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水浒》：史进和少华山三雄，藏有施耐庵哪些写作密码？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近日再读《水浒》，对这句俗语有了新的体悟：少年血气方刚容易被侠义表象裹挟，却忽略其中暴力与冲动的隐忧；随着阅历渐长，对施耐庵、罗贯中师徒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隐藏的玄机，会产生新的体会。

今天，在下想谈谈再读《水浒传》的心得，其中重点谈谈，施耐庵在塑造少华山三雄——神机军师朱武等三人和九纹龙史进这四位人物时，究竟藏着怎样的写作密码。下面先谈谈施耐庵其人。

施耐庵（约1296年—约1370年），原名施耳，字肇瑞，号子安，别号耐庵，江苏兴化人（今属盐城大丰白驹镇），原籍苏州，后迁居淮安。居于杭州，后归淮安故里。元末明初文学家，主要作品有《水浒传》。

史料记载，施耐庵在元末动荡时期（约14世纪中叶）加入张士诚的起义军，担任谋士或幕僚角色‌‌。

张士诚在政权初创时，颁布了《州县务农桑令》，促进农业发展。张士诚的一系列鼓励农桑的措施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流民纷纷返乡，重建家园。这些为民举措，颇得施耐庵好感。

张士诚（1321年－1367年），原名九四，字确卿，泰州白驹场亭人。

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与李华甫攻取泰州。天祐元年（1354年）于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1364年自封吴王。1366年，高邮、淮安、兴化、濠州、湖州、杭州、绍兴相继被徐达、常遇春等攻取，平江被围。吴元年（1367年）九月，平江城破，被俘至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自缢而死，享年四十七岁。

据说，施耐庵曾怀有辅佐张士诚成就王业的抱负，也就是史料上说的其"有志图王"（也有人认为“有志图王”的是施耐庵的学生罗贯中）但最终因张士诚的局限性（如战略失误、贪图享乐），施耐庵选择了隐退‌‌江湖。

在下揣测，施耐庵的旧主——吴王张士诚被朱元璋领着徐达、常遇春打败，施耐庵心有的不甘，不得不从曾“有志图王”转到“退隐山林”，于是写作《水浒》，借小说中人物浇胸中块垒：施耐庵让朱武、陈达、杨春三位草寇都拜倒在九纹龙史进脚下——史载，张士诚原先就叫张九四，他的禁卫亲军的称号就是“十条龙”。

那么，这种揣测能立得住脚吗？在写作《水浒》时，施耐庵真是这样想的吗？

一、史家村前的叩拜与朱武三人的姓名究竟藏有哪些玄机？

《水浒传》第二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九纹龙大闹史家村"中，少华山的陈达带着一百四五十小喽啰要从史家村借路“欲往华阴县借粮"，两人一言不合就动起了刀枪，陈达被史进一战擒获。

危急时刻，为救结义兄弟，朱武采用“苦肉计”，他带着杨春"擎着两眼泪“”，跪在史进面前哭诉道："小人等三个，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今来一径求死，望英雄将我三人，一发解官请赏，誓不皱眉。"这一幕看似寻常的草寇求饶，却因朱武三人姓名与明初君臣的奇妙关联，引发我诸多联想：施耐庵笔下的朱武、陈达、杨春，会不会是以元末明初的风云人物——朱元璋、徐达、常遇春——为原型创作的呢？让我们读一读小说中对三人的赞词、搜寻一下史料记载的吉光‌片羽，或许能窥见几分耐人寻味的巧合。

二、姓名绰号有何深意？从"神机军师"到"洪武大帝"的文字密码

《水浒传》中，朱武被称作"神机军师"，小说赞他"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脸红双眼俊，面白细髯垂。阵法方诸葛，阴谋胜范蠡"。这"武"字与"军师"身份，恰巧与朱元璋"洪武"年号及早年"身在行间，手不释卷"的谋士特质形成有趣的呼应。史载朱元璋"渡江后，稍涉猎书史，领其大旨"，虽非科班出身，却善用谋略，与朱武"广有谋略"的描述似有暗合。

