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宁宗一 、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

《金瓶梅》: 中国小说史上新的里程碑

第一节 小说美学的新观念

艺术是一条历史长河。

随着时代的和艺术的发展，小说美学观念也必然不断更新。远的姑且不论，元末明初以降，中国古代小说就经历了三次小说美学观念的重大更新:

《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第一次;《金瓶梅》是第二次;《儒林外史》、《红楼梦》是第三次。

在这三次更新中，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的《金瓶梅》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

作者笑笑生努力探索，大胆创新，以其惊人的创造，促使了小说美学意识又一次新的觉醒。

从此，中国小说艺术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中国小说史上树立起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直面现实人生

《金瓶梅》问世之前，作为我国长篇白话小说的奠基性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诞生的:一个千疮百孔的元王朝倒塌了，废墟上另一个崭新的、统一的、生气勃勃的明王朝在崛起。

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曾为摧毁腐朽的元王朝做出过史诗般的贡献。这是一个没有人能否认的英雄如云的时代。借用鲁迅的话就是“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

因此，活跃在政治军舞台上的人物的事迹吸引着人们。于是，小说家很自然地生了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小说观念，即有效地塑造和歌颂自己阶级的英雄形象，以表达对以往历尽艰辛、壮美伟丽的斗生活的深挚怀念。

他们要从战争的“史"里找到诗。而“史里确实有诗。英雄的历史决定了小说的英雄性和豪迈的诗情。

我们说，明代初年横空出世的两部杰作——《三国义》和《水浒传》，标志着一种时代的风尚:这是一种洋溢着巨大的胜利喜悦和坚定信念的英雄风尚。

这种英雄文学有价值的魅力在于它的传奇性。他们选择的题材和人物本身，通常就是富于传奇色彩的。

我们谁能忘却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和李逵、武松、鲁智深、林冲这些叱咤风云的传奇英雄人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刚毅、勇往直前、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

这些主人公当然不是文化上巨人，但他们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果敢的人，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勇往直前，至死方休。

在这些传奇演义的故事里，人物多是不怕流血、蔑视死亡、有非凡的自制，甚至犯罪的勇气和残忍的行动都成了力的表现。他们几乎都是气势磅礴、恢宏雄健,给人以力的感召。

这表现了作家们的一种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性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的美。

这美，就是意志、热情和不断的追求。

《三国演义》、《水浒传》反映了时代的风貌，也铸造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们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仓促，但让人读后心跳、血在流，透出一股迫人的热气，这是它们共同具有的豪放美、粗犷美。

这些作品没有丝毫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直的阳刚之美和气势。

作者手中的笔如一把凿子，他们的小说是凿出来的石刻:明快而雄劲。它们美的形态的共同特点是气势。

这种美的形态是从宏伟的力量、崇高的精神显现出来的。它引起人们十分强烈的情感:或能促人奋发昂扬，或能迫人扼腕悲愤，或能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能教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

在西方美学论述中，与美相并列的崇高和伟大，同我们表述的气势有相似之处:

“静观伟大之时，我们所感到的或是畏惧，或是惊叹，或是对自己的力量和人的尊严的自豪感，或是肃然拜倒于伟大之前，承认自己的渺小和脆弱。”(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第98页)

不同之处是，我们是将气势置于美的范畴之中。

《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气势美，就在于它们显现了人类精神面貌的气势，而小说作者所以表达这种气势美，正是由于他们对生活中的气势美有独到的领略能力，并能将它变形为小说的气势美。

然而，随着这种美学特色而来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又都体现了当时的一种小说绝对观念，即在现实所能想象的程度上，把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如崇高或卑鄙——完满化、定型化、极端化。

就其实质而言，这不是把现实的人的各种复杂因素和层次考虑在内的思维方式，而是一种理想的、主观的浪漫态度。

这种浪漫的态度和气质的突出标志，就是它的经过夸饰了的英雄主义气慨。

可是，在这种气势磅礴、摧枯拉朽的英雄主义的力量的背后，却又不似当时作者想象的那么单纯。因为构成这个时代的背景——即现实的深层结构——并非如此浪漫。

于是，随着人们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的实践向纵深发展时，这种小说观念就出现了极大的矛盾:小说观念要更新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明代中后期，长篇白话小说又有了重大进展，其表现特征之一是小说观念的加强，或者说是小说美学意识又出现一次新的觉醒。

