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存仁回忆：先生把理财秘诀传授给我，我至今受益，不再被钱所困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

民立中学毕业后，我决心学医，最初投考小南门内南洋医科大学（即东南医学院前身），这是几位留日学医的人创办的，内中有一位教师是德国留学生，所以这间医校，可称是德日派。因为是私人开办，规模不大，学生也不过二百多人，学费每学期收四十元，和一般学校来比较，这学费已算很贵，我的学费全由我四伯父负担。

在南洋医科大学，我苦读了一年，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就请大学中一位教师治疗，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吃葡萄糖和维他命 C 而已，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只连服了五天中药，热度竟然退清了。四伯父就对我说："你学西医，而西医不能治愈你的病，现在中医把你的病医好了，你不如改学中医。还有一个理由，你将来学成西医之后，开业时节，各项设备，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恐怕我都负担不起，你就做不成医生了。"

那时节恰好丁甘仁先生创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自任校主，延请谢利恒先生为校长，四伯父代我转托王一亭、朱福田两位世伯写了一封介绍信，投考"中医专门学校"。当时投考学校，这封介绍信就等于保证书一样。经过考试后，我即被录取。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学费，每学期是二十四元，四伯父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我进了这间学校之后，一心攻读中医旧籍，进步很快。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

中医旧籍，都是艰深的文言文，常有费解之处，因而又百般设法拜一位国文教师，补习国文。恰好有一位常州名儒姚公鹤先生（曾任《申报》主笔，商务印书馆编辑），他在办理一个法政讲习所，我虽然没有意思去学法律，但是介绍人说："姚老师要请一个誊写钢板和油印的人才，你大可趁此机会跟他做这种工作，那么补习国文的学费可以完全免收。"我听了能免学费，就很高兴地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行了一个拜师礼。姚老师对我也很满意。后来我再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也是从姚公鹤老师方面发展出来的。

我从姚公鹤老师之后，不但国文大有进步，而对社会关系的接触收获更大，因为他的烟榻之旁，每晚都有不少名儒学者相聚倾谈，如孟心史、蒋竹庄、庄俞、董康、胡朴安、陆尔奎、叶楚伦、戴季陶、陈冷血、陈布雷、唐驼等。他们所谈的或是批评时事，或是臧否人物，都有很丰富的处世经验，所有谈话资料，也有极高深的学问，由此我智识顿开，见闻大增，对做人的道理懂得不少，觉得这许多学问都是书本上所没有的。

旧时做门生，老师的事什么都要做，除倒痰盂、扫地、整理烟榻、迎送宾客之外，还要帮他购买一切杂物，因此我对物价才渐渐明了起来。

其时的物价，又不同于几年之前了，记得在"老大房"，熏鱼小洋两角可以买到六七块，"邵万生"的熟火腿每一包也是两角，这是最高贵的佐食品。其他如臭豆腐干，铜元一枚可买两块，粽子糖铜元一枚可购五粒，品海香烟每盒铜元三枚，强盗牌香烟每包也是铜元三枚，小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大白锡包每包小洋二角半，唯有茄力克，每罐售价九角，开罐出售每十枝小洋两角。

米价日益高涨，每担达四元两角，大家觉得"米珠薪桂"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上海人饮酒，以绍兴酒为最普遍，本色每斤一角，花雕每斤一角二分半。饮洋酒的人较少，三星白兰地最昂贵，每瓶要银元四块，只有少数富家和妓院中才备有。

我师姚公鹤是吸鸦片的，当时文人雅士多数有烟霞癖，因为并不犯禁。鸦片烟亦公开发售，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批发商是"郑治记"，零售而规模最大的是石路上的一家"老延龄"，铺面好像银行一般宽阔，门口有阔而且大的红木柜面。我常常奉命到附近一家小的零售铺去买烟，其时每一小罐是小洋两角，鸦片的净重是一钱。又有一种是香港来的"公烟"，有黄铜制成的小盒，每盒也是小洋二角，重量记不清了。只记得姚老师处，夜夜高朋满座，要烧掉好几盒。

