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杨度书法杂糅汉隶魏碑，沉稳而有内涵！

民国书法鉴赏系列

沉雄开阔 大气磅礴

——杨度隶书野云老树联

■王 方

清末民国和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魏晋时期一样，都是政治上最为黑暗、社会最为动乱的时代，却又是文学艺术最为辉煌的时代。清末民国时期，在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带来的古今裂变之际，更是混杂着中西方思潮的碰撞，因而造就了这一时期不同于以往的思想和文化巨变。而作为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地位似乎比以往也更为特殊：以书成名者自不必说，举凡政治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徐世昌、郑孝胥、吴佩孚、阎锡山；学界人物如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马一浮、叶恭绰等，皆能书善书，甚而以书法为精神皈依。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杨度的书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杨 度隶书野云老树联

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号虎公、虎禅，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杨度早年师从“帝王学”宗师王湘绮，后又留学日本接触新学，逐步形成了“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思想基础与知识结构。政治上，他由早期的主张君主立宪，并为袁世凯称帝鼓吹，到失败后的遁入空门，再到思想上转向共和，加入国民党，最终因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复杂的思想与人生转变。书法上，他也由早期的因循守旧到最后的锐意革新，完成了艺术上的转变。应该说，杨度的书法不仅与其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辉映，更是那个时代历史人物的精神写照。回首来看，杨度的特殊价值正在于其书法与那个时代精神的深度共鸣，与康有为“尊碑抑帖”的理论建构、吴昌硕“石鼓入画”的视觉革新不同，杨度的探索更贴近传统文人的“以书载道”，其作品中的两种极致——隶书的雄强与手札的雅逸，正如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磨砺。

杨度的书法取法宏阔，金文、汉隶、魏碑、颜体乃至北朝摩崖刻经均有涉猎，最终以隶书的恢宏与朴实为旨归。杨度善于将北朝摩崖的雄浑宽博的气息融入隶书创作，使其无论隶书还是魏碑均仿佛于魏、隶之间，既具汉隶的“气厚”，又兼具北朝摩崖的“沉静”，形成了“沉雄开阔、大气磅礴”的风格，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位政治家的胸襟格局，睹其书而如见其人。“野云低度水，老树饱经霜”五言对联（如图）文辞中呈现的苍茫厚重景象，正如杨度隶书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用笔既沉实饱满又兼具刷字的酣畅，不拘于一起一收的技法小节而质朴大气，结字有隶势而无隶书“雁尾”之飞动而又愈显内敛，在不动声色中完成的气氛营造折射出了政治家的沉稳与内涵。

这种书法与人格精神的高度统一，总能让人想到同期的书家袁克文：相较于杨度书风的厚重沉稳，袁克文则恣肆旷达，笔墨不羁，一如其个性，展现的是文人雅士的才情与叛逆。“字如其人”的特质，既源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浸润，又来自于个人才情对书法传统的解读。杨度在隶书和北碑的融汇中寻找与心灵的契合，袁克文则借篆隶之气挥洒古法性灵，虽取径不同，却都跳脱出碑帖之争的窠臼，以开放姿态探索传统书法与个人精神的共振表达。这种创新并未割裂文化根脉，反而因深厚的学养支撑更具生命力。回首清末民国这一时期的书法，其精彩纷呈，又不惟杨度与袁克文，虽未称得绝对高峰，但个人精神与才情的表达却无不让人心动和留恋。

（本文刊发于2025年 第17期《书法报》24版，责编唐福祥，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杨度书法作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