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井研县》盐篇

蜀地的盐井，起源于秦朝蜀郡太守李冰。他探查识别地下水源，开凿了广都盐井，这是开山凿井的开端。到了汉代，武阳县的陵井最为著名。井研位于陵井以南一百二十里。县里盐井的开创年代，没有详细记载。但查阅《元和郡县志》，记载井研县在研井以南七里，镇和县都因这口井得名。可见，县里的盐井，由来已经很古老了。

唐代井研的盐场，号称最为兴盛。史书记载的井名中，属县的井共有二十一：分别是研井、陵井（《太平寰宇记》记载：陵井在陵州以南一百零九里，这里的陵井是井研的陵井，不是陵州的陵井）（备注:井研县陵井，即张仙沟）、棱井（《元和郡县志》写作“思棱井”）、律井、田井、井镬井、獠母井、还井、赖纶井、石烈井、宋井、茫井、柳泉井、赖郎井、遮井、新井、董川井、潘令井、小罗井、依郎井、带始井。始建县境内的盐井有七口：罗泉井（今属资中县罗泉镇）、塔坭井、石缝井、赖胡儒井、赤石井、赖子井、赖溲井。从棱井往下，这些井的兴建时间都不详细。研井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坍塌，总章二年（669年）重修，每天产盐八斗；陵井在龙朔元年（661年）坍塌，上元元年（674年）重修，每天产盐五斗五升。

当时特地设置盐场，安排场务官监督收税。那时县里有个青阳氏，祖籍洛阳，因做官留在井研，以煮盐为业，财富在西川称雄，巴蜀地区的青阳氏，都以井研的青阳氏为宗。从开元年间以来，陵井盐每年共收“都当钱”二千零六十贯，整个唐代都没有变化。到了前蜀时期，道路堵塞不通，各盐井都废弃关闭了。

宋朝初年平定蜀地后，下诏开放陵州十口盐井，其中井研有五口，始建（属井研）有一口：研井在陵州以南一百三十三里，乾德三年（965年）重开，每天产盐四十九斤；陵井在陵州以南一百零九里，乾德三年重开，每天产盐三十斤十两；棱井在陵州以南一百里，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重开，每天产盐五十三斤；律井在陵州以南九十里，太平兴国三年重开，每天产盐五十五斤；田井在陵州以南一百五十一里，太平兴国三年重开，每天产盐三十三斤；始建的罗泉井，乾德三年重开，每天产盐三十五斤。这六口井，都是官府开凿、由官府自行煮盐的。

而从庆历年间（1041—1048年）以来，县里百姓凿地架竹，开凿“卓筒小井”来取盐，私自熬制食盐。后来人人都掌握了这种技术，产盐越来越多，于是只向官府缴纳少量月度赋税，却借此做坏事：随意凿井，大肆独占山林川泽的利益，用来满足奢侈浪费的开销。富豪之家甚至有二三十口井，次一点的也不少于七八口。朝廷担心时间久了，会产生不利影响。另外，所谓的“卓筒井”，因为容易临时掩藏，官府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实际数量。每一家盐井雇佣的工匠，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十人，都是其他州县漂泊无依的人——他们有的是犯罪逃亡者，改名换姓来这里出卖劳力。一旦不如意，就互相煽动引诱，成群结队地喧哗闹事，索要工钱，傲慢地要求离开。他们聚集在村落里、进入镇市中，饮酒赌博、作奸犯科，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是极大的祸患。因此朝廷设立严厉的禁令，下令转运司禁止开凿卓筒井。

当时，东川的盐运不到成都，而解州的盐运输又不顺畅。加上陵井盐场的卓筒井又被关闭，产盐极少，导致成都路的盐价暴涨，每斤卖到一百五六十钱，而东川的盐每斤才七十钱。熙宁九年（1076年），侍御史周尹和刘佐先后上奏说：成都路州县人口增多，产盐常常不够吃；梓、夔等路产盐多而百姓吃不完，向来不禁止贩卖，官民都觉得方便。听说此前成都路转运司因为考虑购买陵井盐场的盐困难，就禁止东川的盐进入本路，还关闭了本路的卓筒井，导致很多人失业。这大概是想让盐价上涨，让百姓愿意买陵井盐场的盐。又因为商议运输解盐路途遥远、后续供应不足，导致成都路盐价暴涨，每斤一百五六十钱，两斗米才能换一斤盐，而东川的盐每斤才七十钱。请求允许东川的盐像以前一样进入成都路，转运司不得禁止；不要关闭卓筒井，只禁止今后不得新开。但当时没能施行。

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御史吕陶议论陵井监盐井的利弊，朝廷下令转运司考察后，下诏确定定额：无论大井还是卓筒井，都不禁止；如果遇到盐泉枯竭，允许在原井附近开凿卓筒井取水，来补足原有的井数，按照规定派官员负责缴纳赋税；那些枯竭的原井则关闭，不得在其他地方新开或额外增加开凿。由此，卓筒井的禁令又放宽了。但在禁令未放宽之初，元丰年间（1078—1085年），县里百姓私自开凿的卓筒井还有一百多家。

元丰四年（1081年），夔州路转运使王宗望建议：陵井监的井研，应该专门设置盐场，派监官管理；其他州县盐井少的地方，就由税务官兼管，没有税务的地方委托县令、县丞设置盐场。当时东西川的盐场极为兴盛，能和井研一起设置盐场的，只有荣州的应灵，其他州县都比不上。但王宗望的办法是：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场，所有盐井都由官府专卖，然后卖给百姓，加价不超过一分五厘；煮盐的人家要到官府登记，不得私自买卖。议论者讥讽这破坏了祖宗的制度。