小说的潜能被进一步发掘出来。这就是《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出现。

《金瓶梅》的出现,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体现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洪流的反动。它的出现也就拦腰截断了浪漫的精神传统和英雄主义的风尚。

然而，《金瓶梅》的作者又萌生了小说美学的新观念，具体表现在:外说进一步开拓新的题材领域，趋于象生活本身那样开阔和绚丽多姿，而且更加切近现实生活。

小说再不是按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而是在性格上丰富了多色素，打破了单一色彩，出现了多色调的人物形象。

在艺术上也更加考究新颖，比较符合生活本来面貌，从而更加贴近读者的真情实感。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清醒的冷峻的审美态度直面现实，在理性审视的背后是无情的暴露和批判。

《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辐辏、场景开阔、布局繁杂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金瓶梅》不像它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以历史人物、传奇英雄为表现对象，而是以一个带有浓郁的市井色彩，从而同传统的官僚地主有别的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的罪恶史为主轴，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直斥时事，真实地暴露了明代后期中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和它的不可救药。

作者勇于把生活中的反面人物作为主人公，正面地描写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和事件，直接把丑恶的事物细细剖析来给人看，展示出严肃而冷峻的真实。

《金瓶梅》正是以这种敏锐的捕捉力及时地反映出明末现实生活中的新矛盾、新斗争，从而体现出小说美学新观念觉醒的征兆。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化丑为美

首先是小说艺术的空间，因“丑”的发现被大大拓宽了。晚出于笑笑生三百年的伟大的法国雕塑家罗丹才自觉地悟到:

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这一边。

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见《文艺论丛》第I辑，第404页)

罗丹破除了古希腊那条“不准表现丑”的清规戒律，所以他的艺术倾向才发生了质变。而笑笑生也因推倒了那堵人为地垒在美与丑之间的墙壁，才大大开拓了自己的艺术视野。

他从现实出发，开掘出现实中全部的丑，并通过对丑的无情暴露，让丑自我呈现，自我否定，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种升华，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于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之诞生。

笑笑生敏锐的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说《三国义》和《水浒传》的艺术倾向已经不是一元的、单向度的、唯美的，而是美丑并举、善恶相对、哀乐共生的，那么《金梅》的作者，则在小说美学观上又有了一次巨大发现，即“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它清楚地表明，自己并非是美的一种陪衬，因而同样可以独立地吸引艺术的注意力。

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没有理想的闪光，没有美的存在,更没有一切美文学中的和谐和诗意。

它让人看到的是一丑的世界，一个人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它集中写黑暗，古今中外也是独具风姿的。

《金瓶梅》的主调是黑色的，然而黑得美，黑得好，黑得深刻，在中国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

总之，在《金瓶梅》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虚幻的理想美，更没有通常小说中的美丑对照。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对现实的丑，这是一个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

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

笑笑生发现了“这一个”世界，而又对这一世界做了一次独一无二的巡礼与展现。

无庸置疑，《金瓶梅》是艺术。而艺术创作又是人的种道德活动，所以它需要真善美。

复杂的是，世界艺术(其中当然包括小说史)不断揭示这样的事实，即:描绘美的事物的艺术未必都是美的，而描绘丑的事物的艺术却也可能是美的。

这是文艺美学中经常要碰到的事实。因此，不言自明，生活和自然中的丑的事物是可以进入艺术领域的。正如伟大作家席勒所说:

“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强盗》第1 版序言)

问题的真正复杂还在于，当丑进入文艺领域时，如何使它变成美，变成最准确意义上的艺术美?

《金瓶梅》是写生活丑的。西门庆家族中那些人面兽类: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以及帮闲应伯爵之辈，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但是，《金瓶梅》的美学价值首先在于它是按照生活本身的规律，真实地揭示了生活丑的本质及其表现形态。

作者并没有改变生活丑的性质，而是把丑描绘得逼真传神。当然，它在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象一些论者不加分析地认为那样，《金瓶梅》作者是“以丑为美”。

事实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鞭挞丑、否定丑的。

从对丑的否定达到对美的肯定和追求，这就是《金瓶梅》作者对丑的审美过程中的能动运动，也就是它的美学意义的本质所在——描绘了丑，却创造了艺术美。

由此，人们就不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金瓶梅》是依赖什么去打开人们的心扉，使之领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呢?回答是:否定这个时代，否定这个社会。

兰陵笑笑生让他笔下的所有主要人物一个一个走向毁灭。于是，一个真理昭明了:一连串个人的毁灭的总和正就是这个社会的毁灭。

作者虽然并没有站出来发表崇论宏议，但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感情了了分明。读者正是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思想和情。

笑笑生就是以他那新颖独特的文笔，深刻地反映了会的真面目。崭新的文笔和崭新的作品思想结合，这就《金瓶梅》!这就是作为艺术品的《金瓶梅》!

