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从“濮议”坚守到《资治通鉴》的史学传奇

司马光，这位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人物，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年）诞生在光州光山 ，彼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山县令，因此为他取名为 “光”。司马光自幼便展现出超乎常人的聪慧，他的童年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不衰。

最为人熟知的，当属 “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 年仅七岁的司马光，在面对同伴失足落入水缸、生命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时，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惊慌失措、四处逃窜，而是冷静果敢地搬起石头砸破水缸，成功救下了同伴。这一机智勇敢的举动，不仅体现了他的急中生智，更展现出他小小年纪便具备的沉着冷静和逆向思维能力。此事发生后，东京和洛阳有人将其画成图画，在民间广泛流传，司马光也因此声名远扬。

除了砸缸救友这一惊世之举，司马光在学业上的表现同样令人惊叹。他自幼便对学习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历史。六岁开始读书，七岁便能熟练背诵《左氏春秋》，并且能够将其中的要义讲解得头头是道，“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从此，他手不释卷，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这种对学习的热爱和执着，为他日后在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父亲司马池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要求下，司马光不仅在学问上日益精进，更养成了诚实正直、勤奋刻苦的优良品质。他的父亲是一位胸怀大志、专心读书的知识分子，在成家立业之后，以做学问的认真和严谨来待人处世，培养子女。司马光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懂得诚实守信的重要性。有一次，仆人帮他剥开了青核桃，他却对父亲说是自己剥开的，父亲严厉批评了他，告诉他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这件小事让司马光铭记一生，从此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学习知识，他都始终坚守诚实的原则，不敢有半点虚假 。

凭借着自身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司马光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崭露头角。他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经史子集，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文辞淳深，有西汉之风。与司马光关系甚密的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里评价他：“公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淳深，有西汉风 。” 十五岁时，司马光已经达到了 “书无所不通” 的境界，这在当时的同龄人中是极为罕见的。他的才华和品德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可和赞赏，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和学术研究铺平了道路。

随着司马光在仕途上的稳步前进，他逐渐卷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濮议” 之中。这一事件不仅考验着司马光的政治智慧和原则底线，也对北宋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

宋仁宗在位期间，因膝下无子，便将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曙接入宫中抚养，并立为皇子。宋仁宗去世后，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后，为了表达对生父濮王的孝心，想要追封濮王为 “皇考”，也就是 “皇父” 的意思 。这一决定看似简单，却在朝廷中引发了轩然大波，一场围绕着礼法和名分的激烈争论就此展开。

在古代中国，宗法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家族关系的重要准则。按照宗法制度，宋英宗既然已经过继给宋仁宗，成为皇位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礼法上就应该以宋仁宗为父，而对自己的生父濮王则应降等称呼。因此，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大臣坚决反对宋英宗追封濮王为 “皇考” 的提议，他们主张英宗应称濮王为 “皇伯”，也就是伯父的意思 。司马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是圣人制定的礼法，尊无二上。如果宋英宗追封濮王为 “皇考”，就会出现 “两统二父” 的混乱局面，违背了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也会引起天下人的非议 。

司马光在《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引经据典，指出按照礼法制度，一个人不能同时为两个父亲服斩衰之丧。小宗过继到大宗的孩子，要以所后父母为尊，为所后父母服斩衰三年，为小宗本生服期年一年。他强调，“圣人制礼，尊无二上”，英宗既然已经成为仁宗的继承人，就应该遵循礼法，以仁宗为皇考，而对濮王只能称皇伯 。除了这份奏疏，司马光还多次在朝堂上与支持追封濮王为 “皇考” 的大臣们展开激烈辩论。他言辞犀利，据理力争，毫不退缩。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他们纷纷上书表达对司马光的赞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 。

然而，以宰相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人性和亲情的角度出发，认为宋英宗不能忽视自己与濮王之间的血缘关系，追封濮王为 “皇考” 是人之常情，也是对生父的一种尊重和孝心的体现 。韩琦等人认为，《仪礼》中也提到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即出继之子对其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因此，他们主张英宗称濮王为皇考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论持续了长达 18 个月之久，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 “濮议” 。

在这场争论中，司马光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为权力和利益所动摇。他深知宗法制度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认为维护礼法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秩序 。他的坚持不仅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和对国家的忠诚，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感 。尽管司马光在 “濮议” 中最终未能阻止宋英宗追封濮王为 “皇考” 的决定，但他的观点和行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后人研究北宋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案例 。

在 “濮议” 这场激烈的争论中，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派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 。两派观点分歧严重，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论场面异常激烈 。

