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人物：柳宗元、牛僧孺、范仲淹、石介

柳宗元（773—819）唐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市西南）人。世称柳河东。贞元进士，授校书郎，调蓝田尉，升监察御史里行。与刘禹锡参加王叔文集团，任礼部员外郎。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为“救世之谬”，发愤钻研经史诸学。“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以“立仁义，裨教化”。在哲学上，继承以往的元气论，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元气”，世界万物由“元气产生”。“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天对》）。又认为“元气”分阴阳二气，它们弥漫天际，“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非国语》），互相交错构成事物形态的变化，“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天对》）。指出天地也是元气的表现形态，“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天说》）。还进一步指出宇宙天地都是无限的，“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非国语》），“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天对》）。否认在“元气”之上还有最高的主宰。提出：“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认为人事的“存亡得丧”和天地元气、阴阳等自然物没有赏罚的关系。在荀况“天人之分”的思想基础上，主张天人不相预，“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治）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批判了各种神学迷信，认为董仲舒、刘向、班固等“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贞符序》）。相信“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同上）。还提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非国语·神降于莘》）的命题，探究神学迷信产生的根源。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非圣人之意也”，而是有其客观的“势也”（《封建论》）。并认为“封建制”的产生由形势所决定，不由汤武的意志所能决定，是“不得已”。还指出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私其力”的封建制被“分之大者”的“郡邑制”所代替。还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实际原因，说：“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封建论》）；“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同上）。又认为圣人能使经、权与仁、智统一，具道识势，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人父台序》）。主张儒、佛、道三教调和，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三家“皆有以佐世”，都可以“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衺”（《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同被列入“唐宋八大家”。所作散文峭拔矫健，说理透彻。寓言篇幅精短，笔锋犀利。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又工诗，风格清峭。提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主张。针对六朝以来骈文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提出“文以明道”，强调文要辨明“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记非国语书》）。认为“明道”须加强作家道德修养锻炼。反对因袭，力主独创。有《河东先生集》。侯外庐编《柳宗元哲学选集》辑录其哲学著作较全。

牛僧孺（780—848）唐大臣。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贞元进士。元和三年（808），因对策批评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所斥，久不得叙用。至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830）还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是牛李党争中牛派首领。武宗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相，他被贬为循州长史。宣宗时还朝病死。扬人道而抑天道，抨击“支天坏，违天也；人道补天，反常也”的观点，认为“以道承天，则天无坏者；以乱承天，则天无支者，故支坏非天也，兴衰由人也，但有人不支而败，无天不可支也”（《讼忠》）。还指出“夫人道，迩也，忠者，人伦纪纲也；天道，远也，渎者，人伦虚诞也。假天道以助人伦，犹虑论诬于失也；况舍人事，征天道，弃迩求远，无裨于教者也”（同上）。在历史、政治领域抨击了天命论。论君道，贬低帝王名分的意义，认为“君道无定名，便国利人，则君之道也”。“君人者，当务乎道适时，不务乎名饰位也，故舍名而就时者日昌，舍时而就名者日亡”（《辨名政论》）。反对“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的说法，主张善恶无余，讽刺豪族地主夸示“积德”、“余庆”，力图从人的行为本身去说明善恶庆殃间的关系。认为贵贱不以身份品级为高下，“所以贵者，道贵也；所以贱者，道贱也。道之贵乎孔父，素王也；道之贱乎殷辛，独夫也”（《善恶无余论》）。强调人心向背为衡量庆殃贵贱的标准。“善者天下好之，常道也；恶者天下恶之，亦常道也”（同上）。《全唐文》存其文一卷，《唐文拾遗》存其文二篇。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有志操，贫困力学，官至参知政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项政事改革主张。史称“庆历新政”。为学泛通六经，尤长于《易》。学者多出其门下。曾自明其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奖拔胡瑗、孙复，并授《中庸》于张载。宣传儒家孝悌思想，认为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弟大兴焉”（《易义》）。注意到事物变化的“渐进”过程，说“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迩，乾阳渐进而至于天，坤阴渐进而至于坚冰”（同上）。强调事物的变化须保持一定的限度，“必渐而及时”（同上）。在解释“艮”卦时说：“艮，止之道，必因时而存之。时不可进，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纵，斯止矣。止得其时，何咎之有？”（同上）南宋朱熹认其为理学的先驱之一。清全祖望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胡瑗）、泰山（孙复）而外，高平范魏公（范仲淹）其一也”（《宋元学案·高平学案》案语）。在美学思想上，认为文艺对社会有用，“得失之鉴存乎《诗》”，“万物之情存乎《乐》”（《上时相议制举书》），优秀的文艺作品均能“移风易俗”，“顺时而设教”，“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万国之心”（《今乐犹古乐赋》），甚至可“使斯人之徒，辅成王道”（《上时相议制举书》）。以礼教治政为文，强调文艺作品应仰“主乎规谏”，俯“主乎劝诫”（《唐异诗序》）。认为文艺作品虽有古今之分，但不能以此定优劣，“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乐，岂今昔之殊伦？”（《今乐犹古乐赋》）工于诗词散文，文章富于政治内容。有《范文正公集》。

石介（1005—1045）北宋初学者，文学家。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隐居徂徕，世称徂徕先生。天圣进士。官至太子中允。长期从事教育活动，门生甚多。为人耿直，“指切当时，无所讳忌”。诗文颇多揭露弊政，曾责当时权贵者“彼素餐尸禄，将狗、猫、鸡之不若乎！”（《责素餐》）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认为“仁义”不是“守小慈，蹈小仁”，诛除贪官污吏，尽管“杀伤虽多”却是“仁”于百姓，符合“天下之喜怒”。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根本策》）。标榜王权，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论据。崇尚儒家道统，斥佛、老为怪，说：“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辨惑论》）对宋初浮华文风也进行了抨击。有《石守道先生集》、《徂徕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