到了绍兴三年（1133年），赵子直担任吏部尚书，上奏说：如今井户大多开凿私井，所以盐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低，盐法被严重破坏。杨嗣勋担任总计官，因此派官关闭了卓筒井。从庆元年间（1195—1200年）以后，百姓开始吃高价盐了。宋代的专卖制度，起初只征收课利钱。到绍兴二年（1132年），四川总制赵开首次改革“引法”，设置合同场收“引税”（商人缴纳）和“课利”（井户缴纳，也称土产税），这还是全国通行的制度。而陵井监和井研，在官方专卖制度之外，还有“官溪钱”“石脚钱”的名目。

所谓“官溪钱”，是陵井监的盐井在缴纳课利、盐税之外，每年要缴纳五十缗，称为官溪钱。井研进士黄迁和利州路转运判官黄廉建议：今后在溪内开凿盐井，除了应缴的课利、盐税，不得另外收取租赁溪钱；现有六口井一律免除；井研现有的五口井（都是官井，不是私井或卓筒井）所欠的钱，也请求免除。朝廷同意了。

所谓“石脚钱”，起初眉州、彭山、丹棱、洪州、雅州等州县都有“石脚井”，必须用隆州（隆兴年间，陵州改名为隆州）、荣州各井的卤饼混合煎熬，才能制成盐，但吃这种盐的人很多生病。元丰、崇宁年间（1078—1106年），曾两次禁止。后来到绍兴年间，彭山瑞应乡的百姓有私自贩卖卤饼、混合硝石煎成小盐低价出售的，官府每年让他们缴纳七十多万缗，隆州、荣州的人苦于他们侵占利益。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总领官向朝廷上奏，又下令关闭这些井，把它们的税额分摊到隆、荣等州，称为“石脚钱”。

产盐数量方面，仁宗以后，每年产盐二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二斤；到宋末，陵井监及二十八口井，每年煎盐一百一十四万五千多斤。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又因各路转运司上奏，按每场一百人录取一人的比例，仙井监（即陵井监）得以增加解送科举名额二人。由此可以大致了解宋代井研盐场的规模。

元代，井研并入仁寿县，四川设置十二个盐场，隆盐场排名第二。当时盐井的数量及各井的专卖税额已无记载，但专卖制度极为严苛，是古今未有的。太宗二年（1230年），开始实行盐法：每引盐重四百斤，征收课银十两；中统二年（1261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1276年）改为钞九贯；二十六年（1289年），下诏按旧例改为十两，折合现钞二十贯；二十二年（1285年）增至五十贯；元贞二年（1296年）增至六十五贯；到延祐二年（1315年），累计增至一百五十贯。大概是纸币越来越贬值，税额数字就越来越高，而商人也越来越困难。

明代初年，井研的盐法记载不详。永乐元年（1403年），户部上奏：四川井研县的大罗片筒小井可以开煎；三年正月又上奏：福兴、思安两口井每年定额五万六千九百四十九斤，如今因年久盐泉变稀，亏欠一万二千四百多斤，请求开北河井（那里水咸、柴足），可增加常规定额一万七千三百多斤。到万历年间（1573—1620年），清查盐井，存老井二十口，灶户六十九家，灶丁六百六十一人，额定征收课银四百四十八两一钱四分；又允许商民续开小井，帮缴课银二百三十七两三钱七分，称为“新井”。盐井的数量增减不定，随时代变化，和官府册籍记载完全不符，这是可以考证的。

洪武初年，设置仙泉盐课司（在仁寿县城），井研的盐课隶属于它。起初每年办理课银才三万八千八百五十斤，弘治年间（1488—1505年）增至二百一十三万七千六百一十五斤。当时四川有十四所盐课司，只有上流、仙泉二司最为兴盛。盐专卖制度方面，明初规定四川每引盐征税钱二贯；景泰元年（1450年），实行“截角退引法”；四年（1453年），改为盐运出盐场时就截角；嘉靖年间（1522—1566年），又分“引票”“小票”两种：每二万零三十斤为一引，一百斤为一票；每引缴纳六两三钱，后来增至五两一钱五分；小票按引的重量计算。可以说制度越来越严密了。

仁寿县示意图

本朝（清朝）顺治初年，井研在册籍上记载的盐井共二十四口，后来陆续增开，到雍正九年（1731年），新旧井共二百三十七口。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上报坍塌废弃四十五口，三十二年（1767年）上报坍塌废弃七十九口，现存一百一十三口；确定上井十二口，中井六口，下井九十五口，锅六口。这些是上报官府、登记在册、至今按规定上报解缴的盐井。但盐泉的丰枯不定，时常需要添凿新井补足原额，数量有时会翻倍。

征税名目分为三类：课税、引税、厘钱。课税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抚上奏确定：盐井开凿完成三年后开始纳税，按盐脉多少、卤水浓度分三等：上井每口课银四两，中井三两，下井一两四钱；每两课银加羡银一钱二分。井研共征收课税及羡银二百二十二两八钱八分。

引税方面，顺治八年（1651年），四川开始实行盐票，井研的盐票数量及纳税额已无文卷可考。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川颁行盐引，井研分配水引二十六张、陆引六十二张。雍正元年至四年（1723—1726年），盐井、灶房增加，开凿越来越多，水陆引逐渐增加，共分配水引八十九张、陆引二千零六十分，销往温江、崇庆、灌县、新津、丹棱、仁寿等州县。但这些水陆引按规定归其他州县销售，而本地百姓吃的都是无引的盐。