司马光作为反对派的核心人物，始终坚定地捍卫着传统礼法制度。他深知宗法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宋英宗追封濮王为 “皇考” 的做法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司马光多次上书，详细剖析了追封事件可能带来的危害 。在《上英宗议乞依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中，他引经据典，强调 “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明确指出按照礼法，英宗既然已经成为仁宗的继承人，就应该以仁宗为皇考，对濮王只能称皇伯 。他还指出，若追封濮王为皇考，将会出现 “两统二父” 的混乱局面，这不仅会破坏宗法制度的权威性，还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

除了书面上疏，司马光在朝堂辩论中也表现得极为出色。他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犀利的言辞，与宰执派展开了激烈的辩驳 。每当韩琦、欧阳修等人提出支持追封的观点时，司马光总是能够迅速做出回应，以充足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进行反驳 。他的辩论风格刚正不阿，毫不畏惧权势，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 。在一次朝堂辩论中，欧阳修以《仪礼》中 “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 的记载为依据，主张英宗称濮王为皇考 。司马光则立即反驳，他指出《仪礼》中的这句话有其特定的语境和含义，不能简单地断章取义，用来支持追封的观点 。他进一步阐述了宗法制度的核心要义，强调尊无二上的原则，使得欧阳修等人难以反驳 。

韩琦、欧阳修等宰执派则从人性和亲情的角度出发，主张英宗追封濮王为皇考 。他们认为，英宗与濮王之间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追封濮王是对亲情的尊重和对生父的孝心体现 。韩琦在朝堂上直言，“为人子者，岂可不顾其父母乎？” 他强调英宗作为儿子，不应忽视与濮王的父子之情 。欧阳修也在《濮议》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礼仪应该顺应人情，不能过于拘泥于形式 。他指出，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汉宣帝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考，并没有引发社会的混乱 。因此，他主张英宗追封濮王为皇考，以体现人性和亲情的重要性 。

两派的争论不仅局限于朝堂之上，还延伸到了民间和士大夫阶层 。许多士大夫纷纷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他们或支持司马光，或支持韩琦、欧阳修，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这场争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了当时的热门话题 。人们对于英宗追封濮王的问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 。一些人认为司马光的观点过于保守，忽视了人性和亲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主张违背了礼法制度，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

在这场长达 18 个月的争论中，司马光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不为权力和利益所动摇 。他的坚持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赞赏，他们认为司马光的行为体现了一个士大夫的担当和责任感 。然而，他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当权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但司马光毫不退缩，他坚信自己所坚持的是正确的，为了维护礼法纲常，他愿意承受一切后果 。

在 “濮议” 之争落下帷幕后，司马光的人生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这次转折将他的命运与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然而，司马光却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负面影响 。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朝堂上多次展开激烈的辩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由于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的分歧日益严重，司马光感到自己在朝廷中难以施展抱负 。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 年），他自请离京，出知永兴军 。次年，司马光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退居洛阳 。

在洛阳的这十五年间，司马光并没有因仕途的挫折而消沉，而是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中 。这部史学巨著的编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司马光早年对史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刻思考 。他自幼便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广泛涉猎各种史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司马光越发意识到历史对于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 。他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当下的决策提供参考 。然而，当时的史书大多卷帙浩繁，内容繁杂，普通百姓难以阅读，即使是帝王将相，日理万机，也无暇遍览 。因此，司马光萌生了编纂一部简明扼要、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的想法，希望通过这部史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 。

司马光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宋英宗的支持 。治平三年（1066 年），司马光将所作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 207 年）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御览 。英宗对这部著作十分赞赏，令他继续编著，并为他设立书局，配备人员，提供所需的书籍资料 。司马光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编纂团队，其中包括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当时一流的史学家 。他们各有所长，分工明确 。刘攽负责汉代史，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和五代十国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史 。司马光则总持大纲，对全书进行统筹规划和最后的笔削取舍 。

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 。司马光和他的团队成员们需要查阅大量的史料，对这些史料进行仔细的甄别、筛选和整理 。他们不仅要参考正史，还要查阅各种野史、笔记、文集等资料，以确保所引用的史料准确可靠 。在编纂过程中，司马光还特别注重对史料的考异 。他认为，不同的史料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这些差异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确定哪一种记载更为可信 。为此，他专门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史料的考订过程和依据 。

为了编纂《资治通鉴》，司马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 。在编纂过程中，他废寝忘食，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的身体逐渐衰弱，但他依然坚持工作 。元丰七年（1084 年），这部历经十九年心血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 。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总计三百五十四卷，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共 1362 年的历史 。

《资治通鉴》以编年体的形式，按时间顺序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它不仅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还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司马光在书中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评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治国理念 。他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治国能力的重要性，主张以仁政为本，重视民生，反对苛政和暴政 。他还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认为统治者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

《资治通鉴》的问世，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它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受到了广大士大夫和学者的赞誉 。宋神宗认为此书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特赐名《资治通鉴》 。此后，《资治通鉴》成为历代帝王将相的必读书籍，被誉为 “帝王之书” 。它对后世的史学研究和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