我当时已经喜欢买书，可是一走进书店，总要翻上十本书才买一本，普通书薄薄一本只售五分、八分，林琴南的《红礁画桨录》和《茶花女》要卖到大洋四角，我虽欢喜，但觉得价昂，无力购买。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

我在中医专门学校读书的时节，每月由四伯父给我零用钱二元，包括鞋袜及膳费车费。那时一顿午餐，吃得省俭一些是铜元八枚，要是吃得丰富一些，要小洋二角。我所能节省出来的只是车费，每天走来走去，很少搭电车。其实那时的电车费，经过华界、法租界到英租界三段，不过铜元五枚而已。

我常常想到"钱"的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利用课余时间赚一些钱。恰好购到丁福保先生所办的《中西医学杂志》，篇末有一则招请抄写和剪贴工作职员的小广告，我就跑去应征。那时丁福保先生声誉卓著，与卫生家伍廷芳齐名。我见他面色红润，一把银白色的胡须，接待时笑容可掬，令人如坐春风。我说明来意之后，他看了我履历上写的国文教师是章太炎、姚公鹤，医学教师是丁甘仁，即刻就录取了我，但是我声明，每天只能在下午四时至六时两个钟头来做工作，初时丁福保先生认为时间太短，后来我对他的工作，贡献了若干意见，他认为尚有可取，于是破格录用，议定月薪银元六枚。就从此时起，我开始自己赚钱，精神上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个月，终于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丁福保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临时加我两元，更令我喜出望外。

哀来我对丁福保先生的工作，很感兴趣，对他既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有相当进步。他那时正在编辑一部《古钱大辞典》，书的内容是将古今的钱谱，以及藏家的拓本，详注年代和藏者姓名。凡是"著录"的古钱，都列人这部书中，洋洋大观，美不胜收。

我对这部书的工作，有两点贡献，一是代为收集日本的古钱图录，二是古钱的图式，尽量不采用临本，一律要用拓本。由于当时的印刷是石印，用拓本可以保存真相。

我虽然每月只得薪金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内心有说不出的快乐，外表上也觉得飘飘然，因为当时八块钱是有很多东西可买的，我除了添置衣衫鞋袜之外，还陪母亲和弟妹上菜馆去吃了一餐。记得那时的"和菜"，四菜一汤是一块钱。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

第二个月开始，丁福保先生要我助编《说文解字话林》，这部书他已出版发行，但是他发觉有不少错误，要我把这部书送到章太炎老师处，请他加以评述，章老师原是"小学"专家，他指点要怎样搜集资料，怎样改编，他开列出许多有关小学的古籍名目，从此我就天天到旧书店搜集资料，埋头工作。丁福保先生处虽有好多位旧学人才，但是搜集资料的能力还不如我，我因此更受丁氏的激赏。

丁福保先生倡导素食，来往的朋友，是另外一批人物，最接近的一位就是李石曾先生。有一天，丁氏坐了自备汽车，着我陪他到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花园坊去访问一个老友，进门时由一个长须老人亲自开门，只见那老人家容光焕发，丰神飘逸，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子超）。经过介绍之后，林主席对我非常客气，亲自倒了杯茶给我。我见到客厅中，只有四张藤椅和一张圆形的藤桌，内室只有一张行军床（即帆布床），原来这个屋子是他的嗣子承租的，他只是到上海时作为居停之用，俭朴如此，出人意外。

林主席喜欢搜集小摆设和古钱，和丁氏款款深谈，逸兴遗飞，忽然间林主席说："我为了调解国事纠纷，要到福建去走一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被扣留的可能。"丁福保先生说："何不到此间著名测字名家丁太炎处去测一个字，再定去留。"林主席纵声大笑，认为测一个字，虽也不妨，但这时局势有剧变模样，他的行踪惹人瞩目，便说："可不可以把这位测字先生请来家中一谈。"丁福保说："不必，自有办法。"说罢，就请林主席口占一字，林主席就说了一个"福"字，同时丁福保也说了一个"放"字，叫我坐了汽车到新闸路鸿庆里丁太炎处。