雍正九年，四川巡抚宪德上奏：凡产盐州县，应将水陆引分配到其他州县，招商卖盐；如果把引分配到各地，本州县反而没有引可销，实在有偏重。应按人口增加引额，让井灶像商人一样销售。户部批准后，井研增加陆引二百六十七张，这是井研自行销引的开始。雍正十年，巡抚宪德推行改拨代销制度，知县黄光灿上诉井研引额过多、空赔损失，于是改由庆符县代销。井研保留陆引八十八张，本县自行销售陆引一百七十九张；每引征税二钱七分一厘四毫，每两税引加羡银一钱二分七厘六毫，再加截角纸朱银八两五钱九分，共征税银八十两零二钱九分。

道光八年（1828年），因卤水减少、销售停滞，商人破产、案件积压，没人接手。总督戴三锡上奏确定：井研本地百姓在附近灶厂买盐食用，正杂引税银并入地丁税摊派征收，这是井研盐引归丁的开始。但虽名为“归丁”，实际上井研的引税都摊给了境内各盐贩，并未纳入地粮征收。原销往温江、崇庆、灌县、新津、丹棱、仁寿的水陆引，仍责成各州县招商来盐厂采购，照旧执行。

从咸丰六年（1856年）因军费需要，筹办“就灶抽厘”法，井研每年征收厘钱一千二百千文。同治元年（1862年）改章程，按斤抽厘，每年征收六千多千文；到同治四年（1865年），减至四千多千文。八年（1869年）以后，盐市萧条，厘钱拖欠。同治十年，灶户温恒德等人上诉疾苦，总督吴棠批准旧欠厘钱减半，分五年补缴；以后的额定征收数也一律减半。由此，税款清解无欠，百姓困境稍有缓解。

管理官员方面，本县知县兼管征收、督促、查验事务，设书役四名、巡丁八名，每年支付工食银七十二两。雍正十二年（1734年），又调嘉定通判改驻犍为马踏井，管辖井研盐务。乾隆元年（1736年），特地设置井研盐课司盐大使，驻盐井湾（在干佛寺以南五里），管理温江等县商人运盐出境、截角验放事务；还在县内千佛寺、乌抛湾、分水岭、胡家店各关隘设卡，防止私盐贩卖。

采购盐的州县，从水路到四望关，逆江而上，路途曲折，远的达六百多里，近的也有四百里；陆路三四百里，近的也二百多里，且山路险阻，运费比水路加倍。因此从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来，温江、新津、灌县的商人杨回春、周乾兴、申恒茂等人，希望借水路便利，改到犍为盐厂采购，经知县蔡天藻上奏请求调回本厂采购。但商人狡辩拖延，请求宽限十年再回归原路。到期后，又像以前一样违规，多次调回都不来。到咸丰元年（1851年），井研灶户吴开源等人因盐积压卖不出去，多年控诉。三县商人又以井研无盐可供、河道淤塞、运路不通为由，上报盐道，盐道派县丞李承保到县勘察。李承保以运路堵塞、产盐多少不定、确实没有定数为由，请求暂缓改配，上报后获批。从此，纠纷持续了二十年。到同治八年（1869年），井研又因为销路不畅，而河道已经重新疏通，（井研）恳请县里调派盐引供应。随后收到温江等县的详细回复，都称各县私盐贩子充斥，所领取的盐引都白白截角失效、空自赔钱，难以运输销售。此后，各商人都买卖私盐，而井研盐厂的采购供应（业务）就绝迹了。

当时各销售地区的采购渠道已经断绝，（井研盐）所依靠的销售范围，只有仁寿、青神两县。

起初，仁寿东林乡的额定盐引有五百七十二道，应该分配给井研一百六十五道，剩下的分配给资中盐厂。到嘉庆十五年，恰逢井研盐井老化、卤水枯竭，商人王泽溥请求变更井研的盐引，全部分配给资中盐厂。

嘉庆十七年，井研的盐产量又旺盛起来，仍调拨一百道陆路盐引，调回分配给井研。

嘉庆二十年，井研盐厂分配盐引后剩余的盐，运输销售到仁寿各地区。王泽溥申诉，经永宁道命令县里调查审讯，判决井研盐厂的盐暂时借助仁寿的销售地区销售，每包给王泽溥十八文税款及附加费。这事虽然没被批准实行，但民间因为仁寿与井研接壤，方便购买食用，又开始购买销售井研的盐。而王泽溥也在仁寿边界的徐家店，设置秤具征收厘金，像以前一样招引销售井研的盐。其余的盐则从虎渡溪运到青神的上牛市，等待上游、温江等县的商贩在附近采购，同时供应青神、眉山的百姓食用，几十年间，大致没有变化。

到光绪四年，官办运输局设立，井研的盐法因此发生变化。

详情见下文《光绪井研县志》第六卷，程钟泰校对。

光绪四年正月，井研开始商议将“包厘”改为“票厘”，设立机构试办。此前，道光、咸丰年间以来，四川盐法败坏，整个盐纲废弛，积压的盐引达一百一十多万道，拖欠的羡银、截角银达一百三十六万多两。总督丁宝桢建议，应实行“官运商销”制度。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在泸州设局开办，派道员唐炯专门督办。不过几个月，边疆和计岸的事务大致就绪，便商议疏通剩余的盐，设立富荣、犍乐各票局。井研是小盐厂，产盐不多，且已承包缴纳厘钱，所以总局没重视它，没商议设局。

