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身为棋，陈独秀胜天半子，为何五四运动当从辛亥革命算起

1919年，时局忽冷忽热。转眼之间，清王朝成了历史陈列品，崩塌带不走腐朽，反而让尘埃满天飞。那个年头，没人能说得清中国要往哪去！城头变幻，老想问，推翻皇帝就能脱胎换骨？答案并不清楚。可明明革命已推，种种恶疾仍旧赖着不走，这事儿糊涂得很。

孙中山，他来了又走，反复横跳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流亡海外，也不曾放下心里那根弦，他说朱元璋是榜样。可仔细想，明太祖有时候靠狠辣，靠铁血，而孙中山恰恰怕的就是太过激进。这种复杂，谁解得透？当年《祭明太祖文》写得声情并茂，但后来现实撅嘴一笑，明祖也救不了他。革命党人聚在南京明孝陵，讲的是共和，可风里全是怀旧味儿，是不是有点矛盾？

陈独秀不做空想家，他不讲家国春秋，更不相信自上而下的改良能真给百姓换命运。1915年上海，租界窄窄的房间里，《新青年》第一期印出来了。他写下“德先生”、“赛先生”，飘出新气象。那些天，青涩的读者找到新的崇拜，文章从上海传到北京、长沙、武汉，没有一夜成名的神话，只有水滴石穿。

不得不说，1911年的武昌起义，把压抑许久的火星点起了大半个中国。各省趁机举事，清廷根基松动。但仿佛只是换了个名字，旧的做派还在那儿，很多东西就跟没变似的？民主成了写在纸上的词，里头空心，喊口号归喊口号。孙中山信誓旦旦上任临时大总统，下台也利索。到头来总统只做了四十五天，袁世凯带兵一笑，一切翻篇。谁说革命守得住成果？现实的格局，古今中外都难全心如愿。那时，流亡其实是常态——革命党人南辕北辙，谁也拦不住。

再往前追溯些，甲午、庚子，满地狼藉。清廷剃头留发挣扎，抵不过洋枪大炮。日本已经学了西法成新模样，咱们的留学生回国俯瞰满目疮痍，气得脑门冒烟。于是同盟会横空出世，海内外青年聚在一处，谁信清廷还有未来？1905年的冬天，日韩街头巷尾都回荡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八个字。不过八年，孙中山眼看得天下，袁世凯却阴差阳错成了摄政王。这大陆的领导，究竟该归谁？

可是，政治拼杀之余，社会的惯性如老牛拉破车，无论谁赶车都快不起来。革命的种子扎不进人心，出芽的地方也少。袁世凯忙着称帝，结果满盘皆输。他这一折腾，直接促成“社会改良会”的成立。孙中山抓住机会，喊人权喊科学，不管是不是一时兴起，这俩词后来倒是风头正劲。新文化运动的旗，依稀已立在风口，连他自己恐怕都没想到。

说到陈独秀，这人有点楞，也够聪明。白话文，他是头一拨吃螃蟹的。他的杂志上，诗歌变得像话，小说也好读。胡适、鲁迅、李大钊凑一桌打牌，不客气。三教九流一阵乱讲，倒让风气大开。有时候他说自己不信民主，但转头又成了“德先生”的鼓吹者。反复无常的人，常常能拉开新局。这阵子，他进了北京大学当学长，把原本死气沉沉的学术圈翻了个底朝天。也许，他比孙中山幸运，摆弄文字比摆弄枪炮容易些？

不过，要说陈独秀彻底毁了“孔家店”，其实还是高估了他的力量。很多人的家谱里，祖宗还住着孔夫子的影子。但陈独秀却笃定要直面矛盾，他带着年轻人上阵，哪怕出自书斋，连番打怪升级。他不怕招黑，硬是把“封建”这顶帽子戴得发烫。“打倒孔家店”让不少人躲着骂，背地里忍不住翻旧账。旧思想和新潮流的对话，就是这么乱糟糟的。观众都是真情实感，有叫好也有反弹，有站哪边都不对味的纠结。

其实，1913年二次革命败退，孙中山干脆横跨大洋，到处筹钱养兵。美国、东南亚、日本，再奔一轮，哪怕在海外的角落，也能组织起好几千人的集会，没人比他更擅长和华侨周旋。有人说孙中山太理想化，现实点最好。但换个角度想，没有梦想的人，不配做革命家。很多人说他急功近利，一心要做“带头大哥”，可他也曾无数次低下头筹措银两，认人作兄弟。讽刺的是，他最信任的帮手，常常反手一刀。中国人的悲喜剧，有时候，就是信与背的博弈。

这一切若无五四运动，怕是依然隔靴搔痒。1919年春，北京，上千学生已聚到天安门附近，乱中有序。他们嘴里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手脚挥舞，神态各异。谁能想起，他们是从阅读《新青年》学着写白话，但在马路上的呐喊却学着鲁迅的激烈？历史给了他们机会，可他们自己也敢动真格。这场运动像点燃的草原，从学生到工人再到工商银行职员，蔓延得一发不可收拾。北洋政府不得不让步，曹汝霖等人灰溜溜地下台。不签和约，这不只是一次胜利，更像是全社会都憋着的闷气被一口吐出。每个人都是主角。

有趣的是，他们讲民主与科学，讲得如火如荼。可真要说懂多少，未必都理解。五四新青年，有慷慨激昂的少年，有左右摇摆的书生，每个人在大历史中都出了一份力。奇怪吗？其实也不必。五四的本质就是一场全民的参与。有人说它吹遍了理性，也有人说是情绪风暴。这个阶段，孙中山和陈独秀明明走的是两条路，最后居然殊途同归。政治革命需要群情激奋，思想革命也要胆大心细。两边都缺不得。

从1919年起，越来越多的人迷上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在北大讲堂外小声讨论“阶级”、聊“无产者”。这种理论新鲜热辣，但也有许多人哭笑不得，看不懂。可巧了，上海、广州、湖南的小城青年很快跟风，左一句社会主义，右一句革命。到了1921年，中共正式成立。陈独秀成为第一任书记。他是那批五四青年中的代表，但他或许自己不知道会走多远。

而彼时，孙中山依然在南方转战。更喜欢站在高台上发表长篇演讲。他告诉青年“要天下皆为公”，但后来事实证明，他自己也绕不开派系纠葛。这一矛盾，几乎是此时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理想与现实，有时候不是对立，是交错。

两个人物，两股浪潮。看似各行其是，实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的曲折，思想的起伏，压在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上。辛亥打碎了王朝的壳，五四搅动了人的心。许多年后，有人说陈独秀是文人的旗手，有人说孙中山是民族的舵手。其实都不假，不全对。他们既是历史洪流中被拍打的礁石，也是制造水花的手。

谁能预料？没有孙中山没准就没有五四，但没有陈独秀，许多青年怕也就被旧道德那套捆住一辈子。历史讲究集合效应。有人讥笑文字无用，结果《新青年》一纸风行；有人说政治最强，后来一打散又不知去哪安身。也没什么理所当然的结局。

所以，这一切演绎到最后，是革命家的坚持，知识分子的固执，还有青年们的胆与火。转型并没有一次成功，动荡其实在反复延长。民国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新时代，另一只还踩在老路上。

想想吧，这种斜着走路的方式，或许就是中国近代转型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