神机军师朱武 剧照

明太祖朱元璋

民间流传的朱元璋奇异画像

陈达绰号"跳涧虎"，小说赞他"力健声雄性粗卤，丈二长枪撒如雨"，其勇猛形象与史料中徐达"长身伟貌，刚毅英武"的记载颇为贴近。徐达作为明初第一功臣，"每战持重有谋，功高不伐"，而陈达虽在小说中戏份不多，却也以"性如烈火，善使枪棒"著称，二人名字中同带的"达"字，更添了几分遐想空间。

杨春号称"白花蛇"，小说赞词写他"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其灵动迅猛的特点，与常遇春"摧锋陷阵，所向披靡"的战神形象有几分相似。史载常遇春"勇冠三军，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人送外号"常十万"，而杨春"善使大杆刀，动作如蛇般迅捷"的描述，或许正暗合了这种锐不可当的气势。三人姓名与绰号的排布，如果说是纯粹巧合，似乎又少了几分说服力。

三、籍贯地理有影射？淮西故人与草莽据点的微妙呼应

小说明确提到朱武是"定远人氏"，这一籍贯耐人寻味——朱元璋祖籍濠州（今安徽凤阳），与定远同属淮西地界，元末时均为红巾军活跃之地。朱元璋早年在定远一带收编"驴牌寨"义兵，正是其崛起的关键一步，而朱武在少华山的聚义，恰似这一历史场景的文学缩影。

陈达被写为"邺城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邺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徐达作为北伐主帅，曾率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河北正是其征战的核心区域。杨春的籍贯"蒲州"（今山西永济）虽与常遇春的怀远（今属安徽蚌埠）相隔一条黄河，却同属元末战乱的中原腹地，红巾军起义的烽火曾在此处熊熊燃烧。

再看少华山的地理位置，它地处华州（今陕西华县），在张士诚势力范围的西方。施耐庵曾为张士诚幕僚，对其事业兴衰极为熟悉，而史进所在的史家村，恰是少华山三杰的"臣服"之地。小说中写史进"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恰似张士诚"据有江南，沃野千里"的富庶，这种地理与势力的排布，会不会是在暗合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的割据格局呢？

四、智谋行事见影子？山寨权谋与开国方略的隔空对话

朱武在少华山的谋略，虽比不上诸葛亮那般神机妙算，却也透着几分朱元璋式的隐忍与布局。行军打仗时，朱武常"令军士饱餐，分兵数路埋伏"，以守为攻的策略，与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似有几分神似。当陈达被擒，朱武不用武力硬拼，反而"自缚请罪"，哭诉"若肯放我们回去，日后不敢侵犯"，这种以退为进的隐忍，又恰似朱元璋早年在郭子兴帐下"屡遭猜忌而不怨，屈身事之"的处世之道。

陈达的行事风格则带着徐达式的勇猛与果决。他不顾朱武劝阻，执意"去打史家村借粮"，称"他只是一人，须不三头六臂，我不信"，言下之意就是“量他一个史进，怎敌得我 ”，这种"恃勇轻进"的特点，与徐达在鄱阳湖之战中"身先士卒，冒矢石而进"的冲锋姿态颇为相似。而杨春随朱武同赴史家村请罪时的"默然从之"，则像极了常遇春对朱元璋的绝对服从——史载常遇春虽勇猛过人，却"善持其下，听约束惟谨"，与杨春"紧随朱武，凡事不多言语"的表现形成有趣的对照。

小说中朱武"精通阵法"的设定，更让人联想到朱元璋对军事谋略的重视。朱元璋曾说"为将者，必知古今兵法"，而朱武在梁山后期"协助卢俊义布列阵势"的表现，或许正是这种治军理念的文学投射。这些智谋与行事的呼应，虽不能算作确凿证据，却为"影射说"增添了几分合理性。

五、结局命运藏叹息？昱岭关之殇与明初功臣的相似悲歌

《水浒传》第一百一十八回，昱岭关成了陈达、杨春的终点。书中写道："庞万春在岭上看得明白，拿起弓，搭上箭，一箭射去，正中陈达咽喉，翻身落马。杨春急待回身，被岭上石子乱打，树林里转出一彪军，挠钩搭住，拖入阵中，也被杀死。"二人战死的惨烈，与徐达、常遇春的结局有着令人唏嘘的相似。

