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金瓶梅》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对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虽未留下系统性的专著，但在其书信、序跋及相关文章中却对《金瓶梅》多有所论及或论述，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是极具思想冲击力的独特解读。

1917年6月1日，陈独秀写信给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胡适说：“足下及（钱）玄同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辈迂腐之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此乃吾国文学缺点之一。”

这应该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陈独秀关于《金瓶梅》一书的最早议论。在这封写给胡适的书信中，陈独秀为《金瓶梅》大打抱不平，认为胡适和钱玄同这两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对《水浒传》和《红楼梦》推崇备至，却对《金瓶梅》不及一字。

陈独秀提醒这两位学者，殊不知就连《红楼梦》也是全部脱胎于《金瓶梅》。如果仅仅是因为《金瓶梅》里有些淫秽色情描写，就一棍子打死，是不公平的。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则不但《水浒》《红楼梦》，就连《西厢记》《牡丹亭》也不是“青年良好读物”。

同年8月1日，陈独秀在写信给钱玄同的信中说：“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指出中国小说存在两大毛病，尤其是对于“过贪冗长”这个毛病，还特别举了《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例，明确表示对于书中“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感到“实在讨厌！”

说实话，对陈独秀的这个观点，我却不敢苟同。相反，我认为“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恰恰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一大长处，为其琐细，反而更显真实！

在这封信的后面，陈独秀还特别指出“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应该说，陈独秀对于《金瓶梅》这种所谓“淫猥”的小说的态度，即便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实在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0年，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书信中，将《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并列为"中国小说三大杰作"，称其“写尽社会龌龊，直是解剖刀式的著作”。他特别强调小说对明代商业社会腐败网络的揭露，认为西门庆的暴富史比二十四史更真实地展现了权力与资本的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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