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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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昨天）对于郭沫若，夏志清在肯定他多产的同时，对他作品的价值提出质疑：“郭沫若是个孜孜不倦的多产作家。从1921年到1949年期间，他写了很多诗、戏剧、小说、自传和许多种别的文章，诸如小品文、政论等；还用马克思的眼光研究中国古史和思想；大量的翻译……”“他的译作是否可靠，译文是否可读，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对古代中国的研究有无价值，也有问题。至于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不过尔尔。民国以来所有公认为头号作家之列，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到后来，大家只会记得，他不过是在他那个时代一个多彩多姿的人物，领导过许多文学与政治的活动而已。”

这些评论不能不说具有一定针对性，但唯其如此未免要求过甚。郭沫若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除了读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还看过他的自传《洪波曲》等，对他的部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有所知晓。因此觉得，如果单拿诗人或文学家或历史学家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可能明显有所不逮，因为他除了进行了很多伏案写作的工作而外，还是个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参与了很多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社会活动和革命活动，所以仅以他某方面的成就而论，可能难以达到横贯古今的程度，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但能在多方面都有的作为，也不是谁都能轻而易举作到的，并且他在一些方面确实出过拓荒之力，有过开创之功，比如甲骨文研究和新诗创作等。

对于郭沫若对新诗等方面的贡献，夏志清其实也是看得清的，“《女神》出版以后，立刻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郭沫若的大胆风格，把早期白话诗不死不活的印象主义（imagism）一扫而光。像《天狗》、《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这些大胆的尝试里，他毫不犹豫就利用西方和中国的神话和现代科学的词汇……”“郭沫若早期的诗的技巧有值得注意的地方，而他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

但夏志请为什么对郭沫若包括创造社的创作不满，除了作品本身比较单薄而外，可能在于他们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甚至社会革命，没有把更多精力用在创作上，同时还把文学作为动员和号召群众的工具。他指出：“作家的想象力为爱国心、人道主义和改革家的理想所限，不能有更高层次的成就。”

他又称：“作家不管个人怎样遭遇挫折，怎样感觉到时代的腐化、庸俗，如果他们有才气，他们仍然可以发展所长，获得成就。这些情况几乎是所有严肃的艺术工作者都会碰到的。只有那些根本不认真为艺术努力的作家，才肯轻易为了迫切的社会和政治改革，放弃自己的行业。”

以上之议论，夏志清未免过于迂腐，太书生气了！面对当时救亡图存的大势，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躲在象牙塔里搞纯文学的，并且形势也不允许！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谁也不会也不能置身于世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