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隶变之精熟·汉隶之正宗·晋唐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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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平石经》残石

来源 l 《中国书法报》480期

作者 l 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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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载：“（蔡）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是碑即《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立碑初衷是“正定六经文字”，书写势必经过严正文字考订，由当时名家认真书写，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石经字体是一体隶书，东汉末隶书已是比较成熟，可以借此考察隶变的结果和隶书的演变。《熹平石经》是官方所为，使用字体是官方正体，集汉隶技法大成，堪为汉隶正宗；《熹平石经》书写风格平正中蕴变化，或端庄整饬，已发后世晋唐隶书先声。

一、隶书名实及其发展

隶书萌生于战国，孕育于秦，形成于西汉，成熟于东汉，转楷于魏晋，魏六朝及隋衰落，振奋于唐，复兴于清。隶书经典形态扁横取势，蚕头燕尾，翩翩若飞，有其字形的独特性，既是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一环，也是书法表现的重要字体。

《熹平石经 · 尚书》残石拓片

字体名称命名角度不同。如甲骨文、金文是就载体材质而言；小篆从字体的“篆引”笔意命名（也有其他说法，如郭沫若以为，“篆者掾（yuàn）也，掾者官也”。取名方法类同“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从字体的端庄程度和书写速度角度出发；而隶书，却是从史传“创始人”的身份角度来定的。卫恒《四体书势》云：“下杜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十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为御史，使定书。或曰，邈所定乃隶字也。”可见“隶书”之“隶”是从史传该书体的创制者——程邈的身份来定的。因此，不像其他字体名称，或多或少能揭示字体形态特点，隶书名称本身并不指向字体形态，程邈整理的隶书什么样，隶书在创制早期是什么形态，历来聚讼纷纭，隶书在不同时期还和八分、楷书等名称纠缠在一起。

隶书从篆书简化而来。根据汉字演变规律，应该是朝着简便快捷的方向演变，篆书书写婉转繁复，适应不了快速书写的需要，民间率先趋于快速。张怀瓘《书断》载：“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余尚用小篆焉。”有理由推测，小篆快速书写状态的改变在秦汉简帛上首先得到体现。简牍书天然独特的以竖式为结构的材质构成便于解散小篆，促使字形横向扁方发展。快速书写也带来隶书“蚕头雁尾”的潇洒表现。小篆笔画起收圆包的用笔繁复和收敛，被简牍书疏散地放笔释放着速度和精神。小篆的草写，促进了隶书的形成。

《熹平石经 · 春秋》残石拓片

早期隶书的字体形态还有文献指称为“权量书”。明代陆深说：“隶书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取便于隶佐，故谓之隶书，亦曰佐书，秦之权量所刻是也。故不为体势，与汉款识篆文相类，非有挑法之隶也。”清代冯班《钝吟书要》载：“秦权上字，秦之隶书，乃篆之捷也。”秦权量文字保持篆势体势，改弯曲为方折，这种字体后来常被称作“秦隶”。

“隶书”名称还被用来指称“楷书”。楷，意为模范、法式。在此意义上，每一种字体都可以有其“楷书”。隶书从创生之初到被官方认可和采用，成为汉代字体的法式，便具有“楷”的意义。隶书名称还被指称现在意义上的楷书，即《辞海》中说“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的字体。甚至有的说程邈创制的就是楷书，《淳化阁帖》收录一幅程邈的作品，是楷书，但被普遍认为不可靠。魏晋六朝和隋唐也常常以隶书指称楷书，张怀瓘以为：“隶书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书，大率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其于举趣盖有殊焉。”又说：“（隶）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关于隶书和楷书、八分的纠葛，清代万经说得清楚：

是汉以前并无楷与八分之名也。晋卫恒《四体书势》乃云：“隶书者，篆之捷。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始见于此，是即指隶为楷。后魏江式《书表》云：“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又不别云作隶，而后世所传蔡邕《石经》俱是隶字，非即指隶为楷乎？八分则始见于蔡文姬《石室书势》。唐元度唐人《十体书论》亦云：“王次仲始作八分。楷法，谓有楷法也。”是又指八分为楷。盖楷者法也、式也、模也。《礼·儒行》云：“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次仲分隶可以为后世楷式，故或以名隶，或以名分，非如今世别有楷一种也。至后则直以楷名隶，然隶之与今楷书实属同原。……间有作碑刻者，犹循其旧作隶，而时无真书、楷书之名，仍总名之曰隶而已。至唐则直以隶为楷，而别以八分为隶。

