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梦里乾坤——傅正谷先生的心愿

《寻梦集：傅正谷文选》 傅正谷 著

当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事业跨入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无疑对它抱有一份期待和关注。

在这十年里，也正是所谓的“世纪之交”，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文化研究界也许将迎来前所纪之交”未有的发展，为文化研究同人文学科的建构写下精彩的一笔。

虽然刚刚过去五个年头，我们却已能从中发现一批颇有水平、颇有意味的研究成果。

文化环境的日渐宽松，学术气氛的日潮平和,使这一段时间里的学术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多元局面。

从微观研究到中观与宏观的研究，从重头文化史著的出版到文化学的构想与实施，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是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不乏共同对象的选择与总体趋势，然而这个时期的文化研究比以往的文化研究更多带有研究者鲜明的主体精神和个性色彩，从而使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某种独特的学术风貌，而中国的文化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正需要这种鲜明的个性色彩。

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然值得我们高兴，并期盼它能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

谈到文化研究的“深人”或“深化”，几年前文化研究界的有识之士就曾指出，现在要多搞一些专题的研究，”例如有关中外古今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饮食、起居、服饰、房屋、交通、婚姻、家庭、娟妓、流氓、侠客、文人、礼仪、风俗、迷信、僧侣等等作出细微的研究，或描述或记述，或分析或论说”。

那么，在这个具有广泛深入的专题研究探讨的基础上，再从总体角度比较、论辩中西文化或传统与现化，那不更多一点客观真理吗?

不此之图，老停留在抽象的空泛议论上，所谓的“文化热”或将很快转化成“文化冷”。这些无疑是行家的切中肯綮之语。

其实，有分化，才能有深化。

文化学的科学建构只有在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再做各个击破式的深化研究，才能在本体上加以把握。

这种分化，既包括研究职能的分化，也包括研究视野的分化，即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文化做多层次多侧面的深化研究。

在这种分化——深化的研究趋势中，每一位有志于披上文化研究这一灰色职业服的人，都应该依据自身的志趣和素质选择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作深入的开掘和独到的职能的把握，否则就必然像南郭先生一样混迹其中而被炒鱿鱼。

因此，文化学的建构，窃以为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开创研究的多元化格局。在这里，我真是由衷地敬佩天津著名学者、梦文化研究专家傅正谷先生的精神毅力和理论勇气。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就了解到他对梦文化一直进行着孜孜矻矻的韧性探索，同时深深地体会到了他对梦的特殊偏爱。

果然，不到十年的功夫，他的皇皇巨著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了，现在摆在我案头的那几种代表作，即令我怦然而心动。

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正谷兄是把热血沸腾的生命、难以言对的痛苦，献给了梦文化，献给了艺术科学。

且不说他的本本厚重沉实的专著和独立完成的梦文化辞典，单看这种用热血、用生命去换取的数百万文字，这行为，这“交易”就是何等的悲壮呵!

由此我突然记起了赫尔岑评论别林斯基的一段名言：

"你在每一句话里都可以感觉到，他是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神经在写作着，你可以感觉到，他怎样地消耗着它们，又怎样地烧毁了自己。”

所以，我同样像很多正谷先生的朋友们所感受的那样，把他的梦文化的建构比作“杜鹃啼血”的事业。这也许是我们心中对景慕者最准确的评价。

当然，我也知道正谷兄的《中国梦文化》和《中国梦文学史》在发表和出版前后，在学术界和朋友中就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比如其中所提的梦幻主义的创作方法论，或者梦幻主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主潮之一的观点，就是有的赞成，有的不完全赞成，有的反对。

其实，在我看来，正谷的学术观点，并不代表别的人，他也并不强求人家同意，当然也不会以学术观点的异同来定亲疏。

百家争鸣，他只是一家，权利与别的学者均等。人家可以认同，也可以反对，乃至提出批评。

他的梦幻主义的论点，早在多年前天津社联组织天津学者进行讨论时，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的专家教授和作家看法就很不相同、记得当时就是属于那持有异议的一群。

1994年年初，京津两地的多学者齐集一堂对正谷兄的梦文化和梦文学史开了整整一天的学术讨论会，会上仍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个会开得很成功。

会上的发言都经过了认真准备，无论看法多么分线，大家都是严肃、平等而又心平气和地交换了意见。

当时、我就发觉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原来的观点就有了不少的改变。

我想，这不能不说是正谷兄的梦文化系列著作对我的启蒙和同行们认真的学术研讨之功吧!

由此也可以看出，学术研究既为创造，就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和永存的标准，它常常是双向运动：给定与未定，同一与差别，阐释与独见乃至猜想等等。

所以在人们常常把作家比喻为远离家乡的游子或孤独的狩猎者时，我想，学术研究者何尝不是一个寻找精神家园的游子呢?

不同的是，他们往往面对着书，而又凝结成书,从而获得一丝丝安慰，把远行后的疲惫稍稍缓解，然后再走上坎坷的山路。

就在此刻，我脑海忽地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记得过去的思想文化界，积极性思维的命运是何等凄惨，几乎凡是正面建树的东西往往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遭到不公平的批判，被扣形形色色的帽子，而那些粗暴的、简单化的、非科学的批判，却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这样就逐渐扭曲着不少学人的文化性格。

一方面是这种被扭曲的文化性格拒绝艰苦的精神劳动，蔑视任何创造性的积极思维，而走上一条破字当头的捷径,拿着几种现成的公式去寻觅积极性思维中的某些破绽，然后给于整体性的否定;

另一方面是这种被扭曲的文化性格的自我否定：虽不甘心但又不能不顺从那可悲的当头棒喝。

只有极少数的人硬挺过来，保持了他们应有的文化性格，他们的文化良知和心灵良知保证了他们积极思维的不被扼杀。

无疑，这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界中的一种奇特的病态的精神现象，很值得反思。

但是，近年来却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情况，那就是大批的文化研究者正在改变或已经改变了这种文化性格，抛弃了那种破字当头的痼疾，而是进行认真、踏实的积极性思维。

他们已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正面的建设上，或写文学史、或研究文化史上的某个方面，或构筑一种理论系统，或运用一项或几项新的方法去阐释复杂的文化现象。

他们立足于建设，即使在研究中许多已有的观念和方法提出质疑和挑战，也表现出另一种积极的文化性格。

在这个行进着的学人行列中就有正谷兄在。

1994年12月22日

《点燃心灵之灯》 宁宗一 著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点燃心灵之灯》（宁宗一著），2016，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