这就是笑生以一位洞察社会的作家的胆识向小说旧观念的第一次有的挑战。

性化，从而给反面人物以艺术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都是“丑”得如此典型，“丑”得如此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即典型”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般地说，文艺家把生活中的丑升华为艺术美，除了靠美的情感，完美的形式，可信的真实性来完成这种艺术上的升华，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美学规律的要求，通过文艺典型化的途径，对生活丑进行概括提炼，使之具有更高的真到性，从而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人们树立起战胜它的信念，在审美情感上得到满足与效舞。

作家把生活丑加以典型化，不仅有否定和批判生活丑的意义，而且具有肯定和赞扬丑的反面——美和美的理想的意义。

这就是卢那察尔斯基所说的对生活中的丑，要“通过升华去同它作斗争，即是在美学上战胜它，从而把这个梦魇为艺术珍品。”(《论文学》第243页)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彻底的反面人物。但是他的美学涵义，却在于他是真正典型的。

反面人物如同政人物一样，它作为“某一类人的典范”(巴尔扎克话)集了同他类似的人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特征，从而给读者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的形象和画面。

这也正是作为反面典型的西门庆的美学价值。

《金瓶梅》所塑造、刻划的一系列反面人物，大都达到了“真实的外界的描写和内心世界的忠实表达”(别林斯基话)。

它力求作到人物典型化,典型个性化，从而给反面人物以艺术生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都是“丑”得如此典型，“丑”得如此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即典型”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总之，艺术上一切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都是遵照美的规律创作的，都是从反面体现了某种价值标准的。

《金瓶梅》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了美学意义。

《金瓶梅》（崇祯本）书封

塑造多色调的人物形象

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做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此所以十读《施公案》，反不如一个武松的价值也。(《老牛破车》)

如果说《金瓶梅》的成就也是给世界小说史上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也是不过分的。

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应伯爵等，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如果进一步地说:

《金瓶梅》笔下诞生了几个不朽的人物，首先是它写人物不拘一格，它打破了以前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名著)那种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法，可能更能说明《金瓶梅》作者在小说美学观念上的新觉醒。

在社会生活中，人，是“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自的。在人的身上掺合着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高尔基语)

因此，美则无一不美，恶则无一恶，写好人完全是好，写坏人完全是坏，这是不符合多样一的辩证法的。

在我国小说的童年时代，这种毛病可以说很普遍。

《金瓶梅》的突破就在于它所塑造的否定性形象，不是肤浅地从“好人”、“坏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

它善于将深藏在否定性人物各种变态多姿的音容笑貌里，甚至是隐藏在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从而将否定性人物塑造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因此，《金瓶梅》中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人性和兽性的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堆砌，而是性格上的有机统一。

人不是单色的，这是《金瓶梅》作者对人生观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心得。

过去在研究《金瓶梅》的不少论著里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理论，即将人物关系的阶级性、社会性绝对化、简单化,只强调社会性对否定性人物思想性格、心理的制约，而忽视了他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逻辑。

于是,要求于否人物的就是“无往而不恶”。从思想感情到行为语言,应无一不表现为赤裸裸的丑态。反乎此，就被认为人物失去了典型性和真实性。

比如有的同志就认为“作者在前半部书本来是袭用了《水浒》的章节，把他(指西门庆——引者)作为一个专门陷害别人的悭吝、狠毒的人物来刻划。后来又‘赞叹’起他的‘仗义疏财，救人贫困’……这种变化并没有的充分根据，……这种对于人物前后矛盾的态度，使作者经常陷入不断的混乱里。”

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在谈到《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时，也认为李瓶儿缺乏性格的真实。他们说:

“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得善良和懦弱起来，性格前后判若两人，而又丝毫看不出来她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谈到春梅形象时，也认为“庞春梅在西门庆家里和潘金莲是狼狈为奸的，她刁钻精灵，媚上而骄下，是一个奴才气十足的形象;然而在她被卖给守备周秀为第三妾，又因生子金哥扶正为夫人之后，她在气质上的改变竟恂恂若当时封建贵族妇女，也是很不真实，缺乏逻辑和必然过程的。”