史载徐达"洪武十八年，疽发背卒"，虽死因成谜，却难逃"功高震主"的隐忧；常遇春则"洪武二年，暴卒于军，年仅四十"，同样未能尽享太平。而朱武的结局更为耐人寻味，他随卢俊义平定方腊后，"授武奕郎，诸路都统领"，却最终"不受职，随公孙胜出家"。这种"功成身退"的选择，恰似朱元璋登基后对功臣的清算——洪武年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株连数万人，昔日功臣几乎尽灭，只有少数人能全身而退。

施耐庵让朱武活下来，却安排他归隐山林，或许正是对这种"狡兔死，走狗烹"现实的隐晦表达。少华山三杰的结局，与明初君臣的命运如此相似，若说是作者无心之作，未免太过巧合。

五、史进龙纹作参照？胜利者叙事与失败者倒影的微妙平衡

九纹龙史进在小说中的角色，为少华山三杰的影射增添了另一重维度。史进"肩臂胸膛总有九条龙纹"，赞词称他"久在华州城外住，旧时原是庄农。学成武艺惯心胸。三尖刀似雪，浑赤马如龙"，其形象恰似张士诚的文学化身。张士诚曾在平江（今苏州）称"吴王"，龙纹正是王权的象征，而史进作为少华山三杰的"收服者"，暗合了张士诚早年对朱元璋的压制——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镇江，曾被张士诚军击败。

但史进最终在昱岭关"被乱箭射死"，这结局与张士诚"城破自缢"的史实如出一辙。而朱武等人后来"归顺梁山"，则像极了朱元璋最终"平吴灭汉，定鼎天下"的胜利。施耐庵作为张士诚旧部，对这段历史的情感颇为复杂：他让史进永远带着龙纹，却让他沦为悲剧英雄；让朱武等人成为最终的幸存者，却让他们背负"草寇"的出身。这种叙事上的矛盾，或许正是作者对"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无声质疑。

史进与朱武的关系，恰似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写照——前者虽有龙纹却终成灰烬，后者虽起于草莽却终得天下。这种安排，若说是作者刻意为之，似乎也符合文人"借史抒怀"的创作传统。

结论：草莽故事里的历史回响

少华山的烟尘早已散尽，但朱武、陈达、杨春的形象，却始终带着元末明初的历史印记。从姓名绰号到籍贯地理，从智谋行止到结局命运，三人与朱元璋、徐达、常遇春的种种呼应，或许并非施耐庵的刻意影射，却大概率藏着他对一个时代的观察与叹息。

作为曾亲历元末战乱的文人，施耐庵见证了草莽英雄如何登上权力巅峰，又如何在帝王心术下分崩离析。他笔下的少华山三杰，或许只是一群普通的草寇，却在不经意间成为那段历史的"无心写照"——毕竟，所有的帝王将相，起初都可能是史书里的"盗贼"；而所有的草莽英雄，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个"帝王梦"。

《水浒传》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写的是江湖，说的是人心，藏的是历史。少华山三杰的故事，究竟是巧合还是隐喻，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翻开书页时，能从那些刀光剑影里，读懂一个时代的悲欢与无奈。

当少华山的烟尘散去时，我似乎忽然明白：朱武、陈达、杨春不是简单的文学形象，而是元末明初权力更迭的镜像。施耐庵用草寇的故事，写尽了帝王将相的发家史；用山寨的悲欢，照见了王朝兴替的残酷。当朱武在昱岭关望着陈达、杨春的尸身，他眼里或许闪过应天府的刀光——那里，另一个"朱武"正举起屠刀，砍向昔日的兄弟。

从史家村到应天府，从少华山到紫金山，草寇与帝王不过一步之遥。就像《水浒传》里写的："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施耐庵似乎在字缝里告诉我们：所有的龙，起初都是草寇；所有的草寇，心里都藏着一条龙。而历史的吊诡在于，那条龙最终会变成新的枷锁，套在后来者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