唐代以前，隶书成为范式，被称为楷书，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楷书。楷书名称后起，至唐代，以隶书指楷书，而以八分指隶书。唐代以后，以楷书作为字体名称，才指横平竖直、撇捺拂掠、清晰端庄的字体。而隶书渐渐被约定为横扁体势、蚕头燕尾、背向八分的字体。

二、《熹平石经》：隶变之精熟，汉隶之正宗

隶变，字体由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这个过程，小篆字形逐渐解散，变长方形为方形，由“竖高”渐渐“横扁”，笔画和结构减省，把古字“随体诘诎”的线条分解或改成平直的笔画，合并偏旁，以便书写；圆转或搭笔部分变为方折，减少重新起笔，由此实现繁杂到简省和书写提速。同时，在隶变过程中，小篆相对单一的“篆引”笔画形成点、横、竖、捺、钩、折等复杂化，蕴含着楷书元素的发生。

从秦简牍文字资料来看，在战国晚期隶书已基本形成，而在两汉成熟，尤其在东汉产生了气象广博浑穆、风格各异的作品，张之屏以“千声万色，风采气象，各竞其能，指不胜屈矣”评价。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本汉篇中也以简洁的词汇描述了代表性汉碑的风格。东汉隶书达到了隶法的极致和高峰，隶法以汉为极。《熹平石经》属于汉隶经典，是隶法正宗。

《七经堪所藏汉石经残字》拓片

释文：之谋其一

出游以

何哉其二王

雨雪其霏

女其

《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熹平石经》刻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175）春三月。关于《熹平石经》书丹者，《后汉书·蔡邕传》记载“邕乃自书丹于碑”。《水经注》记载“今碑上悉铭刻蔡邕等名”，可见非蔡邕一人所书。《隶释》说得更清楚：“史称邕自书丹，使工镌刻。今所存诸经字体各不同。虽邕能分善隶，兼备众体，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办。史云邕与堂溪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正定诸经，今《公羊》《论语》之后，惟赵䧕、刘堂溪、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别有张文、苏陵、傅桢、左立、孙表数人窃意，其间必有同时挥毫者。”马衡也认为：“如此巨大之事业，必非少数人所可从事者，邕虽擅书，亦不能以一人之力，书二十余万字。”马衡还推论，光和元年（178），邕即以陈災变事获罪徙朔方，明年，亡命江海，居吴会者积十二年。邕之参与此事，才三四年耳。而根据水经注记载，《熹平石经》当成于光和六年（183），历时9年。蔡邕不可能书写全部文字。且据马衡察，《熹平石经》所出之七经字体，虽面貌相似，而工拙攸分。或人书一经，或一经又分数人，皆未可定。要之校理及书碑之役，必成于众人之手，可断言之。今天我们看《熹平石经》残本拓片，《春秋》《易经》《尚书》等书风明显不同，可见《水经注》《隶释》记载和马衡说得有道理。

《熹平石经》书写于东汉后期隶书作品迭出、风格最为丰富的时代。书刻年代与《曹全碑》《乙瑛碑》《张迁碑》等名碑相差前后不远。在这些风格鲜明的汉碑丛中，《熹平石经》整体上显得平正，有的以至于整饬，有的平直生硬，结构失衡，也有的变化丰富，有的有《礼器》之态，有的得《乙瑛》之韵。

隶变完成后，隶书往前发展，到《熹平石经》达到了精熟状态。《熹平石经》虽然书写者不是一个人，风格也多有不同，但总体上有行有列，字体方正，大小基本相近，结构谨严，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有统一，平正中不乏生动，点画处理上粗细有别，特别是篆隶相间，个别部首仍然采用了篆书的写法处理手法，显得高古拙朴。外围轮廓方整，内在结构扩张，灵动有力，生机勃发，彰显出汉隶极品的宽博气象。

《熹平石经》是经典汉碑，对比来看，在风格独立鲜明上不如《曹全》《礼器》《张迁》突出，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熹平石经》书字要作为官方通行的字体，代表皇家意志，书写当收敛个性，呈现应有的端庄平正；其次，《熹平石经》属于“正定文字”，具有字典的含义，书写不在求新求异，要保持必要的中规中矩；再次，奏请正定文字并被授命书写《熹平石经》的蔡邕等人都属于当时大儒，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书写的又是儒家经典，书写必然带有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的自然风度；第四，从汉碑书写时间序列来看，《熹平石经》书写时代处于东汉后期，隶书经过各种风格的探索表现，已成熟大备，各种钩挑、波势使用规范化，也就带有了一定的整饬化。

