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赵德发新作《大海风》研讨会在青岛举行，专家聚焦“现代性经验与青岛叙事”
发布时间：2025-09-19 12:31 浏览量：30
臧 杰：《生万物》的原作，是赵德发老师的《缱绻与决绝》，于1995年写完。一部作品经历了30年的时间，通过另外一种媒介的方式去呈现、去发酵，让大家去共情、去感知，这其实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赵德发老师的创作历程。赵老师第一个阶段的写作，以乡村题材为主，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切合了山东文学普遍的对大地、对生存的认知与思考，这是他早期写作的表征。他在面临了乡土与世界的对接思索后，遂开启了第二阶段对儒释道文化和中国现实之间的反思。这些文化思考和宗教思考，已是赵老师在自觉寻求自我突破了。第三个阶段，就是海洋书写。赵德发老师的这部新作《大海风》，既贯通了原先的“生存”书写，又探讨了在中国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民族实业和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问题。从题材上来讲，《大海风》从乡土文化走向了开放的大海；从人物形象上来讲，邢昭衍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从小说的写作手段上来讲，赵老师也延续了他一贯的缜密塑造人物的手法。
我们今天研讨会的一个话题，是“当代文学的现代化再造”。读《大海风》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小说提供的人物形象，从青岛的角度去进行解读，是特别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个人物跟整个青岛的近现代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德租时期一直到1937年，某种程度上印证了青岛当年航运和实业之间的一些历史事实。按照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讲，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研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物可以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诠释，提供非常好的样本。故事的主角邢昭衍可以算得上一个“青岛海派”人物，那么我们一直讲“青岛海派”，这个海派人物到底是什么特点？它跟“上海海派”的典型人物有什么不同？跟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燕赵文化里的鲜明文学形象又有什么不同？“青岛海派”的人物，体现的现代性特质又是什么？《大海风》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答案，阐述了中国北方是如何从近代走向现代的。
《大海风》显现了赵德发老师拥抱海洋、奔向现代性的文学抱负。同时也送给了青岛一份关联空间叙事和历史叙事的文学样本，是对《桃源梦》《山雨》《劫后桃花》等地缘经典文本的承续。作为文本，其显性意义已明确可见。若在《生万物》的浪潮后能经由影视转换，一份有更广泛影响的青岛IP，光彩可期。
张志忠：1950年代出生即“50后”的作家，是中外文学史上得天独厚的文学群落。而赵德发则是50后作家群的优秀代表，他在《大海风》的题材选取上，是具备了视野的。这部作品的格致，和赵德发此前描写沂蒙山农民生活的作品的质朴厚重，也有明晰的分野。《大海风》所写的时代，从1906年到1937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民族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刻。史诗性的作品，不仅是从个人所处的当下语境中跳出来，去投身于浩瀚的文字史料，或者到田野去做实地寻访，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感的获得，从少年意气飞扬跋扈到胸胆开张视通古今，从当下的迷局追根究底，叩问既往，再从历史到现实，获得启悟。这就是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的蕴意。
海风的召唤，呼唤出一个民族的勃勃雄心。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群像的生动鲜活，海洋景观的精彩描绘，时代风云与情感心灵的精彩互映，使得《大海风》成为赵德发苦心孤诣地攀登文学高峰的标杆性作品。《大海风》所写的时代，从1906年到1937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民族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刻。在我看来，赵德发一定是因为写作《经山海》激发他书写海洋文学的兴致，并且执意进行新的开拓：在空间上，从沿海向远海延伸，在时间上，从现实向近代史回溯。在某种意义上，《大海风》中的邢昭衍与《经山海》中的吴小蒿互为镜像，是历史上的今天与今天中的历史的相互叠印与融合。
