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大师赵元任

清华当年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1892-1982），个个说得上体大思精，不是寻常人比得了的。赵元任的专长在语言学，单说做这一领域的天赋和学养，我们就只有望洋兴叹：他听音极为敏锐，学话的能力超常，精通数种外语不去说它，国内各式各样的方言就不知会多少种，主要的方言系中每一系至少会说一种，1919年我国第一次制定官方的国语发音标准，由年轻的赵元任灌了唱片，在全国的学校去推行；古今中外的语言学和文学不去说它了，哲学还拿过博士，还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物理，在清华教过数学，写过好多有关乐理的论文，也谱过好多曲子，包括极为流行的“叫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在语言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我想是汉语的研究，而且我认为是现代汉语研究里最深最权威同时又最有意思的。这很难得，因为，新文化以来的中国学术，据我个人偏见，大概只有汉语研究领域里出现过好几个可以称得上是大师的人物，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赵元任可说是他们的前辈，而且成就还在他的学生之上。

赵元任18岁起，在国外的时间大概比在国内的时间还多，1938年以后则完全移居海外，所以大多数的著述都用英语写成，国内广大读者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读到。据我所知，国内编译过赵元任的三种文著，他的主要著作之一，《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一书，吕叔湘以《汉语口语语法》为题译出，1979年由商务出版。同一本书，1980在香港出了丁邦新翻译的中文版，并且重印了好几次。研究汉语语法的，我没读到过更好的，但这本著作中很多成果，此后二十年国内的大量同类研究并不曾善加吸纳，反倒一批一批出版质量低很多很多的同类研究。此外，清华大学的袁毓林编译了一个集子，题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1992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清华文丛中的一本，多半有意较为全面地反映赵元任的学术成就，分成四个部分，理论探讨，汉语总论，方言研究，语法分析，每个部分收了四篇论文，并有“生平大事记”和“赵元任语言学论著要目”两个重要的附录。再一本是《语言问题》，1980年商务印过一次，1997年又印了一次。这是1959年在台湾的一个系列讲座，最适于普通读者，可一次的印数才有两千，不知道为什么。

赵元任的语言学著作，有好多种优点。他的学问贯通古今中外文理，同时实际掌握那么多种语言和方言，做过好多实地语音考察，于是一方面思路高阔，一方面又细微入里扎实可信。另一个特点，是在理论概念方面的透彻和严谨，这在中国学者很少见。我们知道好多教科书都用“能够独立有意义”来定义“词”，赵元任表示反对，“因为你讲到意义，就是全宇宙所有的事物都在内了”（ 50页，引文都出自《语言问题》），话说得轻松，但你若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就知道他说得很清楚也很严格。这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多数教科书正好相反，随手翻开一本书里是这样给“词”下定义的：“词，是意义单纯，语音形式独立、完整、固定，而且其中没有停顿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遣词造句一幅威严的派头，拆碎下来却不成片段，只是一团混乱。

赵元任的书属于培根所说的那一类无法摘要必须全读的书，即使他举的例子，也给人知识，或增进意趣，例如他讲到语音的变化，举例说“定约”和“订约”里的“定”和“约”是两个字，来源不同，在有些方言里的读法也不同，接着又举出“容易”的“易”和“变易”的“易”，说明它们原是两个字，一个读去声，一个读入声（114页）。讲到参差式的借语，他举“权威”为例，这个词本来只有“当局”的意思，但用它来翻译authority，而authority另有“专家”这个意思，于是汉语词“权威”也有了这层转义（137页）。赵元任“由博返约”（他的学生王力的赞语），讲理论常像谈家常，看似闲闲之笔，却可能涉及很深奥的理论争论。我们一直听说西方文字是表音的，中国文字是表意的，赵元任却指出“中国文字也是写语言的。只是它不写音位，而写尺寸较大的词素”（228页），“外国文字也标义，中国文字也标音”（146页），同时说到一位老人家拿着家信，嘴里念念有词，才咬得出文中的意味。又如说到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差别，好多人以为父母总比子女更传统更正宗，所以一定是后来兴起的美国人改变了英语的读法，赵元任却告诉我们，实际上是美国人保存了古音（161页），就像中国的好多风俗习惯保存在海外华侨那里，本土的居民倒早换了好几次时髦了。

赵元任的这几本书，凡对语言现象有兴趣的人都该读一读，总会获得自己平常想不到的别的书上看不到的东西。像我这样对语言哲学有点兴趣的人就更该读了，我们谈语言哲学，而涉及语言现象的好多常识常常还不了解，想当然地做些错误的概括，再引申出更加不着边际的结论，有点像赵汀阳写在他一幅漫画下的一句话：更高，更玄，更荒谬。前两天有位思想者，根据中国话里语素基本上都是单音节的这个事实，向我阐释了中国历史的独特进程，要是他知道太平洋区域好多没有亲族关系的语族那里也都是单音节的语素（64页），他对中国历史的描绘也许会变得稍低一点儿，也稍可靠一点儿。

文/陈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