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岁陈翰笙：我的心愿，今天的北大能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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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是谁？

这位由李大钊介绍的、曾经最年长的中共党员，经历了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这位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的“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一生横跨三个世纪，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电视台记者去采访，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陈翰笙先生已过101岁了，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

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

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

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

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就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

本文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潘维教授2004年4月在“陈翰笙追思会”上的发言，原标题《忆先师陈翰笙》，收入作者的新著《士者弘毅》。

忆先师陈翰笙

文 | 潘维

来源 | 《士者弘毅》

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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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陈翰笙担任北大史学系教授

是北京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我首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七七级和七八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

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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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月25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协和医院为陈翰笙祝贺茶寿。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20年后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回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兹忆当年师生事，纪念翰老，为自己余生鉴，亦为那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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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先生

01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九子，仅存首末两子女，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唯“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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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先生在书房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可以这样定！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八十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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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编辑资料集

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

好在当时我国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

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到重要的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唯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俩了。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

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我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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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文集》

02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与先师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不讲，却讲了他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学习，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型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罗斯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罗斯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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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冬，陈翰笙在美国西雅图与顾淑型结婚留念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管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管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道：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

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佐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被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国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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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陈翰笙、吴觉农两位先生做土地调查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该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由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30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线，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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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陈翰笙陪同宋庆龄、史良等接待国际友人。

03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我国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分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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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在纽约中央公园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他因为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新中国成立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唯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盎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五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五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五年大概也就七八十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直到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五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笔者带着学生去看他。当时有电视台记者在场，请他说几句祝福北大的话。当时先师已过百岁，两眼完全看不见了，精力也很不济，谈话很难持续两分钟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头脑异常清楚，掰着手指头说：“我给北大老师讲三句话：第一，要好好帮助年轻学生；第二，不要当官；第三，要多写书。”电视台记者坚持要他给北大说句祝福的话。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办得像老北大一样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记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说：你说“祝北大今后越办越好”。老先生连说三遍，次次都与原先说的一样，不肯照别人吩咐的说。他认定北大今不如昔，绝不改口。他自己眼镜都要旁人帮他戴，脑子也不走了，可就这些话，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就是陈翰笙！“老兵不死，只会逐渐凋零。”

先师几乎与北大同龄。北大百岁，先师亦百岁。陈翰笙20多岁回国之际，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正教授，是为当年北大最年轻的教授。而先生过世时，已是北大最年长的教授。生命跨越三个世纪，真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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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先生

先师活了107岁有余。40年代与宋庆龄办“工合”，过手的钱千千万万，大部暗中偷运延安，自己却一生廉洁简朴。他从无额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补贴出书。离去时，竟仅余不到六万元存款。大概是举丧之资不累旁人吧。先师书面遗嘱：身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并随其早逝之爱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谓“来去赤条条无牵挂”。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辟一室，建“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吴志攀同志亲任主任。先师工作之厅堂已原样搬入这里。翰老的亲友学生们，可在此重温那些温馨的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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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宋庆龄书信集

先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奋斗了漫长的一生。其辉煌业绩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记录。但我深知，陈翰笙属于学生，他热爱学生，百岁之后甚至还“哀求”北大校方送学生给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脑里，最后的一缕余光是青年，是学生。我们在北大图书馆219室开设“陈翰笙纪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学生经过。希望他们在中心门前的铜牌前停一停脚，像我当年那样，问一声“谁是陈翰笙？”进来在他的书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铜像和遗墨与北大学子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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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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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者弘毅》是潘维教授继畅销10万册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师友追忆、文化自觉、社会主义三部分。作者忆陈瀚笙、张培刚、浦山等学术大师，生动风趣，娓娓道来，有真性情。作者谈文化与政治，则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观、直击人心的语言了政学两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什么大学要培养理想主义？科技工作者的国家认同有什么意义？党如何组织社区居民办好养小、送老等百姓最关心的事？党政体系如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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