考察《大海风》，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当代中国海洋文学的创作。当下的中国语境，海洋意识大为加强，海洋文学创作渐成气候。赵德发在海洋文学创作上用力甚勤，可以负责任地说，《大海风》是是当下海洋文学的标杆。它是将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壮阔自然与人间万象等结合最好的，其时间与历史的跨度，人物塑造的心理深度，一个人的成长蜕变和20世纪初30余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交融，在海洋文学创作中鲜有堪为比肩者。
周海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海风》和当代文学形象的现代化再造”，我在写发言提纲的时候也考虑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主题，实际上它是非常有意味的。海洋文学跟当代文学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非个案，也并非个例。赵德发老师在《大海风》中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告诉我们：海是什么。他笔下的海是蓝色的，是黑色的，也是红色的，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他试图通过邢昭衍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来做出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追求的回答。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辛亥革命后的“剪辫子”与“新发型”，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寓意，实际上是在思考，中国对现代文化的追求，对社会形态的追求到底是怎样的。
小说的主角邢昭衍是一个新式人物，一个张謇式的实业家。他有一点阿Q精神，但他又不是阿Q，同样地，他也不是茅盾笔下的林老板、不是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他出身于日照农村，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农民，却又是一个走出日照，走向城市的农民，他身上有着鲜明的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作品一开头就强调了邢昭衍所受的新式教育，随着故事的开展，我们也可以发现，礼贤书院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个地方，其实是邢昭衍的精神所在。而他的每一次抉择，都离不开现代商贸的转型。这其实包含着一种文化转型，也包含着邢昭衍自己的探索和主张。最终他承继了祖先的精神，去战场展开新的人生。
在《大海风》中，当我们思考海洋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的时候，也会看到，海域不是束缚，而是交流。邢昭衍先后前往的几个沿海城市，都是与中国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城市，是开埠较早、文明程度较高的现代城市的代表。到了后半部分，邢昭衍的落脚点定在了青岛，从这里又展现了青岛早期的城市发展和建设。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对于青岛是非常有意义的。小说里的几个重要节点，分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0年前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小说结尾处，1936、1937年的世界格局变化。恰恰是在这些时间节点上，青岛成为《大海风》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值得深入发掘的文化空间。这其中又涉及到传统型和现代性、齐鲁文化对人们性格的影响、本地化的局限、作为港口城市的文化意义等等这些。
另外，《大海风》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海洋文化的思考角度，还提供了一种人的生存方式，我想把它称之为“生存海洋文化”。小说写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写出了人类如何依靠海洋生存。邢昭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身边出现了几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她们各自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而这三个女性的形象，其实都暗含着小说开头卫美懿念的那句“我只看到你发际的杏花浅埋”的唯美诗意。从这些女性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邢昭衍性格的另一个方面。他执着地要建造灯塔，的确也让我们感到了一份发自内心的温柔。传统的马蹄所需要现代化的灯塔照亮，也正因有了灯塔，杏花才找到了自己的爱，马蹄所才真正地与世界连接在了一起。