在历代学者的眼中，蔡邕隶书是汉隶的代表。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云：“自邈以降，谓之秦隶。贾鲂《三仓》、蔡邕《石经》诸作，谓之汉隶。锺、王变体，谓之今隶。”孙承泽《庚子销夏记》评曰：“东汉书学以中朗为最，而石经尤其得意之作，故当为两汉之冠。”《熹平石经》石上书法，字体严整匀称，宽严得体，中规中矩，堪为汉代隶书标准，也是后世普遍认为的隶法正宗。傅山云：“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熹平石经》中的优秀作品当得此评。

三、《熹平石经》对隶书发展的影响

《熹平石经》是汉隶极致，隶书正宗，也引领、规约着隶书的发展，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熹平石经》代表汉隶形象。陶宗仪《书史会要》载：“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是也。此体最为后出，皆有挑法，与秦隶同名，其实易晓。”钱泳《履园丛话·书学》也说：“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赵宧光在《寒山帚谈·力学》中也说：“学隶，必锺傅、汉碑，博之以蔡邕而上诸碑碣，六代而下不得窥也。”俨然蔡邕之隶书是学隶正宗。相传“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等字，见蔡邕《石经》于从弟洽处，复见张昶《华岳碑》，是其书之取资博矣”后世学书多从《熹平石经》受益。

隶书从小篆演变而来，两汉距离篆籀时代未远，个别字尚未脱尽小篆的体势。还保留篆籀笔法，蕴含着弥满的篆意，传承中国书法可贵的“篆籀”进而扩大为“篆隶”笔法原则，规定着中锋行笔、沉稳厚实的用笔传统。后世楷书、行书、草书也多要求有篆隶笔意，笔画才扎实沉稳。如郝经《叙书》以为蔡邕《石经》当学，并说：“凡学书须学篆、隶，识其笔意，然后为楷，则字画自高古不凡矣。”《熹平石经》传承了“篆隶”用笔原则和“篆籀”笔意，维护着中国书法的中庸中和与生命精神。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释文：□□

日至于旬

罪寇攘姦轨

不友于弟□

引恶

□

《熹平石经》为汉隶正宗，然而不如其前后的《礼器》《乙瑛》《曹全》《张迁》等风格鲜明突出，世人学书又常有尚奇求异之风，所以人们大多以为蔡邕《石经》当学，但后世一直以《熹平石经》为取法并自立面目者似乎并不多。一个原因是，石经命运多舛，刻本难得，学习不便。清代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说：“至《华山碑》与《熹平石经》皆中郎遗迹，惜旧本难得，与其临此碑之翻刻本，不如临前数碑（按：指前文所列《曲阜》《任城》《史晨》《韩敕》《乙瑛》《张迁》《衡方》《曹全》等碑之原石本）。”除了这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熹平石经》的书法风格相对平正，被东汉群碑风格的独特、鲜明、丰富所掩。

《熹平石经》书写达到了汉隶极致，也意味着书风即将转向。《熹平石经》以后，隶书篆籀笔意弱化，郑枃著、刘有定注《衍极》认为：“汉兴制作，未见称用，隶法之盛，自贾鲂始，至蔡邕八分《石经》，而篆、籀寖微矣。”篆籀笔意的失落，对于书法笔法的传承和书法刚健中正精神的守护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弱化。伴随着篆籀笔意的失落，汉碑形态上也逐渐走向了程式化、呆板化，汉碑朴厚博大精神的失落也代表着隶书的衰落。《熹平石经》部分作品已出现结构严整、钩画挑剔的精严之象，许云瑞说：“（熹平）石经书风下启魏晋唐数代隶书之门。”信然。《熹平石经》个别作品精致整饬，钩挑精巧，已发晋唐隶书先声。

后世习书者常称以汉隶为宗，唐代也不例外。刘熙载以为：“蔡有邻《尉迟迥碑》《广川书跋》谓当与《鸿都石经》相继，何尝于汉唐过分畛域哉！”唐隶书者多号称学汉，唐玄宗定开元文字，作皇皇巨书《纪泰山铭》，以帝王权威力图振奋隶书，奈何多用方笔，作圭角，外形奇伟，擅用挑踢，以严整警策见长，走向整饬雕琢，已无汉隶朴茂自然大气，唐隶大抵如是。到了清代，因考据学、金石学以及朴学的迅速发展和碑刻出土的日益繁多，隶书才开始重新走向鼎盛，邓石如、伊秉绶、郑簠等纷纷取法汉碑，或以草入隶，或以正、篆入隶，体现了厚重拙朴、雄强恣肆的审美追求，但也只是得汉隶分数斤两，于汉碑已不能再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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