颇以为珍玩焉 。”[ 61]与此相同的记载还有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肇域志》中的记载 :“汝窑创始无考 。元至元间, 以定州白磁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磁, 最美 。窑已久废, 但居民间于地中掘 得, 颇以为珍玩焉 。”[62]如果说《正德汝州志》由于笔误将时代误写为元至元年间, 经顾炎武整理后的材料就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

另外, 清康熙时由著名学者陈梦雷主持修纂的《古今图书集成》, 汇集当时许多重要的资料, 该书第四百八十五卷《方舆汇编 ·职方典》“汝州部, 汝州古迹考”条下记载 :“汝窑, 在州治, 元至元年间造青磁, 最美, 久废 。”[63] 。这条记载更明确地记载了窑址是位于州治, 也就是今汝州市城区的地区 。今天看来, 这是为了与位于汝州境内的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生产的宋代汝窑器物相区分 。时间也说得很确定, 并且没有附会说明“定州白磁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磁”的说法 。根据对元代汝州州治的复原[ 64], 张公巷的位置就在州治不远, 与文献记载颇为符合( 图一六) 。

图一六 汝州州治复原及窑址位置示意图

还有一条力证, 清初汪价《中州杂俎》卷二十“钧窑汝窑柴窑”条记载 :“又汝州, 元至正( 按 :当为至元之误) 间造青磁, 极美, 久废, 民间抑或于地中偶掘得之 。《辍耕录》云 :`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 不堪用, 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 、唐 、邓 、耀州悉有之, 汝窑为魁' 是也 。其文蟹爪, 其色淡青, 政和间, 京师自置窑烧造, 曰官窑, 其文色亚于汝窑 。”[ 65]此记载将汝州生产的青瓷器与辍耕录所录《坦斋笔衡》所记的汝窑作为两条材料分开记录, 并将其与政和间所烧官窑分列 。

以上文献材料表明, 在元初的至元年间,在汝州的州治一带有一个窑作, 生产非常精美的青瓷器, 到明代时就早已停烧了 。不过, 在明后期到清早期民间还常常会在窑址发现一些遗物，而当时人都言之凿凿地称其为元至元年间生产的，以最精美的青瓷著称。按照窑以州名的习惯，这个窑也应被称为汝窑，不过与北宋末期用于贡御的汝窑不同而已。或曰，在宋汝窑极高盛誉的盛名之下，尽管其也有贡御的历史，仍显得黯然失色，以至于常常被人与宋汝窑的记载相混淆。按照《中州杂俎》的说法，笔者将其称为“元代汝州青瓷器”,以区别宋代的天青色汝窑器物。

再对比汝州张公巷窑的特点，其装烧方法以裹足刮釉(通体施釉后，在足底刮去釉，与垫饼相接)为多，裹足支烧的较少，支钉的数目显得比较随意，在制作的精致方面似逊于汝窑以及老虎洞修内司官窑南宋初期器物，具有金元时期的特点。从器形方面看，张公巷窑出土的鹅颈鼓腹瓶、盏托、平底盘都具有金元时期的造型特点；深腹碗与四川绥宁南宋末到元初的窖藏出土器物相同；盘口折肩瓶(图一七)则与老虎洞窑H7(南宋中期，约为隆兴元年-嘉泰四年，1163~1204年)出土的同类瓶相似。由此可见，张公巷窑的生产时代大体在金代后期到元代前期即12世纪后期到13世纪。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张公巷窑的产品也具有接足的特点(图一八)671,并且也采用了对残次品的集中瘗埋，这些都与礼制性用器生产相关，具有与南宋官窑相同的特点。在南宋与金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汝窑瓷器的记载，仅举两例。金人赵秉文《汝瓷酒鳟》诗：“秘色创鳟形，中泓贮碌酯；缩肩潜螟蜓，皤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蹉碧王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从诗中似乎看到了张公巷窑素面青瓷盘口细颈瓶的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所记南宋临安府中出售“汝瓷”,《西湖老人繁盛录》“关扑"条记关扑之物有“……时样漆器，新窑青器，乳窑荣碟……"1701,按该书成于“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南宋晚期，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发掘已证实，汝官窑停烧于北宋末年，金元时该地续烧的乃印纹模糊、釉色晦暗的临汝窑类器物，很难想象在临安仍会有大批汝瓷供“扑买”。另外，南宋初期许多文献都赞誉汝窑瓷器，如高宗时权臣张浚进献给高宗的汝窑瓷器，在高宗居住的德寿宫中摆放的汝窑瓷器，以及孝宗请范成大入宫谈话时使用的汝窑器具等等，都体现了汝窑的稀少和当时对汝窑器物的珍爱。然而南宋中期以后，汝窑器却变成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了。尤其是佚名所撰《百宝总珍集》卷九“青器”条记：“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高庙在日煞值钱，今时押眼看价例。”以下有文注曰：“汝窑土脉滋润，与高丽器物相类，有鸡爪纹者认真，无纹者尤好。此物出北地……"四明确表明南宋中期以后汝窑已经不值钱了。可见当时应该是有大量的“汝窑”器物通过榷场贸易或其他方式进入了南宋的境内，而此类汝瓷，很有可能就是张公巷窑生产的器物。不过，金代时并无官方生产青瓷器的文献记载，但是到了元代，从至元年间始，世祖忽必烈循汉人之制开始举行南郊大礼以祭祀吴天上帝、皇地祇”,又开始使用青瓷器作为盛放祭品的礼器，《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三曰边豆登俎。昊天上帝、皇地祇及配帝，边豆皆十二，登三，簋二，篮二，俎八，皆有匕筋，玉币筐二，匏爵一，有玷，沙池一，青整牲盘一。”“五曰牲齐庶器。昊天上帝苍犊，皇地祇黄犊，配位苍犊……毛血盛以豆，或青梵盘，馔末入置俎上，馔人彻去之。”很可能在此时，宫廷在汝州建立了具有御窑性质的窑场，生产用于祭祀等礼制性活动的器物。这也就是为什么张公巷窑具有宋代御窑的生产特性。因为有严格的尺寸要求而采用模制成形的方法，对残次品以集中瘗埋的方法进行处理，等等。

图一七 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盘口折肩瓶

图一八 上海博物馆藏张公巷窑出土折腹盘残件

学者们都比较注意元代具有官窑性质的浮梁瓷局，却没有注意到在河南中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的具有官作性质的窑场。其实，浮梁瓷局和汝州青瓷器分属工部和内府两个系统，可能都具有官作的性质。在元代前期，汝州制瓷业的地位可能更加重要。

综上所述, 宋代的官窑是由官府建立的, 由内官( 太监) 管辖的专门生产礼制性活动中使用器物的窑场, 产品包括了祭祀用器 、供奉用器和陈设用器 。由于这类礼制性用器有严格的尺寸规定( 法式) , 所以采用模制成形的方法制作 。为了保证这些器物的蠲洁, 即保持其神圣性, 对生产中产生的次品, 采用集中瘗埋的方式处理 。其管理体制是 :宫廷制场, 内府制样,民匠造器, 士兵供役 。

张公巷窑不是北宋官窑, 它是金元时期的一个生产类似汝窑器物的青瓷窑场, 元代至元年间成为为官府生产礼制性器物的官窑 。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唐俊杰先生的大力支持, 柳青 、王冠宇小姐为本文查阅 、核对了文献资料, 谨致谢忱 !

作者：秦大树

原题目：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

原文刊于《文物》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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