一般人认为丁太炎的"太炎"两字，是沾章太炎师的光，其实丁太炎的成名，还在章太炎师之前。清朝光绪末年，他在北京的钦天监做事，慈禧太后病亟时，李莲英到他那里去测一个字，他断然地说：那字是"两龙宾天"之兆，李莲英认为荒唐，消息传了开来，丁太炎被拘入狱，不久，果然光绪与慈禧先后驾崩，摄政王执政后，才把他释放，丁太炎也就逃到上海以测字为业。

我到了丁太炎的府上，见到他烟容满面，形神消瘦，只是两目炯炯生光，望上去显得很精明，那时客厅中坐了十多个人等待占卜测字，他好像老吏断狱一般，对每一人只说几句话，问卜质疑的人都唯唯而去。

轮到我占卜时，依例要焚香跪拜，默祷之后拈一个字卷。我说："我已经有两个字带来，只要请先生解释一下。"丁太炎就对我说："当坛卜字是一元二角，自带字来要收两元。"我说："照办。"

丁太炎先看了"福"字，问我要占何事？我答："出门远行。"他见我站在他的右面，他就说："福字半面是示字，加上右字，是一个'枯"字，可见洪福齐天而有神明保佑，要是到福州去的话，更是顺利，要是到福州莆田的话，那么田字是累字的头，有些麻烦。"我再问："有无生命危险？"他说："没有。"

接着他又看"放"字，他照例问："所占何事？"我说："不知道。"他说："这个放字的一点是代表一字，下面是简笔的万字，旁边是一个文字，大约是有一笔钱要想放出去，占这个字的人，是一位有心人，要是他真的想放息的话，放心去做可也。"

我觉得他讲的话，简单明了，不觉心动起来，我说："我也想占卜测字，能不能只付半费？"丁太炎望了我一眼说："占卜一字必须照我润例付钱，不如把你的生辰八字说出来，我替你简单地算一个命。"我就说出："我的生辰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十四日寅时生。"经过他一算之下，他问我要问何事？我说："问前程。"他说："你的前程好极了，将来定是一个千万富翁。"我就笑起来说："上海富翁能有一百万的人已经不得了，丁先生大约不知道上海的情况，租界上首富是地皮大王程霖生，绰号程麻皮，也谈不上千万富翁。后来程麻皮为了标金五百秤的投机差额，把全部地产契据押在天主堂，他竟然倒下来了。那时黄金十两为一条，七条为一秤，以此来计算程麻皮的家产也不过尔尔。至于上海最大的民营银行，是陈光甫先生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最初不过五万元，劝工银行、女子银行，创办资本不过二三万元而已。所以你说我将来有千万家私，我不敢相信。"丁太炎似真似假地笑了一阵说："说不说由我，信不信由你。"说罢，我就告辞了。（按：我当然自忖不会成为千万富翁，但是照敌伪时代后期储备票的情形下来计算一下，倒真有千万元收入，勉强地解说，也可以说是应验的。)

我对相面、算命、测字，并不相信，倒是丁福保先生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对"福"字的解释，林主席拈须微笑，点头不已。至于丁福保先生对这个"放"字的解释，口头上不说对与不对，但是观察他的神情，似乎也道中了他的心意。

次日，我正在工作，丁福保先生对我说："你明天早上，先行沐浴理发，并预备水果四式，专程地送给我，我准备把理财的秘诀传授给你。"我说："好极了。"

翌晨，我带了水果礼物，到了丁家，丁福保先生叫我进入内室面那间房间的布置，是日本式的榻榻米，两人盘膝对面坐下，茶几上焚了三炷线香，丁先生正襟危坐，款款而谈，说是：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

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

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力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

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

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干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

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这些话讲明之后，他又举出许多当代成功者的故事。我听了大为感动，我说："我也明白，林琴南翻译的却尔司迪根斯著的《苦海孤雏》里面有一句名言：赚十个先令，用八个，一生一世快乐，赚八个先令要用十个先令，一生一世苦恼。"丁氏颔首称是。

先时，我曾经和一位表兄同游半淞园，门票每张为小洋一角，游船一小时为铜元六枚，两人一面划船，一面吃花生瓜子，在河中豪兴大发，相互"言志"，表兄的终身愿望，只希望能够在洋行中赚到三十元，那时他可以供应十家开支之外，还可以有一辆钢丝包车，连车夫的工资都在内了。

