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战区的琐事和晋兴出版社的内幕

田玉霖/文

抗日战争前，绥远设有塞北关税署，署有监督主其事，征收各种物货税，直属于南京财政部。关税本应设在边疆，而于内地设关，原属不当，但因协助晋绥军饷问题，即由山西晋绥财政整理处督办，阎锡山管辖，无非军阀割踞掠夺民财而已。1937年，张秀升为塞北关税署监督，在七七事变以前已赴北平，由田玉霖代行关署事宜。在日军侵占北平后，复沿平绥铁路线向西进犯，大同、丰镇等处相继沦陷，进逼绥远。当时塞北关署存有绥远省钞（即绥远平市官钱局发行的钞票）四万余元，只能在绥远本省流通使用，出境即成废钱。在刻不容缓之际，驻绥远晋绥军骑兵总司令赵承绶，就地拨发抗日军饷，其余法币（当时的中央银行钞票）电汇太原晋绥财政整理处。因此于日军进侵绥远省垣时，退出绥远，沿黄河南下而抵山西。时太原已陷敌手，阎锡山退驻晋南的临汾县，我到临汾向晋绥财政整理处长张仲敬说明经过并将塞北关税署手续交代清楚。他引我见阎锡山，委我为第二战区司令部少将参事，仍办财政经济工作，并召其军需处长郭汉丞等人说，今后财务上如发生问题时由我负责，无形中给了我一个重担。针对当时有的军队军饷已经领去多时而到不了士兵手中的情况，阎锡山问我怎么办?我说由营长按月直接汇报领饷及发饷日期。阎很嘉许，并对他的秘书长贾景德说我是个经济财政人才。抗日初期，国共合作抗战，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朱德总司令兼任，还有卫立煌等。但后来阎锡山走了背叛人民的路线。当时李公朴诸人亦在临汾谈及抗日事件，李公朴言：“只有抗战，别无出路，不抵抗就是亡国!”言词愤慨，切中时弊，针对着“九一八”以来蒋的不抵抗主义。公朴后来惜为蒋军特务所害而牺牲。

阎锡山在临汾，为免敌机袭击和轰炸，避居于襄陵县的温泉村。阎在温泉成立了抗战时期民族革命同志会，由他太原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和主张公道团两个机构合并组成。由当时在职高级干部签名发起，如秘书长贾景德、参谋长朱绶光等人均为当时发起人，我只是其中之一。同时签名发起的还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薄一波、戎伍胜、宋劭文、雷任民等人。同志会的宗旨规定：绝对禁止烟、赌、贿、欺，一直到抗战胜利为止。（烟、是鸦片烟，赌是赌博，贿是贪污，欺是欺骗）。后来逐渐发展到战区人员多为会员，阎锡山自任为会长（同志会），会员中又有三级制度的组织，即有同志先锋队、基层干部、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高干计有13人，如他的秘书长、参谋长、总司令、军长、厅长等人。副会长为赵戴文（山西省政府主席），发起人为当然会员，但我没有再参加其他三级的组织。如在会议中或是办公时，均称阎为会长，不称长官，虽在抗日时期起过一些作用，但是近于一种帮会的行径。1938年春，日军前来进攻，临汾站不住脚，遂由临汾经蒲城县到大宁。未到大宁时，先有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山西崞县人），不愿过黄河离开山西，在大宁县服毒自杀。在到达大宁后，由战区和太原绥署参事秘书组成一队，指定由田玉霖领队，由大宁南行到吉县，已到黄河边的尽头，卫立煌已先过黄河西岸，后因蒋的电令又返河东的吉县。阎乃发给随行干部人员每人晋钞2000元，意在失散时，作为联络费用。

在第一次日军侵犯吉县时，阎最初并不欲渡黄河而西，原死守于晋省境内，经干部们催促后，由吉县壶口的小船窝乘船渡过黄河，驻于河西的桑柏村（属陕西宜川县）。日军侵略到河岸，为黄河所阻而退。事后清理战场时，仅吉县城一处，计有男女老幼尸体一千三百余具。县城被日本兵抢劫一空，纵火焚烧殆尽。

在桑柏村驻了不久，即返回东渡驻于吉县的左贤村，村临黄河随时可以渡河。唯军中生活困难，日用品极其缺乏，办公文具亦感不济。钢笔、墨水及笔记本均极珍贵，成了办公唯一利用的工具，其他用品更谈不到了。所以我建议组织战区消费合作社，专供战区生活必需一切用品，但须先行垫款举办。阎问需要多少钱?我说先垫一万元。于是我由陕西宜川、洛川等县到西安后，就同太原土货商场逃到西安的张文同等组成了第二战区消费合作社。举凡生活应用，源源运到前线，在供销上、生活上都起了一定积极作用，解决了一些困难的问题。我当时为消费合作社监察。我在西安时，阎又移驻中士村，在我未返战区前，指定我为战区司令部财务组长。太原沦陷后，所有山西原有财政收入的资源，完全陷于敌手，刚逃到重庆的南京政府又不能及时发给军饷，在临汾退却时，山西将运城烧掉晋钞的数目补起来。后来财政部拒绝了代印晋钞，而原来派出筹办补印晋钞人员正在西安。为了加紧这项工作，所以又派我前往西安联系督促。最主要是晋钞票面上的风景图案，他们已找到太原市的鼓楼照片制好铜版，就像山西省银行旧存的钞票一样，使人用之不懂是新制的钞票。所有印刷所需的原料与机具，统一运到黄河西岸的骠骑村，暂定名为西北印刷厂，开始印制起晋钞来，由我充当监察。但后来却是无限制的印起来了，成了第二战区八年抗日唯一的经济源泉，再加上重庆政府应拨的军饷，就这样支撑渡过了抗日战争中阎在经济财政上的危机。

