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其实这是一个古今通用的逻辑

古人为什么一门心思重农抑商？这道理，放到今天也能品出几分门道。

白居易写 “商人重利轻别离”，可不是瞎吐槽。自打商鞅变法把 “重农抑商” 写进规矩里，往后换了多少朝代，这政策愣是没大变。为啥统治者总跟商人过不去？就不能让种地的和做生意的好好过日子吗？还真难。

先说说为啥非看重农业不可。

古代皇帝要坐稳江山，关键是管住老百姓。老百姓对朝廷来说，就像羊对狼 —— 能交税、能当兵、能修城墙，缺了这群人，皇帝的日子就没法过。孟子说 “民为贵，君为轻”，其实也是在说：把老百姓安顿好了，江山才能稳。

那怎么管才能稳？

一来得有套靠谱的官儿体系，朝廷的命令能快速传到村里，村里的税、壮丁也能及时送到京城。所以分封制要改成郡县制，各种制度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让这体系更顺手。

二来，也是最关键的，得看住老百姓别乱跑。

农民这职业，天生不爱挪窝 —— 地里的苗要浇水，家里的田要施肥，一年到头绑在土地上。朝廷也巴不得他们不动：人一固定，税好收，兵好抓，出点事也能马上找到人。

春秋战国那会儿，小农经济一成型，这套逻辑就更清楚了。商鞅变法明着说：要么好好种地，要么去当兵，别的营生都得靠边站。秦国老百姓日子可能没齐国滋润，但就靠这股子 “死磕土地” 的劲儿，最后一统天下。

说到底，农耕文明的根基就是 “人不动，地不荒”。王朝要想强盛，就得让更多人扛锄头，少些人扛算盘。

再说说，重农为啥非得抑商。

商人干的事儿，说透了就是低买高卖。一两银子收的粮，得卖一两五才挣钱，这中间的差价，其实是从种地人手里匀出来的。天之道是 “损有余补不足”，商人却总在 “损不足奉有余”，时间长了，钱都跑到不种地的人兜里了。

举个例子：大唐有俩村子，甲村种麦子，乙村种药材，本来俩村都混着种，饿不着也富不了。来了个商人老张，说：“甲村你就专心种麦，乙村你光种药材，缺啥找我买。”

平时倒还好，可万一乙村闹蝗灾，药材全没了，村里人要饿死，只能找老张借粮。老张说：“借可以，拿地抵押。” 等乙村把粮还上，发现每年都得还债，有的人家还不上，地就归了老张。没地的农民只能到处讨饭，成了流民 —— 朝廷的税少了，兵源没了，再严重点，流民聚起来喊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义就来了。

这不是瞎编，古代这种事太多了。

为啥？因为小农经济太脆弱。西汉北方亩产粮食 1.5 到 2 石，过了一千年到明朝，还是这水平。人多粮少，抗风险能力几乎为零，一场旱灾就能让盛世变乱世。

商人一多，麻烦就更多：

一来，商人要跑东跑西找差价，今天在江南收丝绸，明天去关中卖茶叶，朝廷哪知道他在哪儿？税不好收，人不好管。

二来，要是年轻人都觉得做生意比种地挣钱，没人扛锄头了，地里长不出粮，朝廷拿啥养兵、赈灾？

三来，商人做大了，总想找当官的撑腰。就像秦朝吕不韦，做生意做到能左右朝政，这时候权力就成了商人的工具，最后遭殃的还是种地的。

所以古代对商人规矩特严：不准穿好衣服，不准考科举，不准跟当官的勾肩搭背。但也不是不让做生意，像盐、铁这些关乎吃饭穿衣的行当，都由朝廷管着（盐铁官营），就是怕商人垄断了坑老百姓。

说到底，古代生产力就那样，粮食产量上不去，人口又多，要是放任商人折腾，最后只能是富了少数人，饿了多数人，江山也就坐不稳了。

搁到今天，这道理也没差。古代的 “农”，就像现在的实业、制造业；“重农抑商” 的逻辑，其实就是要把根基扎在实实在在的生产上。毕竟，不管啥时候，能种出粮、造出东西的本事，才是过日子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