刘东方：我今天想谈的主题是，从《黄海传》《大海风》看赵德发小说创作风向中的“变”与“不变”。第一，我觉得是创作观念的转变。他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关注到了海洋，具体来说，更多地是关注到了我们青岛附近的黄海。黄海是中国海洋文学中独特的写作资源，近代以来，经历了海战洗礼的黄海，有着独特的文化气质，与南方写作者笔下的“南洋”是不同的。作为山东小说创作的生力军，赵老师同样展示了自己对黄海这一写作主题的关注和海洋文学写作的构想。中国的传统叙事主要集中在土地叙事上，到了20世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就产生了海洋文明和土地文明的交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交融。赵老师的创作观念从土地转到了海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实际上也是现代性的转变。
第二，是创作方法的改变，赵老师在海洋写作中，里运用了田野调查和考据学的方法，在虚构的小说里纳入了很多非虚构的元素，从《黄海传》中我们就能看出来，知识结构、学术方法、以及知识内容的运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海风》也同样如此，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学者小说”。其中涉及文明史层面的创作理念，是赵老师近年来海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第三，《大海风》是新乡土文学的传统视域的拓展，从乡土文学拓展到了海洋文学的创作。填补了长期以来，长篇小说在海洋文学中的空白，其中也包含着我们对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到底如何认识的问题。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乡土就离不开土地，但赵老师的创作，已经转换到了海洋文学，也已经关注到新乡土书写不再局限于本土的使命，而是融入了现代化全球化的语境。长篇小说写海洋的本身就少，《大海风》在当下是非常突出的一部作品，在赵老师的笔下，海洋与陆地一样，承载着乡土情感和记忆，因而，我们可以将这个转向看作新乡土主义在海洋领域的更迭和创新。
第四，《大海风》中新乡土基因的承续，跟研讨会的主题“当代文学形象的现代化再造”是紧密贴合的。从《缱绻与决绝》到《大海风》，赵老师的创作从鲁南山村转移到了黄海渔村，在地理空间上实现了由山向海的位移，而这个位移可以看作乡土文学从中央走向了边缘，但是恰恰是这种边缘性，赋予了新乡土文学创作的重新构建的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对乡土文学历来的创作模式的一种突破。因为我们一旦写乡土文学，很容易就陷入到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乡土文明在现代文明中溃败，然后逐渐融入城市，也就是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一种靠拢，但赵老师的乡村书写，在创作的边缘中，找到了乡土文学在现代化语境创作中的新生的契机。它很巧妙地规避了城乡二元对立的这种传统的模式。邢昭衍的人生轨迹，是出走，也是回归，他始终将“船”作为一个抱负的象征，他的人生轨迹也就由乡土延伸到了海洋，从黄花船到风船，再到最后的轮船，海洋成为了邢昭衍实现人生抱负的舞台。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既有土地乡村伦理的仁义担当，又兼有了现代文明的开阔进取，他的人生轨迹无疑是对乡土文明、乡土文学在现代化语境中如何实行转变和突围的一种回应，也是赵老师在乡土文学创作的现代语性创作中寻找的一种新生的突破和尝试。
温奉桥：2025年，《生万物》的轰动加上《大海风》的出版，其背后隐藏的是必然性，就是赵德发老师这几十年来的坚韧和付出。赵老师有一篇散文叫《一棵地瓜秧的视角》，我觉得干脆这样说，一棵沂蒙的“地瓜秧”结了两样成果，一个是《缱绻与决绝》，也就是《生万物》的原著，是一个“大地瓜”。而这棵地瓜秧的根虽然在沂蒙山，但它又不愿意拘泥于沂蒙山这个地方，而是又把根扎到了黄海之滨，继而结出了一个《大海风》。