不久，犍乐票厘局和虎渡溪分卡共同禀报：井研有大批私盐贩子，从关卡经过，既不缴纳厘钱，又不换票，导致乐厂的私盐贩子纷纷效仿，一旦被关卡盘查，就起哄称是从井研贩来的，无法分辨，妨碍乐厂的票厘征收。总督认可这一说法，随即委派营山知县窦扬曾、犍乐票局委员廖葆恒，先后到井研，会同知县陈葆真勘察办理“就灶抽厘”制度。这两位官员到后没找到头绪，之后又再次委派勘察，还加派州判李盛卿、巡检邓寿昌督促办理。

两位官员的主张仍和当初一样分歧。廖葆恒上奏建议说：根据井研灶户多次陈述的困难，他们希望包收包缴；但如果按他们的请求，肯定难以一分一毫都归入公家，自然应依照就灶抽厘的章程，切实办理。只是就灶抽厘，必须设卡盘查检验。县里的产盐之地，分散得没有头绪，设卡太多，费用就无法估量。而且盘查检验以票据为凭证，这类票厘，若让灶户自行填写，恐怕会滋生其他弊端；若完全免予填写，即便井研的厘钱毫无偷漏，乐厂的私盐贩子又会假冒井研的盐，肆无忌惮地贩卖。如此，不发票据的弊端，比灶户自行填写更严重。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章程，似乎不能完全拘泥成法。

我想此次整顿井研厘钱，本是为虎渡溪的盘查检验而设。井研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本地吃盐的盐贩，已认摊税羡，厘金这一项，自然应替他们请求免除。至于销往仁寿及流入青神、眉山的盐，与各地归丁州县贩运犍乐剩余的盐，情况相同，不能任由他们偷漏，导致赋税有轻有重。现已会同委派妥当的绅士，随同李盛卿分头前往各地，全面核查盐锅数量，造具清册，以便掌握产盐数量。

同时，勘察四方适中的集镇，准备设局。查县里东北二十里的永兴场，是井盐运出到仁寿徐家店的要隘，在该地设立公局，除青神的挑贩和眠牛沟按另案办理外，其他各地的产盐，必须运到永兴场售卖，由局里过秤，缴纳厘钱后发给票据。原来征收的厘钱，等新厘开办之日，立即停止，以求统一。

奏章呈上，还附了拟定的六条章程：

一是“因地征厘”。井研盐厂，过去分上、中、下三甲。中甲的胡家店、黎儿坝、秧草坝、石牛埂、庙子井、石龙桥、殷家塆、中堂井、楼楼井、玉皇观、朱家霸、里仁桥、千佛寺塘角井共十四处，所产的盐，全部运到永兴场新设的盐市，商贩自行交易，官府负责过秤、抽厘。上甲的眠牛沟一地，因距离县城太远，规定实行就灶抽厘，由灶户公举八名盐总，每季轮派两人，协同一名盐书、两名盐巡，承办按盐锅抽厘的事务。每抽一千文钱，允许他们留取四十文，作为盐甲的人力和运输缴纳的费用，正厘按月缴到局里。下甲的门坎山等四小处，向来有青神的小贩来厂购买，由盐总填写票据给商贩，抽厘后缴到局里。

二是“严禁私抽”。井研的盐，向来销往仁寿。仁寿商人黄瑞芳在徐家店设盐秤，每担私抽厘钱十八文。如今既已在永兴场设局，应将徐家店的秤厘一律裁撤，以求统一。

三是“减轻厘数”。乐厂的票厘章程原定标准（巴、四、花、三念），井研百姓贫困、灶户艰苦，酌情减为每斤抽厘钱三文，以体恤贫困的灶户。

四是“酌颁称票”。规定每八十斤为一票，每斤以库平十六两为标准，领取“井字”票厘一万张，交委员邓寿昌暂行试办。

五是“刊发关防”。

六是“选用绅董”。创办之初，必须选用公正的绅士耆老，才会得力。查有在籍知县吴克昌，可担任总绅，以候选训导宋暾为副绅，由总局发札委任办理，作为开办时的遵循。

窦扬曾上奏建议说：廖葆恒先前的章程，固然是正办，但在井研推行，会有很多阻碍。原禀章程中，上甲眠牛沟一地按锅抽厘，不发厘票；下甲门坎山四小地，厘票发给头目，由他们填给商贩，抽厘缴局；中甲石牛埂等九地，都让灶户、商贩聚集到永兴场过秤纳厘。虽说是因地制宜，但创办之初，章程先不统一，灶户、商贩未必会遵守。况且井研的盐市向来在仁寿的徐家店，强行让他们迁移，未必会听从。而且既然设了官局，自然应将仁寿行商在徐家店帮贴课税的秤厘裁撤，但这一做法沿袭已久，一旦提议裁撤，难免会让他们陷入困境。

据称永兴场在各盐井的适中位置，设盐市便于稽查。但永兴场距离各盐井都在一二十里之外，偷越的路径太多，势必得分卡盘查，而道路远近不一、岔路众多，又怎能处处设卡防漏厘？恐怕防不胜防。所议设局抽厘，专为销往仁寿及青神、眉山出境的盐，本地的盐厘又全免，这是先放弃了无法预定的厘金，而每年已定的二千多千文厘钱，似乎不划算。而且设局后，一年能收到一万多千文或七八千千文，才算不辜负此举；倘若收数只有四五千千文，扣除局里的经费，解送的数额和未办之前差不多；倘若再少于这个数，就更没意义了。

