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大师”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有记者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编者等于开发了稳定的财源，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当初编教材时，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随着“民国热”的升温，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与此同时，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不过如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也不是相关学术界的共识，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他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影响，甚至风流韵事。例如，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的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其实，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有哪些贡献，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更不能“戏说”。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戏说一下也无妨，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

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 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创始人和奠基者，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师。

从晚清开始，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就是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论著的撰写、答辩、评鉴，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等。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属史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但到1935 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五十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自然是他接受了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Henry Darby）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期的学术水平如何，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是有国际标准的。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至于杰出个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得到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无法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到了今天，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大多是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已经崭露头角。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的，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以致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科被取消，费孝通被划为右派，《江村经济》也被当作“毒草”批判，从此消失。一部分民国学人的论著被查禁，像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几乎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更年轻一二代的人。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才在专供教师和研究生使用的参考阅览室中看到一些民国学术著作，而直到1985年游学哈佛，才有比较全面了解民国学术的机会。

毋庸讳言，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压制这种另类批评。

舆论与公众出现这样的偏差，学术界本身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本来，学人学术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应该让公众了解，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即使是高深、特殊的学问，也应该用浅近的语言、形象的方法向公众介绍。在媒体出现不实报道、舆论误导公众时，学术界要及时予以澄清和纠正，要主动提供正确的事实和评价。但由于学术界往往脱离公众，或者不重视社会影响，对一些本学科视为常识性错误或胡编乱造的“史实”不屑、不愿或不敢公开纠正，以致积非成是，形成“常识”。

例如，在季羡林先生的晚年，无人不将“国学大师”当成他的代名词，有时连他的“弟子”也被尊为“国学专家”，甚至“大师”。在学术界，特别是他的同行和学生心目中，季先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但大家都明白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并不属国学的范畴，而滥用“国学大师”实际是贬低了他其他学问的地位，如季先生主要研究的印度学和梵文。但谁都不好意思或不愿意向公众捅破这一层纸。当我在报纸上发表质疑季先生“国学大师”身份的文章时，好心的朋友劝我应该给老人留点面子。我说：正因为我尊敬季老，才要在他生前纠正他身不由己地被误导的情况，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所幸不久后季老公开表明了他不是“国学大师”、要求摘掉这顶“帽子”的态度。

我还看到过一篇“钱锺书拒赴国宴”的报道，据说他在受邀参加国宴时不仅断然拒绝，而且谢绝来人为他找的“没有空”“身体不好”的借口，要求直截了当回复“就是不想参加”。一些媒体纷纷转载，使钱锺书的形象又增添了学术以外的光环。我觉得这既不符合史实，又不符合钱先生的行事风格，在看到对杨绛先生的一篇访谈后，更断定这是夸大失实的编造，就写了批驳文章发表，此后似乎再未见到这则故事的流传。

对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又有一些不实传闻，如毛泽东曾多次就边界纠纷征询他意见，林彪也向他请教历史地理。实际上谭先生从未有与毛泽东交谈的机会，唯一近距离见到毛泽东的机会是参加他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但因临时通知不到，谭先生赶到会场时座谈会已结束，大家留着看戏，他看到的只是坐在前排的毛泽东的背影。所谓林彪求教历史地理，实际是他奉命为“首长”叶群个别讲课，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林彪的夫人。如果我顺着这些传闻扩展，或者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给后人留下学术神话，并且会被人当成史实。但我选择在《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中如实揭开谜团，复原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