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今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商君书·更法》之语，诚为治世之金针也。夫天地运行，四时更迭，苟守一辙而不变，未有不滞者；人事代谢，时势迁易，若拘旧法而不革，未有不亡者。故仲尼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言时不我待，当应势而变也。又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易》之恒道，历万代而不刊。

墨守成规，实乃成功之绊脚石。人若循规蹈矩，则创造力窒；破其僵化、使境宽松，则生气勃发。惟奇思始有奇行，惟奇举方有奇事，成大事者，鲜见循常轨之行也。曾国藩云：“人材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死守陈规者，无己之志，混日度时，难成一事；善变者灵活多谋，随机应变，摒“清规戒律”，进勇退速，绝无拖泥带水。

且夫众人多溺于惯性，面对复杂多变之局，辄无所适从。谚云：“不抗之羊，皆毙于栏前。”人或惮变，非恋旧也，乃安于逸、惰于抗旧境耳，不出舒适圈，难有精进。好跟风、随大流者，虽侥避错，然创造性缺、自我减损，终不能破旧律、取佳绩。故曰“庸人逐利，智者谋势”，欲成大事，必顺势而为，方得事半功倍。

昔夏桀暴虐，礼法堕弛，商汤承天应人，革夏之弊。去烦苛之祀，行宽民之政，作《汤刑》正诸侯，制《汤诰》明赏罚。《尚书》赞曰“汤有七名而九征，天下咸服”，非独以力，实以变礼故也。及武王伐纣，周公制礼作乐，损益殷制，立宗法制别亲疏，行分封制藩屏周，设井田制均地利。《礼记》云“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此非守旧，乃因时变法之明证。

春秋之际，周室衰微，齐桓公得管仲，破“士农工商”樊篱，许商贾参政，行“相地而衰征”，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国语》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若循西周旧制，安能“一匡天下”？战国时秦处西陲，被轻“蛮夷”，孝公纳卫鞅之策，废井田、开阡陌，奖耕战、明法度。虽鞅遭车裂，而秦“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终并六国。《史记》称“商君相秦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家给人足”，此变法之效也。反观韩、魏，溺“世卿世禄”旧习，畏变革如畏虎，终为秦并，悲夫！

秦并天下，李斯谏始皇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遂废分封、设郡县，统一文字度量衡，此变法治国之续。汉兴，高祖鉴秦之亡，杂用郡国并行；文景变“重农抑商”为“休养生息”，乃有“文景之治”；武帝虽尊儒术，亦变兵制、整财政，终成汉武盛世。董仲舒言“天不变，道亦不变”，非谓法不可变，乃变需循道也。

降至近世，国势陵夷，列强环伺，有识之士呼“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存”。李鸿章办洋务，张之洞倡“中体西用”，虽未革尽旧弊，亦开近代工业先河。及我朝开国，历三十年探索，至改革开放，邓公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桎梏，行市场经济、立经济特区、引外资技术。《管子》“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之语，于此得验。今我中华，经济跃居世界第二，科技日新月异，皆变法创新之果。

呜呼！《韩非子》云“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观古今之变，成大事者必循“变”道。若宋之程朱理学桎梏人心，明之八股取士锢塞才智，抱残守缺，终致国弱民贫，可为殷鉴。

是以治国者，当察时势、明民生、破成规、立善法；为学者，当弃教条、拓新知、求变通；为商者，当识商机、革技术、谋长远。唯如此，方能应天地之运，顺人事之常，臻长治久安之境。此“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之深意，古今一也。

八声甘州·论变法通今

溯千年青史鉴兴亡，变法是良筹。

记商汤更礼，宽民苛去，殷鼎新收。

周制周公损益，井地分封畴。

齐管更成法，桓霸诸侯。

秦用商君强本，废井田阡陌，功盖春秋。

汉承秦制变，文景息民忧。

至近世、洋务开绪，到今时、改革破樊楼。

循古训：“通变则久”，华夏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