我说我的志愿，希望将来做医生，每月能赚四十元，已经很满足了，要是医生不走运的话，只有进善堂做一个主诊医生，薪水虽不过三十元，也可以维持家庭。

这是两人读书时代的愿望，深深地印在脑海之间，足见胸无大志，可笑非常，不过那时赚钱不易，任何人不敢存什么奢望。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

我在读书时能够赚几块钱，真是得来不易，但是生活上又非再多赚几块钱不可，于是我处心积虑地想出一个办法来。当时上海的《申报》，天天有一个副刊，叫做"常识"，刊出后每篇稿酬一元。我就开始投稿，专门写一些验方，连续地寄出稿件二十多篇，但是稿件寄出之后，音讯全无，如同石沉大海，可是我并不气馁，只怪自己写得不好，还是继续不断地写，不料在三个月之后，忽然登出一篇"疥疮验方"，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在报上见到，领稿费时，只见稿费单上附注了"着投稿人来与编者沈思孚一谈"几个字，我知道沈思孚就是沈信卿，是一位江苏省教育界前辈。

沈思孚见到我穿了青布长衫，如学生模样，态度极和蔼，他问我的学历之后，便说："我手臂上有一堆多年的老疥疮，看了你的稿件，就到药店买成药'一扫光'来擦，只费了两个铜元，把多年的顽病就医好了，所以要见见你。"我就很诚恳地谢他，接着他又问我的境况，我也依实相告，他说"好"，你的稿件尽管不断寄来，我每月登出八篇，以助你求学时的需要。我称谢而归。这次领到的一元稿费，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用文字换钱，当天意兴豪发，拉了六七位同学到邑庙"春风得意楼"去吃茶，茶资是铜元八枚，各种小吃，如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又吃掉了铜元二十余枚，在那几位同学看来，简直是一件豪举。

隔了几天，我把会见沈思孚的事告诉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报馆的投稿人，向来是各有地盘，外边的人是不容易投入的，你能打入这个圈子，很不容易。以后你的稿子让我先替你润饰一下，一定还要好。"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

在中医学校肄业的最后一年，就在校主丁甘仁老师处开药方，谢利恒老师特别为我吹嘘，说我的字清秀而迅速，所以别的同学做录方的工作，总要等候三个月以上，只有我一进丁老师的诊所，就为他写药方，写了三个月，丁老师很是满意。一天，有一个病人拿了药方到抛球场京都达仁堂去配药，不料达仁堂的伙计看了我写的药方，说药的分量写得不明白，拒绝配方，病家打电话来质问，丁老师颇有温色，要我即刻到药铺去察看一下，到底错在哪里？我见老师面孔不好看，也急得什么似的，不知如何得了。

我到了达仁堂，那个伙计指着药方说："你们上海医生写三钱二钱的'钱'字，都不像钱字。"我回说："这是我们南方中医传统的简写法。"他听了我的话，就说："我们不识，所以不配。"于是我就和那位伙计争执起来，我说："你们虽是北京的老药铺，现在到上海来做买卖，也应入境随俗，该把上海医生习用的简笔字学习一下。"那伙计竟然倔强得很，把处方一推，岸然不理。于是我就振振有词地骂了他一顿，我说："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全上海的中医，都不会向你们配药。"那伙计还是说："我们不在乎几张药方，我们是靠出售药丸的。"

正在争执之际，东主乐笃周带着笑容由里面走出来，很客气地问我尊姓大名，我见他态度温和，气恼就消了许多。才把这件事情说明，乐笃周说："你来得正好，我想请你把所有简笔的字码，对我们全体伙计解释一下，以免下次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于是就把"钱"、"两"、"钱半"、"两半"等简笔字，写了一张示范的清单，乐氏就说："怪不得我们配方的生意寥寥无几，今后完全要把这些简笔字学习明白。"说完他就送我一份"乐家老铺"四字的拓本，原来这四个字是明朝权相严嵩所写。