毫无疑问，《大海风》是近几年来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从这部作品当中，赵老师的个人创作，从一个自发的阶段，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甚至在《缱绻与决绝》的时候，他都处于自发阶段，因为他就是沂蒙山人，他对土地再熟悉不过。但到了《大海风》的时候，就不再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了，而是从一种自发的经验性写作，向着一种理性的写作自觉地转型。所以这部《大海风》放在他几十年的创作谱系当中，可以说是一次自我突破，一次充满高度自觉的转型，它真正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审视中国现代、近现代性的崭新的思路和视角。其实，自近代以来，现代性就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主题，文化主题，当然也是文学主题。回头来看我们所有的最核心的问题，探讨的就是近一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而《大海风》突破了以前那种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惯有思路，它的时间跨度，是从1902到1938年，这30年对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独特的标本，我们很少有重要的文学作品认真来思考这个阶段，也很少认真地从近一二百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社会转型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认为，《大海风》是先有了一种高度文化意识，而后才进行了这么多篇章的创作。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赵老师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海立云垂、惊心动魄、汪洋恣肆、饱满圆融”，我觉得在《大海风》中，这十六字真经是完全达成的。
《大海风》是赵老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小说。我们不能只将海洋当成一个小说题材，而是应该考虑到海洋的意义所在。小说的空间是极其开放的，从马蹄所开始，日照，青岛，大连，天津，上海，日本，这些近代化程度非常高的城市，包括作为外国的日本，都流动起来了，而流动性恰恰是现代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也跟“大海风”这个意象相结合。海是流动的，风是流动的，而更重要的，这是双向的流动，邢昭衍到日本去买船，卫礼贤把中国传统典籍翻译到德国，这其实就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它是双向的文明互造，而非单一的过程。对海洋的重视，特别像《大海风》这样大部头的海洋题材文学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我们真正地站在一个世界性的位置上，跟外国进行对话和交流。
赵 坤：我之前看过赵老师的创作谈，他说32年前，就在小说里写到了海边的经验。但我刚开始看《大海风》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它是从《缱绻与决绝》中长出来的。《缱绻与决绝》写的是乡村，大家一辈子都在跟土地打交道，但里面有一段，大脚第一次看见海的时候，就在想海边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渔民是不是跟农民一样？然后他他立刻生出了一个强烈的冲动：要回家守护自己那片土地。所以我读到《大海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故事从那个世界里面长出来了。所以刚才几位老师也提到了，这里面有一个创作观念的转换，也是现代性和流动性的呈现。其实《大海风》就代表了赵老师从土地到海洋的变化。
《缱绻与决绝》是以乡土为核心的，用我们都很熟的《乡土中国》的一句话来讲：它是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看起来好像在跟着政策变，其实一切都没有变。但写到海洋的时候，它就是流动的、变化的。所以从乡土中国到流动中国，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所谓现代性中国的变化。《大海风》可以说是关于现代性和流动性的一部典型作品，我觉得赵老师找到了一个“道路”的母题，这是中西方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包含着大量的地理知识，以及根据地理知识而来的生活方式。《大海风》探讨的是“道路”与“道”的关系，借着古老的叙事结构原型，阐释了个体、家族与家国的生存之道，主角是在不断遭遇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这与中国寻求现代化道路的过程，形成了互文的结构。
《大海风》是带有博物性质的写作，里面有大量的史料，这又涉及到用什么文体去容纳，以及如何去处理这些材料。作者将历史作为人物的生活场景，细节处理得特别好，这也是他整个写作脉络的最大特点。除此之外，小说通过演绎的方式，实际上还处理了地方之道，民族国家之道，现代化之道，以及具体的做人做事之道，这也是比较重要的文本意义。
陈若谷：自20世纪中国新文学以来，可能所有的长篇文学，都是第三世界的一种民族预言式的写作，我们总是在回应一个问题：中国处于世界中的怎样一个位置？中国人在世界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这可能是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的宿命，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则要靠作者的创作观念、知识积累和写作笔法。