对《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简单化的批评已有一些同志作了有力的驳难(参见徐朔方同志《论》，《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这里不再赘述。

但从理论上来说，上述一些评论，实际上是否定人物身上的多色素，而追求单一的色调。

事实是，小说并没有把西门庆简单地写成单一色调的恶，也不是把美丑因素随意加在他身上，而是把他放在他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具体处境中，按其性格逻辑，写出了他性格的多重性。

纵观中国小说史，确有不少作品不乏对人物性格简单化处理的毛病。比如鬼化反面人物的现象，往往是出于作者主观臆想去代替反面人物的自身性格逻辑的结果。

这种艺术上的可悲的教训，不能不记取。我们不妨听听契词夫的写作体会:“为了在七百行文字里描写偷马贼，我得随时按他们的方式说话和思索，按他们的心理来感觉。要不然，如果我加进主观成分，形象就会模糊。”

所以，要求否定性人物的性格的真实性，不能凭主观臆断，只能根据作者所描写的在特定环境中所呈现出的个性、灵魂思想感情。

可以这样说，获得否定性人物的美学价值的关键，就在于让他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走完自己的路。

《金瓶梅》的美学意义正在于它不是浅薄地鬼化人物外在形象，而是立足于写行为的真迹，如实描写出一个真实的人物，而这比一览无余的鬼相描绘，更富于形象的典型性和生活的真性。

从小说艺术自身发展来说，应当承认，《金瓶梅》对于小说艺术如何反映时代和当代人物进行了大胆的、有益的探索，打破了和摆脱了旧小说观念和旧模式的羁绊。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因为这种新的探索既是小说历史赋予的使命，也是现实本身提出的新课题。

这意味着《金瓶梅》的作者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用黑白两种色彩观察世界和反映世界了，而是力图从众多侧面去观察和反映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人物了。

小说历史上那种不费力地把他观察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塞进“正面”或“反面”人物框子去的初级阶段的塑造性格得方法已经受到了有力的挑战。

多色彩、多色素去描写他笔物的人物的观念已经随着色彩纷繁的生活的要求和作家观察生活的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到了小说革新的日程上来——寻求一种更为高级更为复杂的方式去塑造活生生的杂色的人。

应当说，这就是《金瓶梅》以它自身的审美力揭示出的小说美学观——小说的潜能被进一步开掘出来。

他昭示给我们,他的“人物是他们的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言)。

《人间喜剧》 （法）巴尔扎克 著

追求“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

关于《金瓶梅》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的评论大致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带有浓厚自然主义色彩的反现实主义作品;

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巨著;

第三种意见是，《金瓶梅》是现实主义作品，但书中没有理想，也没有一丝光明，没有写出正面人物，而且还有大量的性生活和淫秽猥亵的描写，因此带有自然主义色彩。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我们从外国文艺思潮和艺术创作方法中借用来的概念。

在我国传统文艺史上本来并没有形成过严格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这是不言自明的事。

比如自然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而实证主义则是然主义的哲学基础。

我们今天运用这些概念时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解释。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自然主义大致是指那些排斥艺术的选择和提炼，摒弃艺术的虚构和想象，片面强调表面现象和细节的精确写照，而作家则又以冷漠的客观主义或“局外人”的态度严守中立，对描写对象，不作出审美的判断和评价等等，这一切，我们往往看作是自然主义的表征。

如果上面的论述大致符合我们今天对自然主义的理解的话，那么，《金瓶梅》显然是放不进这个框框中去的。

不错，《金瓶梅》比起它的早出者《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来，更着重在客观地描写人物和事件。

作者不象他的先辈作家们通常采取的手法那样，在刻划人物时加进那么多的主观色彩，或褒或贬，溢于言表。

《金瓶梅》的作者不是这样。他冷静地或甚至无动于衷地表现人物的命运，人物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个性，独立不羁地思想、处事和找到自己的归宿。

总之，他给他笔下的人物的存在以极大的自由，决不对人物的命运横加干涉。

他的这种作风格在他所在的时代是过于突进了，难得时人的公评，至招来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有它打开人们心扉的力量。他使人们在读到这部作品时，悟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从而引导人们否定那个可诅咒的社会。因此，他把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写成了没有好下场。

《金瓶梅》的作者并非用生物主义观点来看那个社会和人的。按照一般理解，自然主义总是把社会的人化成生物学病理学的人，否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和整个社会关系脱离开来，甚至把人写成远离社会的动物。

