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黄 霖 │ 第五讲： “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

——笑笑生的性观念与《金瓶梅》中的性描写（2）

二、“人皆好之”：

笑笑生对性的直露与赞美的原由

我们在回答《金瓶梅》之所以能对于性的问题能如此大胆的直露与赞美，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人，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具有共同的本性，另一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条件，以及作者个人的一些原因，下面，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这是人的本能的感受

中国人也是人。凡是正常的人，都有性。

有的人说中国是无性文化。这个命题是比较荒唐的，假如他是中国人的话，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中国的经典，早就说过这样经典性的话：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

这样精辟的见解，恐怕在西方同时代还没有。

也有学者说中国古代的美感并不是从味觉出发的，也与性大有关系。

马叙伦在《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卷七中就说，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女人的美丽和对这种美丽的感受。

所谓“色”，性感之外，引申为性欲、性交。“色”这个字形就是人在人上，表示男女性器官相合。

陈良运在《“美”起源于味觉辨正》（《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中也另有别解：“羊”为女性特征，“大”为男性特征，男女交合，“美始于性”。

所谓“羊”“大”为美，实为具象与抽象，阴与阳，刚与柔的结合，由具象向观念升华，这就是“美”字构成的奥妙。

中国人原初美意识就产生于阴阳相交的观念之中，也可以说是最基本、最普及的男女性意识之中。

这些见解是否成立，自可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古代虽然“性”的话题被压抑，但人的本能并不能因此而被消灭，人对于性的欲望、快感，乃至美感，并不能铲净，一有机会，总会顽强的表现出来。

（二）、历史上从来也有对性作肯定的一流

除了上述《孟子》、《礼记》、《周易》等一些儒家经典之外，大量的是从养生的角度来看的，也有纵情的人生哲学、宗教的特殊修炼，以及文学作品等等对于性欲及性行为等予以肯定的。

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房中八家”，如“《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等等。先秦时代的杨朱哲学也是强调“任情极性”。

在儒家的典籍中有的描写也偶有直露的地方，例如《战国策》卷二十七《韩二》中《楚围雍氏五月》一节写到秦国宣太后对韩国使者尚靳说：

……以其少有利焉。

一个大国的太后，竟对一个来使讲自己的x行为，且写在正史之中，这的确是很少见的。

后来清代的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就很不满，说：“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而在一些宗教活动中，有时竟将男女的性行为视作是一种修炼。

如北周时的佛教徒甄鸾在《笑道论》“道士合气三十五”中批判性地记录了道教活动中男女“合气”：

《真人内朝律》云：“真人日礼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不可闻说。

又《道律》云：“行气以次，不得任意排丑近好、抄截越次。”

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阴阳合，乘龙去”云云。

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是教臣《黄书》合气之法，三五七九，……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

而在佛教中，从唐代开始的密宗、特别是在元代的喇嘛教中，盛行“演揲(she)儿法”、“欢喜天”，直到现在北京的雍和宫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欢喜佛”。

宋末元初郑思肖在《心史》中就提到北京镇国寺佛母殿中的喇嘛像，将抱动物头的神像认作兽奸。

《宋郑所南先生心史》线装本

《元史》卷205就具体地写到“演揲儿”法

……

明代田艺衡在《留青日札》卷二七《佛牙》中也写到了“欢喜佛”的情况：

禁中自来有佛堂释殿，嘉靖时议降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

这些都在《金瓶梅》之前，稍后，在《金瓶梅》的续书《续金瓶梅》的第39回《演邪教女郎迷性，闹斋堂贫子逢妻》中，写得更为详细：

……

我不厌其烦地引了这段话，主要是作者离《金瓶梅》的时代很近，作者丁耀亢对异族入侵不满，故在笔墨之中会略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应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至少说明在喇嘛教中确实存在着这类情况。

以上从儒、道、佛三家中看到，他们都并不十分排斥性，特别是在道、佛两教中，有时还重视“性”的修炼，这对人们的性观念还是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的。

（三）张扬人欲潮流中的晚明社会文化背景。

前面讲了《金瓶梅》之所以能这样写性，是与人的本性与历史积淀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

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决定当时时代风气的首先是封建统治集团。

1、皇帝及统治集团的淫靡生活

明代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大都是一些淫棍。《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有这样的记载：成化以来，历朝皇帝大多沉湎酒色。佞臣们进美人，献淫药。

