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冷眼观人，冷耳听语，冷情当感，冷心思理

司马光曾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一部《资治通鉴》，写尽千年权谋，道破人性冷暖。

历史如镜，照见人心；世事如棋，步步惊心。

若想在纷繁世相中立于不败，需修得四“冷”——冷眼观人，冷耳听语，冷情当感，冷心思理。

《资治通鉴》开篇便载春秋战国之乱局，诸侯争霸，谋士纵横。

观人于未显之时，识才于微末之际，方是成事之基。

刘邦起于草莽，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其用人之道堪称典范。

初遇韩信，众人皆以其出身低微、言行狂傲而不屑一顾，唯萧何冷眼旁观，见其兵法韬略非凡，力荐刘邦拜其为大将。

后韩信暗度陈仓，定三秦，破项羽，终成“兵仙”之名。

若无冷眼观人之能，刘邦何以从市井之徒中拔擢此等奇才？

司马光评曰：“用人者，不避亲疏，唯才是举。”

然世人多困于表象，或惑于谄媚，或蔽于偏见。

唐初名相房玄龄，早年仅为县衙小吏，因直言敢谏屡遭排挤。

李世民却能从其谏言中窥见经纬之才，委以重任，终成“房谋杜断”之美谈。

冷眼观人，非冷漠无情，而是剥离情绪，以史为鉴，于细微处见真章。

《通鉴》中亦不乏反例。

北魏权臣尔朱荣，骁勇善战，却因轻信亲族，未能察觉高欢、宇文泰之野心，最终身死族灭。

司马光叹道：“亲疏之辨，利害之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心似海，深不可测。

冷眼观人，是阅尽千帆后的清醒，是剥开迷雾的锐利。

唯有如此，方能于乱局中辨忠奸，于混沌中择良木。

《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李世民尝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此言非虚。帝王若欲治国平天下，首在善听——听逆耳忠言，辨谄媚虚辞。

贞观年间，太宗广开言路，尤重直谏之臣。

魏征性情刚烈，常于朝堂之上直言犯上，甚至当众驳斥太宗决策。

一次，太宗欲扩建洛阳行宫，魏征力谏：“隋炀帝穷奢极欲，终致天下离心。陛下若效其行，恐失民心！”

太宗震怒，拂袖退朝，然深夜辗转反侧，终叹道：“魏征不畏死谏，实为镜鉴。”翌日下诏罢工，并赐魏征绢帛嘉奖。

司马光评此曰：“太宗之明，在能容霹雳之言；魏征之忠，在敢触龙鳞之逆。”

冷耳听语，非充耳不闻，而是以史为尺，量度言辞之轻重。

反观秦二世胡亥，深居禁宫，只听赵高一人之言。

赵高指鹿为马，群臣噤若寒蝉，胡亥竟笑言：“丞相戏言耳！”

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烽烟四起，胡亥仍沉溺谗言，终被赵高弑于望夷宫。

《通鉴》痛批：“塞忠谏之路，蔽日月之明，秦之速亡，自绝于人矣！”

听言之难，尤在辨“亲疏”。

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骤起。

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遂诬告太子以巫术诅咒武帝。

武帝未察虚实，听信谗言，发兵围剿东宫，逼得太子自尽，皇后卫子夫含恨而亡。

待真相大白，武帝悔之晚矣，建“思子宫”以寄哀思。

司马光扼腕：“父子至亲，犹惑于奸佞；耳无冷鉴，则骨肉相残。”

冷耳之道，更在“去私”。

北宋名相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屡次上书反对，直言“青苗法”害民。

王安石斥其为“腐儒”，拒听谏言。

结果新法推行过急，地方官吏趁机盘剥，百姓怨声载道，终致变法失败。

《通鉴》虽未载此事，然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反思：“执一己之念，闭众智之门，虽圣贤亦难救其弊。”

世间纷扰，众声喧哗。

冷耳听语，是于喧嚣中守一份静气，在诋毁与赞美间寻一条中道。

正如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唯有如此，方能如唐太宗般铸就盛世，而非步胡亥、汉武帝之后尘。

《资治通鉴》载汉景帝时，晁错力主削藩，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此言一出，朝野震动。景帝虽知诸侯必反，却因骨肉之情犹豫不决。待七国之乱爆发，方诛晁错以平众怒，然天下已陷战火。司马光评曰：“情胜于理，则国危；理胜于情，则事成。”

冷情当感，非绝情弃义，而是以史为绳，缚住心头私欲。

五代十国时，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连克三关十七县，却突患重病。临终前，幼子柴宗训年仅七岁，朝臣皆劝其传位胞弟，以保江山稳固。柴荣泣曰：“父子之亲，岂忍割舍？”仍立幼子为帝。未几，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周覆灭。