《资治通鉴》的诞生，无疑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巍峨丰碑，其影响深远，跨越时空，直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

从内容价值来看，《资治通鉴》堪称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巨典 。它以编年体的形式，系统而全面地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这长达 1362 年的历史进程 。在这漫长的历史跨度中，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无论是朝代的兴衰更替、帝王将相的雄图霸业，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文化思想的交流碰撞，都在书中得到了生动而详实的展现 。例如，在叙述唐朝的历史时，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展现了这位英明君主如何任用贤能、虚心纳谏，从而开创了大唐盛世的繁荣局面；还对安史之乱这一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了唐朝在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相互交织，最终引发了这场巨大的灾难 。通过这些丰富而具体的历史记载，读者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了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风云变幻 。

在史学地位上，《资治通鉴》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先河 。在此之前，史书多为断代史，如《史记》《汉书》等，虽然各有其独特的价值，但难以展现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而《资治通鉴》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限，它将不同朝代的历史有机地串联起来，为后人呈现了一幅连贯而完整的历史画卷 。这种编年体通史的编纂体例，不仅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范例，也为历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提供了更为便捷和全面的视角 。许多后世的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都借鉴了《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和体例，如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就是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将其中的重要事件按照本末顺序进行编排，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河 。

《资治通鉴》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史料来源 。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各种史料，包括正史、野史、笔记、文集等，对这些史料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考证，力求确保所引用的史料准确无误 。据统计，《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史料多达 300 多种，其中许多史料如今已经失传，因此，《资治通鉴》成为了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依据 。同时，《资治通鉴》还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严谨的史学研究方法 。司马光在编纂过程中，注重对史料的考异和辨析，他专门撰写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史料的考订过程和依据 。这种对史料的审慎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世学者树立了榜样，推动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

在治国理政方面，《资治通鉴》也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司马光编纂此书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对历史兴衰的总结，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 。书中通过对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分析，揭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规律和原则 。例如，它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治国能力的重要性，主张以仁政为本，重视民生，反对苛政和暴政 。它还强调用人的重要性，认为君主应该任用贤能，远离小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历代统治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 他将历史视为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指导自己的治国理政 。许多帝王将相都将《资治通鉴》视为治国理政的宝典，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

《资治通鉴》的影响还超越了史学和政治领域，渗透到了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它的文学价值也不容忽视，其文笔简洁流畅，叙事生动形象，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书中的许多历史故事和人物形象，如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等，都成为了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被改编成小说、戏曲、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教育领域，《资治通鉴》也被广泛用作教材，帮助学生了解历史、增长知识、培养品德 。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将《资治通鉴》列为必读书目，引导学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

司马光的一生，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政治和史学的舞台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的成就与争议，犹如硬币的两面，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他复杂而多元的历史形象 。

在政治领域，司马光的一生充满了起伏与波折 。他历经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四朝，官至宰相 。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准则，以忠诚和正直著称 。在 “濮议” 事件中，他为了维护传统礼法制度，不惜与宰执派展开激烈的争论，尽管最终未能改变结果，但他的坚持和担当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然而，司马光在政治上最为人瞩目的，还是他对王安石变法的坚决反对 。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过于激进，可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负面影响 。在变法过程中，他多次上书，力陈新法的弊端，请求废除新法 。他与王安石在朝堂上的激烈辩论，成为了北宋政治史上的一段著名公案 。后来，司马光在宋哲宗即位后，重新掌握政权，他立即着手废除新法，全面恢复旧制 。他的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保守派的利益，但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争议 。一些人认为，司马光的做法过于保守，忽视了社会发展的需要，阻碍了国家的进步 。例如，他在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限时五天完成，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导致了社会的混乱 。此外，他还将宋神宗时期通过战争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换取一时的和平 。这一做法被认为是软弱妥协的表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

在史学领域，司马光的成就无疑是卓越的 。他耗费十九年心血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年）共 1362 年的历史 。它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编排和深刻的见解，为后人呈现了一部系统而全面的中国古代史 。《资治通鉴》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世研究历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 。司马光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与评价，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观点 。他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希望统治者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他的这种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帝王将相将《资治通鉴》视为治国理政的宝典，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

司马光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 。他的政治立场和决策，引发了后世的诸多讨论和评价 。有人认为他是忠诚的政治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传统的秩序，不惜与权力抗争；也有人认为他过于保守，阻碍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在史学上，他的《资治通鉴》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赞誉，但也有人对其史料的选择和评价标准提出了质疑 。然而，无论人们对他的评价如何，都无法否认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如何在政治和学术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又如何面对争议和挑战 。他的成就和争议，都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

司马光就像一颗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无论是他的著作、思想，还是他的精神品质 。我们应该以客观、全面的态度去认识和评价他，从他的经历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好地面对今天的社会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