《金瓶梅》的作者则相反。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人物是脱离社会存在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人。

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于毁灭的境地，是社会，是那个没有美的世界让他如此下笔的。

《金瓶梅》的作者铁心冷面地对待自己的人物，正是铁心冷面地对待那个该咒诅的社会和他笔下所属的阶层。

他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连续不断的毁灭的总和对社会发言，让读者透过人物看见了作者的审美倾向。

事实上，我们在《金瓶梅》中不难看出，作者是用广角镜头摄取了这个家庭的全部罪恶史的。

作者以冷峻而微暗的色调勾勒出一群醉生梦死之徒如何步步走向他们的坟墓。

因此，《金瓶梅》具有历史的实感和特有的不同于很多长篇的艺术魅力，它隐约地透露出潜藏于画屏后面的爱憎。

《金瓶悔》普于细腻地观察事物，在写作过程中追求观的效果，追求艺术的真实。这决不是自然主义。

有的同志认为它“终究暴露了小说作者对于生活现象美丑不分、精芜无别的自然主义倾向，暴露了作者世界观和生活情趣落后庸俗的一面。”这样的论断多少是委屈了《金瓶梅》的作者的苦心和创作意图，也遗忘了这部小说产生的基础和时代环境。

这是一个没有美的世界。既然社会如此污浊，那么又怎样去粉饰这个社会，写出并不存在的美来呢?

《金瓶梅》的作者没有抹杀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良心，他没有背离现实。

如果纵观一下世界小说史，也许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明确的认识。

我们面前摆着两类现实主义大师们的作品:一种象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在这样的作品中，很难看到作家的影子。他的兴趣则偏向于广阔的、纷乱的、多层次的、多侧面的社会现象。

他的意旨是展开一幅与社会生活一样复杂、一样宽广无边的画卷。他的人物多是有血有肉，轮廓分明，好象都同他打过交道、深深谙熟的。但在中间找不到作家自己。

他仿佛在用冷静而犀利的目光，观察着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但细看之下，在这些篇章、段落以及字里行间，无处不渗透着他对生活的精辟的见解和入木三分的观察;他写的是“别人的故事”，却溢满自己浓烈的情感。

另一种便是明显地带着作家本人痕迹的作品，有时他们甚至称之为“自传性”和“半自传性”的小说，比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非尔》，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等等。

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以作家自己为原型，他们都有过不幸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过曲折和多磨的经历，对人生的价值早有所悟。

写这些作品时，往往凭回忆，少靠想象和虚构，多种细节随手拈来，生活和人物都富于实感。

更由于也饱含着作家深切的感受，作家写得分外动情。作品的感染力也会异常强烈。

难怪屠格涅夫对自己的作品，最喜爱的便其自传性的中篇小说《初恋》。每当我们一捧起这薄薄的小书，便会觉得一股春潮般的深挚的感情涌到心扉，跟着把我们的心扉打开。我们的心即刻融在他的漾动着的情感之中了。

如果这样的分类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把《金瓶梅》这样的巨著放在世界小说史第一类现实主义作品中去。

是的，《金瓶梅》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美的世界。

高尔基说得好:“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契诃夫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就应该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契河夫论文学》)

《金瓶梅》正是以它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所作的“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以它“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诚然，乍看起来，小说《金瓶梅》的色调是灰暗的，如有的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它缺乏诗的光辉。但是，一部作品的色彩是和它的题材、主题以及作家的风格联系在一起的。

《金瓶梅》的作者为了和这一题材相协调相和谐，同时也为了突出主题，增加作品的说服力而采用了这种色彩、调子，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至于小说中的西门庆这一人物的塑造，我们认为并非如有的评论者所说,只是塑造了一个色鬼淫棍的形象。实际上，《金瓶梅》中作为一个艺术形象的西门庆是充分的典型人物。

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在回忆他的岳父时，告诉我们:

“他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计划在一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

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蒲王朝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且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忆马克思》，见《回忆马克思、思格斯》)

笑笑生也是一个创造者，《金瓶梅》何尝不是写出了集官僚、恶霸、富商于一体的典型人物西门庆。这个人物何尝不是《金瓶梅》作者预先创造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即在笑笑生死后才发展起来的典型人物呢?

