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乃道之载体而非目的本身

又逢三月三，上巳佳节翩然而至，这隐匿于历史尘埃中的古老节日，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交相辉映，共同绽放出不朽的光芒，完美诠释了传统节俗与艺术瑰宝间的再生之妙。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春日，上巳之辰，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羲之，于会稽郡之兰亭，邀集当世名士四十余众，雅集修禊，曲水流觞，玄谈赋诗。诗成结集，众望所归，王羲之被推举为诗集作序。相传，他趁着酒意微醺，手执鼠须笔，挥洒自如，一气呵成，成就了《兰亭集序》的千古绝唱。事后，他欲誊录正稿，却终觉难以超越草稿之神韵，遂将其视为传家之宝，珍藏于世。

岁月如梭，《兰亭集序》犹如璀璨星辰，照耀古今。一次雅集，何以凝固为永恒的文化符号，成就流传千古的法书经典？唐代孙过庭《书谱》有云：“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所谓神超，乃是书写者超越技法之羁绊，达到忘情忘我、纯任自然的至高境界。此等境界，何以达成？从孙过庭所谓的“五合”中或可窥一二：神怡务闲，为心之合；感惠徇知，为情之合；时和气润，为天之合；纸墨相发，为物之合；偶然欲书，为机之合。上巳之日，古人郊游踏青，沐浴祓禊，正是神怡务闲之时；兰亭雅集者，皆为载入史册之名流，王羲之受邀作序，此乃感惠徇知之举；当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诸峰叠翠，修竹摇曳，正是时和气润之景；鼠须笔精良，纸墨相宜，此乃纸墨相发之利；佳节受邀，酒意微醺，乘兴挥毫，此乃偶然欲书之机。诸多因缘际会，使得王羲之步入心手双畅、自由挥洒之境界。

《兰亭集序》外媚内遒，技法冠绝千古，堪称“中和之美”的典范，亦让“兰亭”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推动了上巳节的文人化传承。虽传行书由汉末刘德升首创，然后人未见王羲之前之行书面貌。即便王羲之本人书作，亦多行草交融，纯然行书如《兰亭集序》者，仅此一件。观此书迹，笔锋纤毫毕现，飘然若仙，矫若游龙；字虽铜钱大小，然愈放大，愈见其骨力洞达，被誉为“入木三分”，实至名归。后世书家，或得其肉韵、或得其骨力、或得其纵横之姿、或得其冲和之气，然皆未能全面超越。既为书法史上最早之行书佳作，又在技艺上冠绝后世，合“姿媚”与“风骨”于一体，《兰亭集序》岂不正是“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不仅是书法史上的璀璨明珠，亦是文学史上的不朽佳作。文情并茂、书文双胜，道艺契合，体现了中国人永恒的精神追求，也为上巳节赋予了深邃的哲学意蕴。作品前半段描绘山水之美，文辞清新脱俗，似有与西晋石崇《金谷诗序》争胜之意，故得时人与后世共赏。后半段则转入哲学思辨，论生死得失之感，慨叹人生无常，充满智慧与哲理。推考其创作背景，东晋北伐沦为权谋之争，王羲之目睹百姓疾苦，屡谏无果，遂誓墓辞官，终身不仕。观《兰亭集序》，优美文辞与哲学思辨之下，实则蕴含着痛彻心扉的隐忧，此乃兴寄之作。前半段书风如涓涓细流，春风拂面；后半段至忧怛处，则笔走龙蛇，情辞俱注。“天下三大行书”皆是情与艺、道与技高度融合的佳作，纵观书法史，能将情技道器结合得如此紧密的，实属罕见。

后世书法名家竞相传摹《兰亭集序》，庞大的摹本谱系构成了“兰亭文化链”。即便在当今时代，我们亦能从中汲取无尽灵感与启示。诚然，随着学书条件的进步，当代学“二王”者中不乏佼佼者。然技法层面虽难挑剔，却总免不了“抄书”之讥。一些创作者缺乏深厚学养与高尚品德，更遑论书技之外的功言德行令人敬仰。书为心学，应承载人之风神品学，实现文化精神的自由与超越，铸就国家民族的文化根基。若仅停留于技法层面而不求精神之升华，则非道也。

“书以载道”，书乃道之载体而非目的本身。古人谓书有“厚人伦”“翼卫教经”之用。在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呼唤书法艺术的精神回归已成为当务之急，亦是我们重温经典的重要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