我在十多年前阅读赵老师的《双手合十》和《乾道坤道》时，会认为作者是在借助小说这种文体去进行一些问题的研究，而不是为了去写作小说这样的一个艺术的题材。今年读这本《大海风》，看到第二章就发现，这是很精彩的小说笔法，尤其是前三章，连贯起来几个场面的调度。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时候，除了讨论现代性的问题，还要讨论作者怎样去完成叙事艺术上的抱负。我的感觉是，这部小说除了思想性的宏大和深刻，它把“大变动”和“小静态”，以及“大场面”和“小细节”结合得非常好。“大变动”里有废除科举，有十月革命，“小静态”里有伊戈尔在街头给人画画，还有卫美懿对邢昭衍的女性审美造成的影响，以及灯塔，它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却能让海面上不再发生触礁的悲剧，这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意象。
然后我们说到“大场面”和“小细节”，什么叫大场面？就是两次月虹的出现，引出船跟台风的斗争，在海面上，人和风暴就像《老人与海》里的那种境况，第二种大场面就是战争。比如说邢昭衍对祖上抗倭斗争的追忆和想象，刘黑七来攻打马蹄所，这都叫大场面，长篇小说是一定要有大的场面调度的，否则无法凸显作家的笔力，有了这样的大场面，它还得有一些很小的细节，比如说石花菜做成的海凉粉，赵老师写了石花菜的种子，粉色的，毛茸茸的，这些小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海风》探讨的是再造和新生的问题，但故事里依然有人死去，所以我认为，邢昭衍的行为推动力和认知世界的能力，主要来源于跟他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几位男性的死去。我把这几位男性分成四组，第一组是“来昌顺”的纪老大和“义兴号”的“望天晌”，前者之死，教给了邢昭衍海上求生之道；后者之死，也成为了邢昭衍发展现代船运的推动力；第二组关系是父亲邢泰仁和邢大斧头的死亡。这两个人死去，其实是“传统”的逝去。这是对邢昭衍的一个助力，因为邢昭衍是儒家人格，很忠厚，他不可能把自己父亲的尊严和邢大斧头的尊严置于脑后；第三组关系是靖先生和张謇，他们当然也也是两种生产制度。前者在制度性的缺失下，以不明不白的方式死去。而张大状元的实业梦想，也不可能在日本觊觎中国的时候得到振兴。所以这两个人的死亡是一组对应关系，也会给邢昭衍上非常重要的一课；第四组关系就是柏道长和庄翰林，前者为邢昭衍点明了传统文化的道路，后者象征着为理想而投身事业的努力。我认为，要处理这样的一个现代性的作品，就不能随随便便地写一个人的死亡，涉及死亡的情节，一定要对叙事有重大的推动。
然后我特别来谈一下“篣子”这个人物，她跟姐姐梭子不一样，到哪里都可以扎根，可以跟任何一个她爱的男人生孩子，她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历史在向前进，有人去死，但就一定会有人新生，而新生的人，不管他未来想要做什么，他要选择哪一种志业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一定是先有活泼泼的念头生长出来，就像石花菜的种子，随便一撒，就能在滩涂上长出来，我觉得这就是赵老师的生命观念的体现。
王 帅：赵老师这本小说，涉及到过往的信息，就必然涉及到文献。而其中的现当代部分，则更多地涉及到经验。对两性的关系处理，也有着50后代际的经验在里面。赵老师在这本书的写作当中，应当是有负有使命感的，但邢昭衍这个人物的使命感，更多地是由读者来赋予的。我感觉，邢昭衍身上的传统性还是多过现代性的，比如说他很容易就接受了离开礼贤书院，回到他父亲、他祖辈的事业当中，本质来说他还是比较旧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一直在谈土地跟海洋的关系，其实对于渔民来说，海洋就是土地的一部分，他们在海上打渔，就等于在土地里耕种。
在邢昭衍身上，一直体现着一种紧张关系，比如1906年的1月14日的那个星期天，是很平静的一个状态，第二天他要回家，海上的风浪一起，那种紧张关系就开始了，包括后来纪老大、望天晌，他们在海上的紧张关系，一直在持续。这种紧张关系在不同的时间段，又是具有差异性的，邢昭衍有感情的竞争者，又有生意的竞争者，每一种关系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与此同时，还有地理性的差异，马蹄所跟青岛、上海、天津、日本，都是不一样的，从1906年开始，一直到1938年，不同时间段也都有差异。要完成这些紧张和差异的表现，就会涉及到一些重复性的问题，在不同的阶段处理这些重复的问题，对读者来说就会形成一种强化，就像不同时间段的海浪，最终让邢昭衍这个人物变得丰满立体起来。
小说里面的进步性，比如辛亥革命之后剪辫子，我们作为后来人来看，会觉得他们在那个时间点，做出了及时的选择。但放在当时的现实中，这种观念并不会很快地传递到各个地方，它是有延缓的时间的。只是在小说里面，基于故事性，会让每个人的判断、选择和决定，跟时代同步。我们寄希望于这种乐观，让角色不至于落后于那个时代，或者说，这就是一种跟时代同步的理想。
还有，《大海风》提供了我们看待青岛跟理解青岛的一种方式，把青岛的历史跟黄海、渤海的关系完成了一次叙述。30年代王统照写《山雨》的时候，提供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视角，也提供了一个农村破产、城市社会不景气的场景。但《大海风》呈现的是一种进步的、景气的、一步步往上走的风貌，这也是一种理想的寄托。我们对于逝去的时代，总会有一些美好的想象，但现实就未必如此，可能还是很残酷的。