《通鉴》叹道：“私情溺智，虽英雄难逃覆辙。”

反观唐宣宗李忱，幼年装愚避祸，登基后励精图治。

其妹永福公主恃宠，婚宴上因琐事摔碎茶具，宣宗当即下诏：“此等性情，岂堪为士人妇？”遂取消婚约，改嫁广德公主。

朝臣谏言：“皇家颜面不可损。”宣宗答：“天子之家，更须为天下范。”

司马光赞此：“割私情以正纲纪，方显帝王器量。”

冷情之难，尤在“利害交攻”。

宋仁宗时，包拯任开封府尹，其侄包勉贪赃枉法，按律当斩。

包夫人跪求：“包氏一脉单传，望留血脉。”包拯闭门三日，终挥泪判斩。

《通鉴》录其判词：“法不容情，私不害公。今日赦勉，明日何以治天下？”

此事震动朝野，民间遂传“包青天”之名。

至若明末崇祯帝，本非庸主，却屡因情误事。

袁崇焕守辽东时，崇祯疑其通敌，竟听信谗言，将忠臣凌迟处死。

待清军入关，方悔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

司马光若见此事，必批：“情疑则智昏，智昏则国倾。”

冷情之道，更在“舍小全大”。

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执政，贵族丰卷请求狩猎祭祖，子产以“违农时、耗民力”拒绝。

丰卷率家兵作乱，子产果断镇压，流放其族。

时人责其严酷，子产答：“护一民需舍一人，护一国需舍一族。”

后郑国大治，孔子赞曰：“古之遗爱也。”

世事如潮，情欲似浪。

冷情当感，是于激流中稳舵，在爱憎间守中。

正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所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唯有如此，方能如子产般定国安邦，而非步崇祯自毁长城之后尘。

《资治通鉴》开篇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司马光编纂此书，正是以冷心析理之法，将千年兴衰化为镜鉴。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

袁绍拥兵十万，谋士沮授劝其“缓战疲敌”，袁绍却笑：“吾碾曹操如驱犬耳！”

反观曹操，虽兵少粮缺，却冷静分析：“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遂纳许攸之计，火烧乌巢，终以弱胜强。

《通鉴》评此战：“绍败于骄，操胜于慎。冷心析理者，虽危必安。”

冷心思理，非冷漠无情，而是以史为刃，剖开混沌表象。

唐高宗时，吐蕃求娶太平公主，武则天本欲拒绝，狄仁杰谏言：“吐蕃所求，非公主，乃窥探中原虚实。若拒之，必启战端；若许之，可换十年太平。”

武则天遂认一宫女为义女，封“太平公主”远嫁。

司马光赞此：“以假乱真，止戈为武，此冷心之妙用。”

析理之要，首在“去蔽”。

南宋绍兴和议前，秦桧力主割地求和，岳飞连上《乞出师札》，直言：“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

高宗却惑于“暂安”之幻象，冤杀岳飞，自毁长城。

《通鉴》虽未直述此事，然司马光在《稽古录》中痛批：“蔽于眼前之利，必失长远之安。”

反观汉文帝治匈奴，堪称冷心思理之典范。

冒顿单于来信羞辱，言欲娶吕后，群臣激愤欲战。

文帝却道：“朕非畏战，然百姓方休养生息。且以妇人谩书激怒天子，此蛮夷诡计耳。”遂回信赠礼，续和亲之策。

后果如文帝所料，匈奴无衅可乘，汉朝蓄力三十载，至武帝时终成横扫漠北之势。

冷心之极，莫过于“算无遗策”。

五代时，冯道历仕四朝十帝，世人讥其“不倒翁”。

然细观其行：契丹灭后晋，冯道劝耶律德光“中原难治，不如择贤君守之”，保全万千生灵；后汉刘知远屠城，冯道以“杀降不祥”劝阻，活民数万。

司马光虽责其“忠节有亏”，亦不得不叹：“乱世中护生民者，非冷心不能为也。”

世间迷局，纷纭复杂。

冷心思理，是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清醒，是穿透乱象握枢机的智慧。

正如张居正所言：“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

唯以冷心为舟，方能在历史长河中破浪而行，不为旋涡所吞。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末尾写道：“鉴古知今，彰往察来。”

四“冷”之道，实为处世之圭臬：

冷眼观人，可避忠奸之惑；冷耳听语，能破谗佞之局；

冷情当感，方克私欲之害；冷心思理，终成经纬之业。

历史从未远去，人心古今相通。

读《通鉴》者，若能修得这四“冷”，便是得了千年智慧的密钥。

正如王夫之所言：“读史者，所以能自鉴也。”

愿你我皆以冷心为镜，照见纷扰，照见本真，照见那条通往清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