成化中，堂堂内阁首辅万安，竟向宪宗呈房中药。正德间色目人于永，进药骤贵，一下子封为锦衣都指挥，是最高的特务头子。

正德中，皇帝还专门造了个“豹房”，招了许多色目人的美女，还专门请人来教房中术，成年累月在里面淫乐。

嘉靖中，道士陶仲文献房中秘方“红铅”得幸世宗。“红铅”是什么东西？据说是“以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红色的，所以叫红铅，陶仲文因此而一再封，

“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禄荫至兼支大学士俸，子为尚宝司丞，赏至银十万两，锦绣蟒龙斗牛鹤飞鱼孔雀罗缎数百袭，狮蛮玉带五六围，玉印文图记凡四，封号至神霄紫府阐范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见则与上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

这样的待遇，可能古今少见。还有个盛端明进“秋石方”官至尚书、太子少保。“秋石方”是什么东西？

据说是用童男小便的头尾炼成，像盐，早在白居易《思归》诗中就说到：“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现代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考证这东西的主要成份是性激素，以难溶无机盐为主。进房中药的还有一批人。

至于万历皇帝，前面已讲过，也非常荒唐。万历十二年一次“再选”宫女至97人，还招了十个漂亮的男孩子同卧起，称为“十俊”，春夏秋冬与宫女们玩的花样百出，成年在宫里不视朝政。

请看万历21年一次为皇太后祝寿时，宰相王锡爵难得与他一见，君臣有一段对话很有趣：

……锡爵又奏：“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

上曰：“朕也要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

爵对：“动火原是小疾，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以遂群臣之望。”

可惜，这些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难以“清心寡欲”，大都是淫欲无度。

风气相尚，一些权臣显宦也好色，迷信房中术，像万历时期的大学士张居正、兵部尚书谭纶等也试过陶仲文的秘方，“一时圣君哲相，俱坠其彀中”，“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一时风尚可知矣。”

《万历野获编》封面

2、士大夫在思想上推波助澜

上行下效，最高统治集团荒淫无耻，一般官僚士大夫得风气之先，两性关系上比较浪漫，的生活也比较荒唐。

再加上，随着心学的流行，张扬个性与人性的学说也畅行。其中影响较大的李贽，他就公开鼓吹“好货”“好色”是人的本性。

据周应宾《识小录》记载，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

当时的文人学士，狎妓纳妾，结欢女伶歌儿，认为是风流倜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有相当一批文人大辈子醉卧于风月场中，活跃于梨园歌坛之上。这里，我们引两个著名文人的两篇文章，可见当时士风的一斑。

一篇是袁宏道的《龚惟长先生》，谈到了他追求的五种“真乐”、“快活”：

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新，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

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土田，二快活也。

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馀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

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

士有一此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

另一篇是张岱《琅嬛文集》中的《自为墓志铭》：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螙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这些文人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自己生活比较浪漫，而主要是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当时性意识的解放与淫风大帜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琅嬛文集》 （明）张 岱 著

3、市井社会中弥漫着性开放的风气

当时社会，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妇女走出闺房，抛头露面，接触外界世界的机会也多了，男女之间的交往也随之增多和相对比较自由，两性之间的关系也趋向随便，又在上层思想的推动下，世风明显有了很大的变化。

有人就清晰的敏感到：嘉靖以前“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紝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尔后，“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

到晚明；“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狐。”（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整个市井社会弥漫着性开放的风气。

下面我想揀三个重要的方面来加以说明：

（1）、青楼娼妓布满天下

娼妓的活跃，无疑是淫风大帜的重要标志。

本来，在明初是沿袭旧制，政府设立营妓、官妓，只是作为陪酒，禁止军人、官吏暗宿私娼。这时社会风气相对比较严肃。

到中叶以后，此禁失效，娼妓迅速蔓衍。据万历年间谢肇淛的《五杂俎》卷八所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穷川僻邑，在在有之。”

当时的南京秦淮河两岸，青楼妓院，鳞次栉比，狎客络绎不绝。有的紧挨着孔庙贡院，“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绮，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接河阳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板桥杂忆》）

再看扬州，也热闹非凡：“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旁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陶庵梦忆》卷四）。

就是北京，也是变得：“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沓。”（《梅圃余谈》）

于此，可见世风的一斑。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娼妓猖獗，什么时候一定是淫靡成风。

图 2

（2）艳情小说一时泛滥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有关写性的文学作品在以前是很少很少的，有的也是三言两语，写得十分简略，或者用文言幽雅、隐晦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故影响有限。

自从嘉靖年间出了本《如意君传》，对一时的小说戏曲的创作影响很大。

《金瓶梅》中有好几段关于性行为的描写是从《如意君传》中搬来、甚至一字不漏地照抄，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意君传》所表露的一些重要思想为《金瓶梅》所接受。

