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盐铁专营的争论，开启垄断和开放的拉锯战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汉朝官员，与修习儒术的贤良、文学，在京师就盐、铁、酒等专营政策问题展开了一场著名论辩，历时5个多月，史称盐铁会议。汉宣帝时，桓宽（生卒年不详）据会议记录撰成《盐铁论》一书，成为后世了解会议论争的主要材料。

为衰败埋下隐患

参加盐铁会议的具体人数，按照桓宽的说法，贤良、文学有“六十余人”，加之大夫、丞相以及卿史、丞相史和从事会议记录的相关人员，估计将近百人。《盐铁论》十卷六十篇文章，除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桓宽的自序以外，其余文章几乎全部是以双方对话、反复辩难的形式出现，只是在其中夹杂了近二十处简短的叙述或描述性文字。

若从《盐铁论》的文本推断，这次会议可能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会议大致属于“正式”会议，所以参加人员较多，会议规格较高，有具体的主持人，会议基本上按照一定的议程进行，最终形成决议，还有了对会议情况的上奏，并得到皇帝“所奏可行”的明确批复，这说明“这次会议到此已正式结束”；第二阶段的会议大约属于非正式的会议，因为没有丞相和丞相史参加，可能在御史大夫处举行。

点燃这场大辩论的人，实际是汉武帝。这位文韬武略的皇帝在位时，为了稳定国内生产局势、集中精力对抗匈奴、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和财政措施，如盐铁酒官营、铸币权收归中央、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

盐铁酒官营，就是将盐、铁、酒这些利润丰厚的商品，由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权收归中央，是因为在汉武帝之前，地方的各郡、诸侯国都有铸币权；均输指的是将郡国应缴贡物转运至高价地区销售，赚取差价；平准是通过贵卖贱买稳定物价，抑制商人囤积居奇；算缗是向工商业者征收高额财产税；告缗是鼓励百姓举报隐匿资产者。

这些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中央的财政收入，为打击匈奴、开疆拓土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然而，汉武帝时期的军事行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经年累月、不死不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导致国库空虚。而“盐铁官营”等政策如绞肉机一般搜刮着民脂民膏，造成民不聊生，盗贼四起，阶级矛盾变得异常尖锐。

武帝去世后，昭帝上台。此时内部存在的诸侯国问题早已解决，匈奴的威胁也基本消除，但盐铁酒官营的惯例仍然在延续。因此，不管是在朝堂，还是在民间，“废除盐铁酒官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昭帝的支持和丞相田千秋的主持下，政府官员与贤良、文学，分成两大阵营，就“要不要继续执行盐铁酒官营”这一论题，展开了唇枪舌剑，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

辩论会上有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的政府派，另一派是以贤良、文学为核心的民间派，两派执不同的观点，展开激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对汉昭帝时期国情的新一轮评估，以及对武帝在位时期一系列政策的全面评价。

在讨论中，贤良、文学全面且激烈地抨击了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政策，强烈要求取消盐铁酒官营、均输等政策，认为武帝时期施行的一系列经济、财政措施导致了“行奸卖平”“农民重苦”“贱以区贵”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平民老百姓的利益，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桑弘羊则认为，中央应当坚持立场，强调法治的同时崇尚功利，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并坚持认为武帝的一系列政策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展农业生产、禁奢靡、抑兼并的可靠措施。双方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无论是以桑弘羊为核心的政府派还是以贤良、文学为核心的民间派，均通过举例、援引等方式来证明自身论点，直至辩论结束也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盐铁会议是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政策之后最重要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毫无疑问，这场辩论的结果也影响到后来汉朝经济、财政措施的走向，同时也为汉朝武帝之后的衰败埋下了隐患。

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

通读《盐铁论》一书，可见作者偏向民间派的立场。除《杂论》之外的五十九篇文章主题各不相同，文章结构上也长短不一，但其中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即几乎全部文章都是以文学、贤良的发言作为结束段落。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文章结构形式，实际上大有寓意。因为在双方的辩论之中，最后发言者，往往带有总结概括全篇的意思，表明他们在论辩逻辑上占据上风。虽然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文学、贤良在论辩中因抱残守缺而导致的理屈词穷，但作者的这种固执安排暗含了对其观点的认同。

虽然盐铁之议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但是这场关于国家经济、财政政策的讨论，其时代意义并不局限于彼时，直至今日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客观地说，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适度地发展国家工商业，这本是无可厚非的。盐铁会议上的文学、贤良对此却大加指责且激愤不已。究其原因，文学、贤良这批来自社会下层、对民情有比较深刻认识的儒家学者，由于坚守着儒家重德轻利的基本思想立场，所以也就自然地认为，政府提倡、重视发展工商业，必然会导致天下趋末而弃本的不良后果，同时又势必造成对“本”，即农业的相对轻视。所以文学、贤良激烈反对的倒不是盐铁国营政策本身，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这种政策实施之后的社会负面影响与治国的政策导向。

对大夫而言，在当时激烈论辩是否改变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大环境下，论辩的胜败，不仅直接牵涉到对大夫以往的功过评判，更牵涉到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问题。所以，他们把提出“以政府之力，经营具垄断性的工业和调节盈虚”这一构想的管仲搬出来。而现实则是最好的论据。

盐铁会议之后，政府部分采纳了贤良、文学的建议，罢去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但重要经济领域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盐铁之议表面上是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国家现状变化之后、利益冲突之下的经济和财政政策的调整。古今中外，有众多经济学家就国家垄断和自由经济两种制度展开讨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便是基于自由经济这一思想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欧洲完成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在《国富论》的指引下开始了扩张和掠夺，虽然使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也造成了黑奴贸易、殖民扩张、环境破坏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周期也在提示着世人——“完全的自由经济是不可行的”。

那完全的国家垄断是否可行？反观上世纪苏联的经济发展史便可解答这一问题。

作为国家垄断典型形态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在特定历史阶段实现了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使苏联迅速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然而，该体制长期忽视市场信号与价格机制，导致轻工业、消费品制造业及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加之缺乏微观主体的自主决策权与利润激励，劳动者与企业管理者生产积极性受抑，最终制约了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增长与创新活力。

那究竟怎样的经济和财政制度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并非在“国家垄断”与“自由市场”之间作非此即彼的二元抉择，而应立足于历史阶段、战略目标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匹配。国家垄断与市场经济并非本质对立，而是可在不同维度、层级间实现功能性互补与制度嵌套。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汉。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实为应对匈奴威胁、强化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支撑大规模军事动员的阶段性制度安排，其本质是以国家资本主导关键战略物资，服务于国家安全优先的发展逻辑；而至昭帝时期，外患缓和、民生凋敝，遂召开“盐铁会议”，部分放松专营，鼓励民间参与流通与生产，以恢复经济活力、稳定社会秩序——此即制度弹性与政策时序适配的古典范例。由此引申，对任何经济与财政政策的评价，必须摒弃静态优劣判断，而是将其置于特定时空背景中，评估其成本收益、效能与可持续性。

或许这就是历史常看常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