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别再傻傻只懂善良！处世要懂“王道”，更要会用霸道

陆贾时常在刘邦面前引述《诗》《书》精义，刘邦却怒斥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商汤、周武王逆取天下却顺守之，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术。昔日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因穷兵黩武而亡。若秦统一天下后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又怎能取而代之？”刘邦面露惭色，吩咐道：“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粗述存亡之征，著成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皆称善，左右呼万岁，此书便是《新语》。

解析：

陆贾反复提及《诗》《书》，核心是这两部经典藏着治国安邦的根本。《诗经》虽为305篇诗歌，实则兼具史料价值，既记录西周风土民俗，也载录当时外交与军事图景；《尚书》中的《洪范》九篇，是箕子传予周武王的治国纲领，九条准则恰似“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顺应规律、精准施策，方能长治久安，周武王正是借鉴其智慧稳固了周朝基业。

但刘邦起初对《诗》《书》嗤之，根源在他的出身与经历。起兵前，他在沛县任亭长，交往的多是豪强义士，而非儒生，唯独对信陵君门下的张耳、陈馀心怀崇敬，信陵君便是他的偶像。战争时期，刘邦更是常轻视儒生，动辄打骂，这份对书本知识的偏见，让他起初看不到《诗》《书》的治国价值。反观其弟刘交，却是当时有名的文豪，兄弟二人在文化态度上形成鲜明反差。

陆生的反驳，点透了“打江山易”与“守江山”的本质差异：武力可夺天下，却难安天下，唯有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方能长久。他列举的夫差、智伯、秦始皇，皆是因专任武力而覆灭的反面例子。易中天曾言“以德治国始于周”，秦始皇若能效法周朝，兼顾法治与仁政，而非专任严刑峻法，秦朝也不会二世而亡。这里的“文武并用”，本质就是王道与霸道的融合——王道是孔孟倡导的仁义德治，霸道是韩非子主张的法治强权，二者相辅相成。

刘邦纳谏后，陆生著《新语》总结古今成败；

汉宣帝后来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更将这一理念推向成熟。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持人性本善论，主张以圣德感化众生；法家持人性本恶论，主张以刑名制约恶行，二者看似对立，实则如阴阳互补，共同构成治国的完整体系。

《商君书》言“利出一孔，则国多物”，侧重利益引导；《孟子》云“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强调道德价值，两种思想的融合，才是治理的真谛。

这种治国智慧，同样适用于个人处世。纯粹的王道过于理想化，在复杂现实中易受挫；单一的霸道过于刚硬，易引发冲突。

叙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阿多尼斯曾说：“我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无知”。我过往便因认知不足，一味以王道处世，对所有人都秉持宽厚，却常因分不清君子与小人而犯错，留下诸多遗憾。

真正的处世之道，当是“与君子相交遵王道，和小人打交道讲霸道”。这里的“霸道”绝非流行文化中多金多情的“霸道总裁”——那不过是满足幻想的虚构形象，而是看透关系本质、坚守底线

的清醒与果决。待人当持儒家的谦和有礼，护己当用法家的明辨是非，二者结合，方能在人际中站稳脚跟。

任何场合、任何状态、任何时间都应注意言谈举止。无论独处暗室、醉酒失态，还是面临生死抉择，都不能突破原则。那些经不住言语挑逗便背信弃义的人，德行如松弛的裤腰带，想脱就脱、说提就提，终究难获信任。

梁惠王初见孟子便问“何以利吾国”，孟子答“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可见儒家的“利”是仁义之利，与法家侧重的金钱之利截然不同，后者若走向极端，便会陷入重物质轻精神的误区。

往后余生，我愿以“霸王道杂之”为指引：用王道坚守内心善良与原则，用霸道抵御外界算计与伤害，在工作与生活中明辨是非、守住底线，既不委屈自己，也不辜负他人。这不是圆滑世故，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通透——治国需刚柔相济，处世亦当张弛有度。

汉纪三第十二卷 公元前196年

原创不易，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您的鼓励是前我进的动力。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冯唐版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