如《如意君传》反对性压抑，写武则天游于后苑，看到“绿柳丛中，幽禽相偶”时，感叹地说：“幽禽尚知相偶之乐，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五回春梅见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也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这和《牡丹亭》中杜丽娘说：“睢鸠尚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样，都是强调人比之动物当更能得到性欲的满足。

《金瓶梅》所用的“翕翕然畅美不可言”、“怡然感之”等形容精神上愉悦的一些文字，也几乎都来自《如意君传》。

《如意君传》之后，直接描写性活动的艳情小说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冒出了许多，象《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灯草和尚》、《痴婆子传》等等。

这些艳情小说在歌颂“青春错过，诚再难得”，“人非草木，岂独无情”的主题下，视情欲之上，故全书极写淫人淫事，始终未有一言贬词，甚至对公认的乱伦灭理之事，也视若等闲。

如《浪史》中作为丈夫的梅秀才撮合妻子李文妃与宠奴陆珠滥交，妻子道：“今教我如何做人？……这不是妇人家规矩，你恁地却不怪我？”

丈夫却回答说：“三人俱是骨肉，有甚做人不起？……你便恁地容我放这个小老婆？我怎不容你寻一个小老公？”

……

这样一种“爱风月而不顾名教”，视伦理纲常如若儿戏，使一切纲常名教在“情”前不足取。

它们都是公开、直接，乃至主要就是写性行为的，对偷情、乱伦等等都视为常情，不但不加以谴责，没有用“因果报应”等一套常规使那些淫乱的人得到惩罚，反而让他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甚至成仙（《浪史》），受到惩罚的倒是那些力主惩淫的官儿（《灯草和尚》）。

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3）春画亵器空前畅行

关于春画，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有一段很好的介绍，他说：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

……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

这段话，说了春画的历史，从汉代说到明代的唐寅、仇英，乃至万历年间“伪作纷纷然”。

晚明的春画流传到今天的，还可见多种，一般是36幅或24幅，如《风流绝畅图》在前面有一篇《引》，还说到“《春意》一书，坊刊不下数十种，未有如是之精异入神者”，可见一时数量之多。

其中有一种叫《花营锦阵》与《金瓶梅》有点关系，因为它24幅图中有一幅，背面的题词名叫《鱼游春水》，署名就叫“笑笑生”，不知这个“笑笑生”是否就是《金瓶梅》的作者。

不过，在《金瓶梅》中也写到过这类“春意二十四解本儿”，李瓶儿还和西门庆按着图玩过呢。其他艳情小说中，也常写到它。

当时人们对待这类画，恐怕已经见多不怪，徐树丕的《识小录》写到：“虞山一词林，官至大司成，……其子妇能画，人物绝佳，春宫尤精绝”。

“大司成”，就是国子监祭酒，是最高学府的领导，他的媳妇，居然也“春宫尤精绝”，这就可使我们想像到当时春画流传、普遍的程度了。

此外，同一卷《万历野获编》还写到隆庆间“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

这都说明了当时将这类“男女私亵之状”完全公开化，生活化了。

《花营锦阵》封面

（4）性具春药充斥市场

在《金瓶梅》中写到了多种性具春药，这也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况。

恐怕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时代像这时那样流行“成人保健用品”了。

明末佚名所写的《如梦录》“街市纪第六”曾写到，在开封抚院诸署附近有七家“淫店”，专售广东人事（人造阴茎）、房中技术。

这则记载很妙，这类成人用品商店竟集中在当地主要衙门的周围。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也写到：“松郡卖婆，日日为富室制造淫具、淫药，富宦之家争相延至，以为至宝。”

我们现在在许多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所售的春药名目及其制法。

如《遵生八笺》所载春药名目就有多种，而在一些日用通俗类书中，记的就更多，如《五车拔锦》卷三十“风月门”就载“洞房春意妙方”等春药方22种，《文林聚宝》卷三十一“风月门”载21种，《万书渊海》卷三十六“风月门”载17种，《万用正宗》卷十八“子弟门”则载有70种。

前面，我们就一些代表性的方面来说明当时市井社会性开放的风气。

这都可能使作者写性趋向了一种平常的心态，写性正像与写吃饭、睡觉一样，不感到有什么羞耻而觉得难于启口了。

相反，在一种小市民的庸俗趣味的驱动下，还乐于用性来作为调料，以此来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与作品的销售量了。

（未完待续）

《金瓶梅讲演录》 黄 霖 著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金瓶梅讲演录》（黄 霖 著），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