如今拟定一个简便的办法：此次办理井研厘钱，实为虎渡溪一卡有很多无票挑贩经过，都说一半是井研私盐，岂知该卡经过的，都是乐厂冒名的，其实井研经过的不过十之二三。前次到井研时，已查明这一点，所以禀请由虎渡溪查验，按章程抽厘，既可以节省井研设局的费用，又可以增加井研出境的厘钱，还能杜绝乐厂冒名的私盐。现查该卡经过的私盐贩子，大多成百上千成群，若突然让他们缴厘，不施威恐怕不会听从，不如验票放行更容易办理。现在无票私盐经过虎渡溪的，既然都指称为井盐，无论真假，都应按票盐办理，才能杜绝私盐、充裕厘金。若突然派委员设局，又不知所抽的厘钱能否够用薪水等开支。拟请由县里选派殷实公正的绅士专门负责，再让各灶户轮流一二人随同办理，同时请领“井字”票厘一万张，交绅士分批发给，各灶户在售卖时填给挑贩，以便持往虎渡溪盘验放行。厘钱酌减为每斤三文，由灶户抽取缴纳，每月汇总上缴，由县里解送。至于县内食用的盐和销往仁寿的口岸，念及灶户困苦，仍按旧章办理。但近来实际缴纳的厘钱，每年仅二千多千文，未免太轻，下令加倍征收，预计一年可得四千多千文，再加上出境的票厘，必定会有可观的收入。

奏章呈上后，最终采纳了廖葆恒的建议。留邓寿昌在井研，于五月二十二日在永兴场开局试办，由总局候补道唐炯札委在籍知县吴克昌为总绅，以候选训导宋暾为副绅，协助办理。规定每斤盐抽厘钱三文，每票限八十斤，每斤以库平十六两为标准，发给井研票厘局木质关防，设文案档册一人、经管账目一人、司秤二人、称房填写草单二人、填票一人、登账一人、掌算数钱各一人、查对盐票二人、更夫和厨役各一人、书巡十二人。经费从厘钱中开支。所收厘钱，每一千文折合九七平银六钱，每年分四季直接解送盐道库缴纳。

其余章程按廖葆恒所定办理。只是门坎山四地就灶填票的办法，多有阻碍。到十一月，才在城内改设分局，凡青神的商贩从各厂购买盐后，到分局过秤，再到虎渡溪验票放行。过了一年，吴克昌因丁忧服丧期满，缴回总绅札令，便以宋暾为总绅，兼管分局事务。光绪十年，委员何炳爔又禀请增设分局副绅一人，互相牵制。规定每一千文钱扣六十文，作为办事人员的伙食费，不再另设书巡。这就是井研创办票厘局及增设分局的大致情况。

局还没开办时，仁寿计商黄瑞芳有“恳全引税”的案件。起初，仁寿东林乡的陆引五百七十二道，按例应分配给井研陆引一百道。到嘉庆二十年，井研盐厂的盐销路狭窄，剩余的盐囤积，于是分运到仁寿各岸销售。由此，商人王泽溥与井研灶户连年诉讼，经知县查讯，判决井研灶户的余盐借仁寿口岸销售，又让井研包给王泽溥税羡钱十八文，但未获批准。而王泽溥停引设秤、抽厘补税，沿袭成惯例，已近百年。

如今因创办票厘，总督下令裁撤，商人念及引税悬空，全家无以为生，于是禀请局员代为转奏。局员廖葆恒、邓寿昌起初拟定划拨的办法，从商人收取的票厘中，酌情给钱，每一百文厘钱划出六文，作为该商的引底税羡经费。除仁寿一路由黄瑞芳收缴的引票按此办理外，其他地方所行的各票，不必发给，以示限制。条款呈上后，总督丁宝桢札令盐道核议回复。

盐道回复说：井研盐厂的盐借仁寿口岸销售，仁寿商人设秤私收税银，已历经百年，若让其突然停止，按例按引配销，深怕仁寿商人无资力配引，因而井研的盐无法销售，导致无业私贩冒险充斥市场，不仅关系到仁寿的税收和井研的厘金，更恐怕商灶等人再生事端。现据廖葆恒等请求，在仁寿东林乡一带仍通行井研厂的票盐，并在徐家店分设收票所，酌派妥实家丁，协同仁寿商人黄瑞芳在该所收缴销往仁寿的盐票，即按所收票据上的盐厘数目，每一百文厘钱划给该商六文，作为引底的费用。这样票局损失不多，对引税却大有裨益。至于该商黄瑞芳应领的东林乡陆引五百七十二道，请求自光绪四年起，按年截存道库，具文汇总缴纳。回复呈上后，丁宝桢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就是井研划拨仁寿商人厘钱、代充引税以保障正税的经过。经盐道定案后，资厂不能再以争复旧案为借口，井研也将“借案”改为“改配正案”了。

到光绪五年，有“额定巴盐簸户”的案件。此前，井研东北乡人因距离门坎山较远，当地向来食用巴盐，按例可免厘。局员谭振元担心井研、仁寿接壤，盐贩会借此作弊、售卖私盐，禀请院司，严格规定盐贩数量和售盐数目。规定县里设置巴盐盐贩，凡大场三个、小场两个，全县共十八家盐贩，后来增至二十四家。每个盐贩每天到票局买盐四十斤，赶集日加倍买八十斤，都免抽厘钱，以此为标准。