我拿到这个拓本，很是高兴，我又把他们的药丸仿单加以评述，我说："你们这张仿单如果不加修正，在上海是行不通的。"乐笃周很虚心地请我进入内室，问我："这张仿单由明代沿用到现在，是刻了木板印成的，何以在此地行不通？"我说："仿单原文语句陈旧不明，而且对病名症名分得不清楚，教人怎样能看得懂？"乐氏恍然若有所悟，打躬作揖送我出门，而且说："明天要来拜会丁老师表示道歉之意。"

次日，乐笃周果然来见丁老师，随带百元面额庄票一张，并说："你们的陈师兄光临小店，经他一番指示，茅塞顿开，所以我除了亲来道歉之外，奉上此区区之数，希望老师请一个人来为我们把全部丸散仿单修改一下。"那时病人很多，丁老师匆匆地接过了庄票便对我说："既然你主张要他们修改仿单，那么就由你去做好了。"在那时的一百元，真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接收了这笔钱，不觉头都有些晕起来。

丁老师把这事交代清楚之后，又在百忙之中，亲自送乐笃周出门，这是很难得的事。我正在奇怪，丁老师说："乐笃周家私百万，是北京的首富，你以后该对他要多多联络，他们北方人是最讲究礼貌的。"

我把达仁堂的丸散仿单修改补充，又经医界名宿余继鸿老先生润饰之后，工工整整地誉写成册，送给乐笃周，乐氏一边看，一边赞说："陈师兄，你能不能再帮一个忙？我想请一桌酒，邀请几位上海名医，你可否为我做一番联络工作？"我说："丁甘仁老师向不应酬，人家发请帖，至多到一到就走，绝不会坐下来吃到席终。不过我有一个办法，这一次我平空受到你一笔墨金，应该由我来出面，而且要预备上好烟土，那么丁老师自会欣然光临。"乐笃周大喜说："就由你出面好了，到时我另外备法国名酒和云南小只'马蹄土'。至于在哪家菜馆，和请哪几位名医作陪，都由你安排。"

那时节上海的北方菜馆"会宾楼"、"大雅楼"，一席酒是银元十元。广东菜馆在虹口有"会元楼"，每席是十一元，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有一家"鸿运楼"，全席是八元，但是要用鱼翅的话，就要加四元，因为他们的白汁排翅是驰誉全上海的。

鸿运楼向不讲究装修，恰好这时他们刚油漆一新，老板在内室有一间烟房，专供自己吸烟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设备，所以就订下了鸿运楼。鸿运楼主人知道我要借用他的烟房，初时颇有难色，后来听到我备了"马蹄土"飨客，他也垂涎欲滴地说："烟房尽管借给你，不过我也想香一筒。"我说："可以。"

所谓"马蹄土"，形状就像马的足蹄，是印度产的最上品烟土，价格最贵的时期，一两马蹄土相等于白银五两，不是豪富阶级是吃不起的，而且出产不多，物以稀为贵，更抬高了它的身价。

丁甘仁老师听到我要宴客，他也很高兴，再听到有马蹄土飨客，他更是欢喜，他说："这个土一定要拿到我这里来熬煮。"姚公鹤老师听到这个消息，也要参与其盛。还有谢利恒老师、恽铁樵先生、徐小圃先生等都在被邀之列。

到了宴客那天，乐笃周盛装而来，见到当时上海的名医，一个个应邀而到，他更高兴，每人送吉林人参一两，当时这种参的售价每两是银元十二元。（按：一九七一年五月香港的市价，吉林参每两为港币一万三千元，而且看来还有直线上升之势。)

这一次在鸿运楼的宴客，是我第一次请客，几位前辈在席散之后，大家鱼贯而入内室，吞云吐雾，谈笑风生，直到深夜，我所费的不过十二元几角，乐笃周的烟土和洋酒所费比我费的还多，但在他觉得收获很大。

这次宴会之后，我自己计算一下，我在银行中的积蓄，已经有了两百元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这是我后来实行创业计划的基础，隔不到几年，境况完全改变，都是从这两百块银元开始的，所以我对鸿运楼这次宴会，认为是我否极泰来，进入鸿运的一个转折点。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