李 莹：我最近几年对青岛的文学、文化特别关注，所以今天就想从新世纪海洋文学的青岛叙事，以及海洋文学中的青岛经验，来汇报一下我的想法。在新世纪的海洋文学版图中，《大海风》是一部特别之作。比如，小说型塑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乡土农村、也不同于小镇的空间——“马蹄所”，它依托乡土，向海而生，是一个有着生长力和独特经验的文学空间。支撑马蹄所的人们不断探索、不断超越自我等局限的内核，与青岛的城市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小说开头提及的邢昭衍就读的礼贤书院，它的背后，其实就有着一整个青岛。
同时，在小说的章节开头，不乏类似《百年孤独》那样的回望，作者讲的是历史，其实他面对的还是当代，包括当下以及未来。小说人物在面对大变局、大动荡、大苦难的时候，他们身上具有的齐鲁文化、儒家文化的品德，那种坚忍的力量，同样鼓舞着今天的我们。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青岛叙事，究竟是什么？如何从“青岛叙事”中反思现代性的经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张 彤：《大海风》是一部史诗性的海洋题材作品，这方面的长篇小说真的不多见。我用了三种人物来解读这本小说。首先是小说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中，真实的历史人物。《大海风》里涉及了日德青岛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日本侵华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卫礼贤、王献堂、庄垓兰、张謇这些人物都有出场，他们跟主角有着怎样的关联，对主角进行怎样的推动，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并且非常合理。主角邢昭衍并不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也不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文学形象，如何将这样一个人物跟波澜起伏的历史风云相勾连，这是写作者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用背后的力量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把历史的外力变成小说的内在张力。
其次，是小说里的“先生”形象，在我们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时常可见诸葛亮、刘伯温类的“先生”，他们就像是外星球上的生命，对现实世界进行一种降维打击，知道未来，也能预测未来。但在一个“大海风”的时代，完美导师是不可能存在的，不管是卫礼贤还是靖先生，都无法对主角做出明确的人生指导。邢昭衍就只能不断地在一个开放的格局中去寻找方向，这也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最后，就是女性的形象，书里的四个女性角色都不是传统的女性，都有女性的自我意识。在当时那样一个“女性不能上船”的时代里面，小说的女性书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杨志鹏：我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谈一下，中国的乡土文学走在全国文学的前列，我们总是认为乡土文学是保守的，实际上它是生存环境造成的，中国有广袤的土地，统治集团一直以来也都是中原政权，不需要通过外海来发展和生存，通过内陆的江河和湖泊就可以解决生存问题，两河文明的兴盛也证明，中国的乡土文学离不开生存环境。西方的海洋文明和中国的黄土文明发生交融，是近代的事情，“大海风”在这个时代的产生是一种必然，是历史的必然，同样也是生存环境的必然。我们是一个海洋大国，这是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文学从乡土转向海洋的时候，同样也要有一个基建的过程。你让20年前的人去写海洋文学，他也想不出《大海风》这样的故事来。所以《大海风》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生存环境的必然。
《大海风》最令我感动的，除了情节和人物，很重要的就是对海洋生存环境的描写，比如小说一开始主角遇到的风浪，那种惊心动魄的描写。包括后面渔民抽签，每一片海域捕鱼的细节，这其实得益于他写《黄海传》的时候，对整个黄海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环境的整理和研究。《大海风》真正作为海洋文学的标志，它的重要依据，就是对海洋的理解。在一部长篇小说中，作者是否能提供更多的陌生信息，让读者们看了有所收获，这是非常重要的。《大海风》的意义，就在于它在当代竖起了一座海洋文学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