到五年八月，有“减称纳厘”的案件。章程制定之初，井研局每斤盐缴钱三文，灶户、商贩都觉得困苦。温恒德等人上诉：县里盐井水淡、炭价高，成本较高，恳请按犍乐票厘的标准，减少每斤缴纳的厘钱。总局回复，富、犍两厂的票盐，都以一百二十斤作一百斤计算，井研情况相同。廖葆恒提议每斤抽厘三文，未免过严，此后准许以一百斤作八十斤计算缴纳厘数，以示体恤。

到七年，有“花盐免厘”的案件。起初，井研百姓食用花盐，分领盐引，也已归丁，本不应再加征税。且门坎山各盐井卤水淡、炭价高，也靠熬煎花盐，成本较低，得以稍微缓解灶户的困境。所以廖葆恒原禀也说，井研是归丁州县，城乡盐贩已认摊税羡、缴纳引税，按例可免厘金，经总督丁宝桢立案批准施行。

但光绪六年，局员施德培因井研花盐是大宗，若加抽厘钱可增巨款，于是上奏说：井研起初产花盐不多，专门供应本地民食。仁寿等地并不购买花盐，因此只抽巴盐厘金，花盐一概豁免，多年照办无异。但本年春季以来，炭价暴涨，巴盐成本较高，非殷实灶户无力煎烧；花盐需炭少，还可兼用柴火，向来熬巴盐的，一半改熬花盐，因此花盐日益增多、巴盐日益减少，花盐每斤贱至二十一二文，巴盐每斤贵至三十文有余，导致向来不买花盐的仁寿等地，都因花盐价低无厘而争相购买。

施德培前月亲自到仁寿稽查，见回龙、汪家、松峰等场，花盐充斥过半，既然花盐、巴盐同时流通，相应恳请一律抽厘，以符合定章。禀呈官运局后，唐炯赞同这一说法，檄委资州知州毛隆恩查办。毛隆恩回复说：接到札令后，立即派人密查，同时函请井研县王令琅然亲自勘察——未办票厘前有多少巴盐锅，现在改煎花盐的有多少锅，每月应出花盐多少，逐一查明，以便核算盐锅数量和抽取厘金是否有益，再前往办理。现据王令禀称：井研产盐在三甲地区，查明上甲眠牛沟没有花盐锅，中甲千佛寺、石牛埂等处，偶尔有煎烧花盐的人家。只有下甲门坎山一地，灶户贫苦，炭价高、卤水淡，无力煎烧巴盐，改烧花盐的灶户，约占巴盐灶户的十分之一，有的两三天煎一次，有的四五天煎一次，如果没有盐商到灶户处购买，预先交付定金，（灶户）就无法独自煎熬食盐，等待买主。

总计之前的花盐灶及现在改煎花盐的灶，共二十九座，其中有的停煎、有的开煎，完全没有固定规律，全年大约可产花盐四五十万斤，还不到巴盐产量的十分之一。等情况，已禀复上来。核查后与毛隆恩密查的情况一致，可见井研改煎花盐的灶户不多，花盐产量很少，除本地盐贩所售花盐按定章免厘外，剩余的花盐没多少，能抽的厘金有限，对厘金收入没什么大好处。而贫困的灶户突然听说要加厘，恐怕会全都失业。局里的施德培，大概是担心人们趋利而行，盐锅改煎花盐的越来越多，厘金收入日益减少，一旦收支不抵，必定会受严厉谴责，不得不预先考虑考核业绩，才上奏请求办理。毛隆恩既已了解该厂的贫困情况，现查明改煎花盐的不多，只能恳请免予抽厘，以示体恤。批复批准后，商民才拍手称庆。

到光绪二十三年，又因犍为三江镇发生诉讼，委员袁澈再次请求设立秤具抽厘，经官运局札令批准，但最终因盐灶、盐井零星分散，道路岔路多，完全没有要害之处，而且对巴盐的厘金有很大妨碍。局员申云根采纳众人意见上奏，官运局仍下令按旧章办理。其实煎花盐的各灶户，已由局员商汝干核准，按盐灶、盐井大小每月缴纳一定厘钱，不再是免厘的旧制了。

到光绪十年，有眠牛沟请求减厘的案件。起初，眠牛沟开办包厘，从五月二十二日到六月，实际共缴厘钱九十三千文。光绪二十一年，因海防需要加厘，规定眠牛沟每月缴厘钱六十二千文。此后没有增减。到这一年，灶民康寿泉等人因年久盐泉枯竭、盐路滞销，请求酌情减厘，未获批准。直到十三、十四年，温德恒等人接连恳请，都被驳回。

光绪十七年，有添设分卡的案件。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梁家冲，自光绪十五年新开盐井后，青神的商贩从该盐厂到井研分局缴厘，必须绕三十里路。委员商汝干禀请规定，在梁家冲添设分卡，青神商贩就在该盐厂过秤，领票前往，路径便捷，以节省脚力。后来因犍为盐厂私盐引发诉讼，厘秤被撤销。

光绪二十一年，有海军加厘的案件。自甲午年与日本人开战，赔款数额极大，国库不足，部臣提议加征各省盐厘，于是井研每斤盐加征饷厘二文。本县的一百七十九道陆引，加征税银一百六十一两一钱。

