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病之根“以偏纠偏”：阴阳平衡，其病不生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中”和“和”的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医学领域，这两个词不仅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指导医学实践的重要原则。

《中庸》里面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是中正，不偏不倚，既无太过，也无不及；“和”就是和谐、和洽，中和思维的基本特征，是注重事物的均衡性、和谐性以及行为的适度性。

“中”在《周易》中被描述为中间状态，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医学中，这个概念被应用于描述人体的健康状态，即所谓的“得中”。当人体处于“得中”状态时，各脏腑功能平衡，阴阳调和，也就达到了“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

而“和”则是指和谐、和洽的状态。在医学中，“和”的状态被视为是人体健康的表现。人体是由各种不同的气组成的，这些气之间需要保持平衡和协调，人体才能保持健康。

中医认为，天地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组成的，而人作为天地之间的一部分，同样是由气组成的。人应该追求与天地之气相和谐，也就是追求“和”。

然而，当人体内的气出现偏差时，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为了纠正这种偏差，中医通过观察和分析人体的状况，选择具有特定偏性的药物来调整人体的气机。这就是中医用药的基本原则——以偏纠偏。

医治病之根，即“以偏纠偏”，以达阴阳平衡，此即吾之谓“中庸之道”也。今有人不明“以偏纠偏”之真旨，吾不得不再为言之。

世医立论所谓偏者，究其原因不外有四：精力、阅历、明义、补弊救偏也。

其一：世间万病而人力有限，故为医者穷一生精力亦难成全医，此精力所限也。

其二：加之临床所见不同、体会各异，是以治阴虚多者以阴为重，治阳虚多者以阳为重，此阅历经验所限。

其三：古人立言，多为“阐明一义”，绮石《理虚元鉴》说：“夫东垣发脾胃一论，便为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阴一著，便为治虚劳之宗”；李士材《医宗必读》亦云各家无非：“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前人著书立说，各明一义耳”。故古人立论之“偏”，乃济世苦心，后人学之必须活看，陆以湉《冷庐医话》云：“古人之书，因时而异，莫有不偏焉。

学之得当，则其偏处，即其长处”也明言要“学之得当”而非“过”也。若学而“失当”，学而“过”，则不免又拘于其偏，反成其短。其四：张子和不满“凡病皆补”之风而创攻邪学说，刘河间针对时医墨守仲景成规而倡火热论，东垣创脾胃内伤源于时医误认为外感，丹溪言滋阴乃针对世俗滥用温燥，皆补弊救偏、以偏纠偏之意，过则反又成流弊，由此极端而至彼极端。

世间百病，或伤于气、或伤于血，或咎于实、或咎于虚，或阴不足、或阳常虚。不论何种，皆需去其病因，除其标象，然后方可渐复平衡。用药上无非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用药物之偏性以纠人体之偏胜，此其大略也。但具体实施仍需具体分析，古人早有“衰其大半而止”之名训，蒲辅周先生也一再强调“宁可再剂、不可过剂”，皆恐后人“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提”，病轻药重，适得其反，矫枉过正也。用药、立法皆宜本乎此。

《周礼》中提到：“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这里的“毒药”并不是指有毒的药物，而是指具有偏性的药物。这种具有偏性的药物可以用来纠正人体的偏差，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正如《黄帝内经》所说的：“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调“平”，就是调“中”法则。

比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闭者散之，开者合之”，就是调“中”的治法。这就有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疗原则。

“中”和“和”的理念在中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通过观察和分析人体的状态，选择具有特定偏性的药物来调整人体的气机，以实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种以偏纠偏的治疗方法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大特色。

举一寒症为例。寒邪为患，有大寒、有小寒、有实寒、有虚寒、有单纯寒邪作祟、有寒热虚实错杂，故药物有附子、干姜、桂枝、吴萸、肉蔻、骨脂之热性大小之分、属性上下不同之别，处方亦有轻中重剂之区别，立法则有纯以辛温药物为法、如四逆类方，又有寒热并用者、如附子泻心汤。岂可一见寒症，不问青红皂白，开手即投大剂姜桂附之理？

更有甚者，妄想借一药一法而纠尽天下之偏，岂非缘木求鱼、流弊更甚？说其是“懒汉医学”，已属高抬，若遇真阴虚，仍以姜桂附为主，而实热径投大剂辛温，偏执乎？医疗事故乎？

古今圣贤于此早有卓见，李士材云：“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是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李士材反复强调一“过”字，过犹不及也。不过“各明一义尔”，偏执于温阳，致使“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