1938年冬至1939年春，阎锡山由山区中士村进驻吉县城，但未几天，日军侦知阎驻吉县，又进行第二次侵犯吉县，阎乃迂回在吉县东北的五龙宫陈介山军部。日军到吉一无所得，临退走时还声言说没有得到便宜，阎则说，没有捉住我自然是没有得到便宜。但考虑到日军第三次进犯时怎么办呢?所以决定把黄河之西的秋林镇（属陕西宜川县），作为一个立脚的基地，以避日军再一次的进扰。

本来军队需要整训，即以整编亲训军队为名，电请重庆照准，蒋并复电嘉勉，遂即二次西渡黄河，驻于秋林镇集训军队。

日军在第三次扫荡吉县时自然是又扑了一个空，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是演戏似的。以第一次日军进犯吉县，阎是以未公开的行动逃过黄河，借黄河天险，挡了一阵，人民遭到涂炭。在日军第二次侵略吉县时，阎迂回到敌人左侧后面的五龙宫，避了一阵。第三次日军侵犯吉县时，阎以整训军队渡河秋林，敌再扑了一个空。以后日军在第四、第五次扫荡吉县时，阎均稳坐在河西的秋林，使日军无计可施。难怪当时有人说，黄河天险是“为害千载，得利一时”。

1940年春，在秋林附近的王家窑库村组成了“保密”的晋兴出版社，是把骠骑村西北印刷厂取消而扩大组织，分了四组，即第一、二、三、四组，还有造纸厂和后来的油墨厂，并设有经理、组长管理。经理为赵甲荣（曾为北京财政部印刷厂长，已故），并指定我任中将总监察。当时在王家窑库村北的一个上葫芦村，住有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于是在两村之间挖了一道深沟隔绝。并派一团部驻在王家窑库防守，如临大敌。因之晋兴出版社又迁住于秋林南的卓里村，在1941年时，阎亦移驻于河东的南村坡，因村名音义“难存”坡不祥，乃改南村坡为克难坡，在壶口以南的黄河上建一铁索桥，铺上木板，行人骡马可以通行。

并在克难坡渐次增筑土窑数百余，中建洪炉台一座，并有“原把洪炉铸古今”之语，每晨在此台上朝会一次。

克难坡下临黄河，距吉县城约八十余里。有一日晚，宪兵司令部得一报告，发现有非本战区人员数人盘踞在克难坡下马粪滩附近，经询明是中共人员。司令李润发得报后认为事出非常，即派人查究，始知是原来秋林的上葫芦村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被国民党右派势力掳送到此。李写成报告已深夜一时，阎已入睡，侍从不敢入告，李润发以事关重大需要立即请示解决为由，乃不得已而报告之。阎在被中阅之，索毛笔批一斗大的“放”字，李等多以为奇。次日有人以“放”的意思问之，阎乃言“借刀于我杀人，我岂不知，又焉能上他们的圈套呢?”还有一次，阎由克难坡突然来到吉县城，我正由晋兴出版社到吉县，阎说：“要争取生存”，我答以抗战就是争取生存。他说“先争生存”，我不明其意所在。但次日傍晚，阎令克难坡所有干部家眷人等按人领钱，连夜到黄河西岸去，家眷中大人每人领十元，小孩每人五元，声言敌机要轰炸克难坡，首先他自己的眷属带头先行过河。所以一夜之间，各眷属络绎于道上直至天亮。就在这天亮之际，阎由吉县而东至乡宁县以南安平地方，与日军司令官会见。原来所说敌机轰炸克难坡的事，乃完全是一个烟幕，就在这烟幕下与敌勾搭，会后返吉即电蒋，说是与他日本的士官军校同学会见并告及所谈的经过情形，我这才明白了他说的“先争生存”的意义。后来日军把阎与会时握手的像片复制多张，由飞机散在重庆市上空，因蒋已知此情况，所以未发生误会。

晋兴出版社在1941年由宜川县卓里村迁过黄河吉县的曹井村，仍是印刷山西省银行钞票。有原负责省银行董事会董事长陆近礼由成都电阁，声明所印晋钞不负责任。阎在电报上批以“谨防汉奸”四字。我曾以晋钞发行到部队，再由部队用之于人民，而直接受害者正是人民为由，一再提出发行钞票须有一定的基金，使能出能吸，虽在抗战时期，也应有此准备的措施，更应预筹战后的办法。但阎答以他有办法，不必顾虑。又据山西省银行经理云原在山西代县挖金矿时，共计挖得黄金四万多两，整理晋钞是不成问题的。

当时以晋兴出版社名义来说，完全为一出版刊物发行的机构，所以竟有西安、成都等处以及重庆各方面单位和私人来信询问出版书名，以为战区的刊物，是包括战事方面的情况，内容新颖必然丰富多采，要求订阅。其实是专印晋钞而以晋兴出版社名义来作掩护的，名实不能相符，只有使他们失望而已。此中黑幕，局外人知者甚少，所以写出来，从而也可知军阀统治，鱼肉人民的经过与其实质。(1963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