光绪二十年，有改解厘钱的案件。起初，井研的票厘向来是换成银两解送。鹿传霖担任总督时，创立官钱局，因成都钱不够用，檄令各票局直接解送钱文。但井研向来苦于钱荒，到这时百姓很不方便，于是一起向官府申诉。过了一年，官钱局撤销，厘钱也停止运送。但此后钱价常贵，上级官府改定解银一两折合市钱一千四百文，不再是过去一千文折合六钱银的旧制了。

到光绪二十五年，有第三次加厘的案件，因部臣说国库匮乏，而洋债日益增加，于是请求加征全国盐厘，由此井研每斤盐加钱二文，加上之前缴纳的，每斤共征七文。本县的一百七十九道陆引，加征税羡银一百六十一两一钱。以上是开办以来新定的章程，以及因事增减的大致情况。

但每年盐的销售路径，与各口岸的交涉诉讼立案，有青神、三江镇、瓦子滩、镇金桥等案件。

青神案：青原本是引岸，自从温江、新津、灌县各口岸的采购减少后，商贩便从虎渡溪盘运盐出口，前往青神的上牛市，方便温江等县购买，于是形成了盐流入的态势。沿袭已超过数十年，青神商人也专门靠设秤抽厘来填补课税。井研起初办理票厘时，也准许井研盐厂的盐销往青神、田、虎渡溪各卡，验票放行。不久，官运局总办唐炯禀称：犍乐的票盐妨碍引岸，请求另改章程，严格限制。总督丁宝桢于是发布禁令说：犍、乐两厂的盐垣，此前准许商人领票运盐到归丁州县，原是为体恤贫民。

近来听说各地富绅大贾把这当作牟利的地方，争相凑集资本，到乐厂大规模贩运，从嘉定上行到府南二河，用船拖运，挤占引岸，并不运到归丁州县销售。导致乐厂盐价日益上涨，每引贵到一百三四十两，不但计商借此借口停引，即便是官运局购盐，也将被他们控制。应另立章程，严格限制。查犍乐厂的盐运到上游归丁的丹棱、洪雅，以及没有商人认引的名山等地，向来由铜雅河上行，不应从府南二河绕道运输。从南河上行的票盐，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已有十万担之多，而且从犍乐上行，逆水拖拽，还要起岸陆运，才能到茂州、什邡境内由人力背负。贫民没有这样的资本，显然是富绅大贾借此贩卖私盐牟利，挤占引岸，是盐法的大害。为此严令盐道，分别饬令各关卡官员切实稽查，并告示各属商店、挑贩：自告示后，凡犍、乐两厂（如冠英场、牛华溪、篦子街、马踏井、河耳坎各店）所出的票盐，运往丹棱、洪雅、归下地区，以及没有商人认引的名山县，都应照旧从铜雅河上运，不准再从府南二河绕道散卖。

茂州、什邡两处归丁地方应吃的盐，都令就近改到井研厂购买票盐运去接济，不准再到犍乐两厂购盐从府南河远运。如有胆敢违反，即按私贩论处，不论有票无票，官店、行商一律截留。

章程制定后，光绪八年，井研的盐经过青神境内，被商人黄荣桂扣留引发诉讼。总督丁宝桢檄令井研知县王琅然、票厘局员宣绍贤、青神知县王恩沛，会商妥善商议后禀复。不久，三人会禀说：井研盐务自光绪四年开办票厘，原按定章销往仁寿、青神、眉山等处。随后光绪六年奉札，另改茂州、什邡归丁地方应吃的盐，令就近改到井研采购，不准从犍乐厂购买，违反者按私贩治罪。如今井研的盐从青神、井研接壤的虎渡溪挂验改由挑运，从青神县境陆路前进，实在是严格遵守定章。因商人黄荣桂不了解这一告示，才借此刁难，导致事端。此后茂州、什邡应吃的盐，按章到井研运出，经虎渡溪挂验后，仍从青神通行，严禁商人阻挠，由此诉讼平息。但自光绪八年以后，犍乐灶户又贩运私盐充斥市场，青神、眉山口岸依旧，官吏无法禁止。因此井研灶民担心年久法坏，青神的盐路最终会堵塞。

光绪二十年，于是商议由各盐厂凑集资本，承办青神引案，商号领取部帖，立号名为“鹏程公”。开办数年后，引票没有积压，井研的盐路也比以前畅销了。

三江镇案：犍为三江镇的盐，向来销往犍为的刘家、三合、老龙等场，因盐产量日益增多，销路狭窄，而门坎山厂各地百姓背负木炭换盐，销路逐渐扩大。灶民陈光第等人，谎称犍为、井研接壤，门坎山有三十多口无厘花盐井的盐挤占对岸，向官府申诉。犍为盐厂的绅士也请求对门坎山的花盐一律抽厘，意图禁绝井研销往荣县边境的路径，让自己厂的盐能越岸畅销，其实井研的盐并未侵占销售他们的地方。事情上报后，官运局檄令井研票局委员调查增设秤具抽厘。后来由局员申云根禀请撤销，最终没有施行。详情见申云根的禀文。