无庸置疑，《金瓶梅》的创作思想又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这和他的小说观还有局限有关。

小说已从多方面表现了出来。比如，除了大量的性生活的淫秽的描写以外，宿命论的因果报应思想的说教俯拾即是。这些，是在当时大部分通俗文学中所具有的，甚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往往就是当时作家们创造构思的指导思想。

在《金瓶梅》和一些通俗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套语：

“积善逢喜，积恶报恶;仔细思量，天地是错。”

“从来天道岂痴聋，好丑难逃久照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德积阴功。”

首先，我们应该历史客观地来看待这种情况。

恩格斯说“……中世纪除了宗教和神学而外，就不知道有其它任何思想形式。”这就是说，我们要承认这种宗教思想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至于许多性生活的描写，在当时既然是“时尚“，我们可以否定它，但并不就适合戴上自然主义的帽子。

庸俗、低级、色情的生活情趣，就是庸俗、低级、色情的生情趣。

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现实主义发展还成熟的表现，说明它掺合着许多杂质，需要提炼，需要净化。

现实主义的真实应当是美的，即便是表现丑的事物也需要经过精心的艺术处理，正象高尔基所说:“人在自己一切的活动中，尤其是在艺术中，应该是艺术的。”(《给伊叶·列宾》)

“文学的真实——是从同类许多事实中提出来的精粹。”(《给青年作者》)

既然这样，不应因为否定《金瓶梅》中的淫秽描写和宿命论思想，便也否定了它实主义内容。

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观点去看待尚带有很多非现实主义成分的这种现实主义艺术。

《初恋》 （俄）屠格涅夫 著

从《金瓶梅》到《红楼梦》

小说美学观念的变革，一般来说总是迂回曲折的。因此，纵观小说艺术发展史，不难发现它的轨迹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形态。

《金瓶梅》小说美学观念的突破，没有使小说径情直遂地发展下去，事实却是大批效颦之作蜂起，才子佳人模式化小说的出现，以及等而下之的”秽书“的猖獗;

而正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才在作者如椽巨笔之下，总结前辈的艺术经验和教训以后，又把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又一次使小说美学观念有了进步的觉醒。

从我国小说中经典性作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发展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时期，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小说美学观念的变动和更新。

往日的激情逐渐变为冷峻，浪漫的热情变为现实的理性，形成了一股与以往全然不同的小说艺术的新潮流。

当然，有不少作家继续沿着塑造英雄、歌颂英雄主义的道路走下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已经没有英雄时代那种质朴、单纯和童话般的天真。

因为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已经悄悄地渗入了艺术创作的心理之中。

社会生活本身的那种实在性，使后期长篇小说的普通人物形象，一开始就具有了世俗化的心理、性格、人性被扭曲的痛苦以及要求获得解脱的渴望。

这里，小说的艺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悲剧——的涵义，也发生了具有实质意义的改变:传统中，只有那种英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悲剧人物;而到后来，一切小人物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悲剧人物。

小说艺术的发展历史，也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代作家刘心武同志曾说:“文学上的英雄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候就需要一种补充。要求表现平凡表现非常普通、非常不起眼的人……”

这就是说，当代小说有一个从英雄到普通人的文学观念的转变。而我国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也有一个从英堆到普通人的小说观念的转变。

事实是，在我国，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在最后，即小说创作高峰期，出现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种具有总体倾向的巨著。

它们开始的自觉地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索、对人的灵魂奥秘的揭示、对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的表现，把小说的视野拓展到内宇宙。

当然这种对内在世界的表现，基本上还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在人物形象塑造中，加强心理描写的。

这当然不是象某些现代小说那样，基本没有完整情节，对内心世界的揭示突破了情节的框架。

但是，内心世界的探求、描写和表现，不仅在内容上给小说带来了新的认识对象，给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了深层性的材料，而且对小说艺术形式本身，也发生了极大影响。

这就是我国古代小说从低级形态发展到高级形态的真实轨迹。而在这条明晰的轨迹上鲜明地刻印着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的名字。他和他的书是同《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并驾的。

纵观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不难发现，《金瓶梅》的重要意义，在于笑笑生身上和《金瓶梅》的文本中就有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一半;在于《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伟大作品的存在，离不开同《金瓶梅》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

在于笑笑生及其《金瓶梅》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方面，以及它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文化性格有甚深的联系。

因此，在古代小说创作上，笑笑生及其《金瓶梅》是第一流的。因为，在开创性上，它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一般美学风格，绽露出近代小说的胚芽，影响了两三个世纪几代人的小说创造，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

《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