瓦子滩案：光绪八年，犍为瓦子滩的店绅王诩等人，故意违反定章，在票据内擅自填写“行抵井研”字样，勾结盐枭陈元兴运到回龙、汪家场等处散卖，被厘局巡丁查获，而陈元兴不服，认为井研是归丁地区，不应盘查，事情引发诉讼。当时局员宣绍贤、知县王琅然会禀说：票厘的设立，原是为国家和百姓。光绪六年，曾奉札另立章程严格限制。如今犍为瓦子滩、河耳坎的店绅私通盐枭陈元兴，私自绕道进入井研地区，担心富商大贾纷纷效仿，不但井研盐厂的销路会更狭窄，厘金也会大受影响。总督丁宝桢檄令知县盖绍曾来县会同勘察。盖绍曾会同犍乐、井研的局员及井研知县商议回复，此后饬令犍为盐厂的瓦子滩、河耳坎、马踏井等处所产的盐，销往丹棱、洪雅、名山，从铜雅河运输，不准从府南二河上行，运到仁寿、青神各岸，以免妨碍井研的票厘。井研门坎山除本地食用的盐外，也不得暗中运到三江镇散卖挤占。

镇金桥案：井研盐厂的盐自嘉庆以后，温江、新津、灌县各引案改配犍为盐厂，于是井研的盐积压无法销售，便改拨仁寿东林乡一百道陆引，配销井研的盐。恰逢简州产盐少，每年供给百姓食用不足，商民于是在仁寿、简州交界的镇金桥购买井研的盐来接济，民间觉得便利，后来便成为惯例，商民因此抽取厘息，已近百年。到光绪二十三年，简州灶民李祖谦觊觎秤租不成，于是用私盐充斥市场，上诉盐道，将要撤销市场。井研灶绅朱嘉树、票贩龙元兴等人以阻碍商业、损失厘金为由，向票局申诉，局员袁澈会同知县和阐禀请盐道总局说：井研的盐，既然茂州、什邡不来厂采购，只靠仁寿东林一乡，绝难畅销。近百年来，靠接济简州镇金桥，井研的盐才得以疏通。以近日厘局的情况来说，每天销往镇金桥的盐约数千斤，厘钱每天约二三十千文，每月约六七百千文，每年约八九千千文。

如果一旦改章，将减少井研三分之一的厘金。而且票厘断绝后，奸商必定纷纷贩卖私盐，这只会让盐枭贩子获利，损失井研确定的厘金，不是好办法。况且简州产盐很少，即便禁绝井研的盐，也绝不能让简州的厘金突然增加巨款，这是这边损失，那边也难以指望增加。从去年腊月到现在才两个月，局里的账目已减少五六百千文。如果断绝这一销路，厘金事务不堪设想。至于简州的盐如果充足，以前绝不会设秤，也不会忍耐百年之久，其不足供应百姓食用，已很明显。又查李祖谦意在争夺秤具，并非争夺口岸，因此恳请体谅井研销往镇金桥已历百年，仍准许照旧销售，使井研的盐没有停滞的担忧。禀文呈上后，盐道张仁普认为简州有口岸而盐不足，井研有盐而无口岸可销，确实是实情。总局也饬令票局会同简州知州及简州厘局通融办理，于是井研接济简州口岸如当初一样。

论曰：井研山势平缓，卤水微薄，一斤水仅能产盐一两到一两多。一口井每天汲水才十几石或几石，而所需的石煤，都来自犍为、荣县等地，靠陆路背负运来，远的八十里，近的也五六十里，山路狭窄，遇到久雨就泥泞难行，运输常常供应不上。而东南门坎山四地的卤水味道更差，煎一斤盐，竟需要煤六七斤，约值钱二十文，其他费用还不算在内。西南各地的卤水味道稍浓些，却苦于盐脉枯竭微弱，过十天半月就报衰减，过五六年就坍塌废弃无存，艰难到这种地步。加上毗邻犍乐、富荣等大盐井，那里卤水咸、盐脉旺，又有水路便利，快速运输上行，导致早年划分给井研的各口岸都趋利改配，不再肯来。井研盐厂的盐只能借口岸销售，又都是陆路运输艰难，不低价就无法售出。而民间开一口井，费用动辄超过一千金，早已债务堆积，一旦井废，就终身困顿；即便侥幸挖到盐泉，也常常不够偿还本息，遇到盐价下跌就停工，全家无以为生，以至于卖产破家的，比比皆是。

因此自光绪十四、五年以来，商力困顿。但永兴场解缴国库的钱，每年仍以数万计，贫民靠此谋生的，全县境内约有数万家。实在是因为井研是山区，舟车不通，没有奇珍异货，因此四方商人，只靠盐业获利，世代从事这一行业已久，改行就无事可做，并非有丰厚的利润，而是（需要）了解疾苦、消除苛政，关键在于贤能的官员善于保护体恤。因此善于谈论国家财政的人，必定以体恤商民为施政根本。总督丁宝桢当初改革盐法，也对此十分谨慎。如果商民失业、厘金税饷积压亏欠，哪里能看到所谓的体恤商民以保全国家财政呢？

此前局员提议在门坎山设花盐厘，已经批准了。议论者上奏说：门坎山的花盐，确实是销售的一个渠道。但商民因煎巴盐亏损，就靠煎花盐补贴，如果一律按巴盐征税，势必销路狭窄，家家闭井，白白让邻县侵占市场。如果适量减厘，又必定纷纷改煎花盐，势必无法再限制，巴盐的厘金必定减少。而花盐的厘金收入，除了多设关卡巡丁书役及管理者侵吞外，官府得到的很少，徒有剥削之名，实际没有增加饷银的好处，不是上策。局员申云根用这一说法上奏，于是此前的提议被搁置不行，这不是善于听取意见吗？井研小盐厂，关系到国家财政根本和一县百姓的生计，因此论述盐法，详细分条记录，从头到尾涉及利害关系，供当代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光绪《井研志》卷七 龚怀遂校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