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九流话古今

“三教九流”是“三教”与“九流”的合称。“三教”的说法起自三国时代，指的是儒、释、道三教派。儒教，孔子所创，并非宗教，只是其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与宗教相通。

释，即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于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年深日久，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演变成为中国佛教。

道教于东汉时创立，是中国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博采各家之长，融合神仙方术、阴阳五行学说为一体。

在中国长达两千五百多年的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儒、释、道三教地位非常重要。儒是一切学术思想的根源和基础，而且成为国家管理和人们生活依照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对社会结构、典章制度、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道教和释教都曾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过统治阶级的官方尊崇，深入中国民众内心，是传统文化多元结构中的重要部分。

“九流”的说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杂家、农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

在春秋战国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中，各种思想纷纷走上历史舞台交相争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儒家、道家、墨家、纵横家、杂家、阴阳家等传统文化思想在辩驳交锋的过程中优势互补，融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根基。

后来，“三教九流”逐渐演变为对古代社会阶层和职业的拆分。这时候，“三教九流”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特指封建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人们把“九流”分为三等：

上九流：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

中九流：举子、郎中、巫士、丹青（卖画人）、书生、琴棋、僧、道、尼。

下九流：师爷、衙差、升秤（秤手）、媒婆、走卒、时妖（拐骗及巫婆）、盗、窃、娼。

古代职业的形成源远流长，个个都有一个独特的发展历程，蕴含着一段生动有趣的故事，也因此，成为一种超越时空、贯通古今的文化现象，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教九流”呈现给我们一幅鲜活的社会历史画卷，反映出中华文化中的平民色彩和士人特色相互交融的独特风貌。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多元融合的特征，获得更多的社会文化知识。

儒教的祖师——孔子

儒教之为教，其主旨就在于教化“愚民”（古代统治者对老百姓的惯称）。而教化愚民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则是为其建立起一定的伦理观。儒教的伦理观简而言之，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的提法最早见于西汉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书中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春秋》之大义也”。由此可见，这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有一定的联系。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曾指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的连用则始于宋代的朱熹，其实“五常”的内容—仁、义、礼、智、信在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之中早已有所体现。

儒教真正的创立者——董仲舒

如此以来，封建统治者就为自己建立了理想的统治秩序，同时也把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行牢牢束缚起来，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

“十三经”是指儒教的十三部经典。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就传统观念而言，“十三经”中《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经典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现在就让我们来梳理一下“十三经”的形成过程：

在孔子以前的书籍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孔子开始将一些古代书籍拿来教授学生，于是古代书籍开始流传。儒教最初有《周易》、《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和《春秋》六部经典，这六部经书可谓华夏民族的文化元典。

可到了西汉，《乐经》已不见流传，据说是被秦始皇焚书时焚没了（现有人认为《礼记》中第十九篇的《乐记》可能是《乐经》中的部分残稿）。所以，汉朝只有《周易》、《诗经》、《尚书》、《礼经》、《春秋》“五经”，汉武帝将其设为学官，立五经博士。

后来，儒教经典的范围逐渐扩大。东汉在“五经”的基础上加《论语》、《孝经》为“七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原来的《周易》、《尚书》、《诗经》，并称为“九经”，也设其为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开成年间，唐文宗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合为“十二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

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唐朝的“九经”，构成“十三经”。至此，“十三经”才开始定型。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其内容博大精深，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十三经”的内容极为丰富，下面我们逐一进行相关了解：

《周易》：是占卜之书，表面上讲的是理、象、数、占等阴阳八卦，但实际上，它是运用一分为二、对立与统一的宇宙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论，揭示宇宙间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及对立与统一的法则，并运用这一世界观，用八卦来预测自然界、社会和人本身的各种信息。

《尚书》：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它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尚书》所录，主要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就文学而言，《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311篇，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又称《诗三百》，据传为孔子编定。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为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通过这些制度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仪礼》：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17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

《礼记》：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南宋理学家朱熹曾从中抽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编为“四书”。

《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末年鲁国太史左丘明所作，其特点是以述事为主，以春秋史实来注释《春秋》，使读者对经文所载之事的来龙去脉了解得十分清楚。

《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著，此书以问答体的形式，逐字逐句解释《春秋》，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如“大一统”、“尊王攘夷”等。

《春秋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著，据说他与公羊高曾同在孔子的弟子子夏门下学习，子夏将《春秋》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赤，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此书与《公羊传》相近，也是以阐发“微言大义”为特点。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它以语录和对话文体，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集中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孝经》：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由皇帝注释的儒教经典。《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全书共分18章。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孟子》：是记录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有7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任何一种信仰或思想来到中国，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自我，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否则，它难以立足。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也是逐渐地适应了中国的大环境后才得以成长壮大，占有一席之地的。

佛教从西域传到中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纲常伦理对它的管束。印度佛教认为，僧人是方外之宾，故而不应受世俗伦理的约束，甚至于见了君王都可以不行跪拜之礼。这一点引起了封建卫道士的强烈抵触，一度被视为“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的洪水猛兽。东晋的庾冰，首先提出僧人应叩拜君王，结果遭到反对，未能实现。到了南朝宋（公元420～479年），孝武帝强令僧侣向皇帝跪拜，否则处以极刑，最后僧侣们屈服了。前秦的道安对此事总结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后来北魏的高僧法果，主动接受了汉地的礼仪，甚至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这种把天子当作佛祖加以膜拜的做法，标志着印度佛教已经中国化了。这为佛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佛教在协调好与统治者的关系后，还需要与民间传统充分融合，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民间对观音菩萨的崇拜，菩萨在佛教中只是协助佛普度众生，而且是男身。但到中国以后，她竟变成慈眉善目的妇女形象，还被赋予“送子”的功能，许多时候被称为“送子观音”。

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印度佛教有一戒叫做“不持银钱戒”。而在中国，随着佛教的壮大，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各大寺院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经营“无尽藏”大肆敛财。许多僧人“居广厦”，“衣轻裘”，拥有奴婢。这与印度的“苦行僧”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中国僧人与印度僧人的饮食习惯也大不相同。按照佛祖的法旨，出家的僧人“日中一食”，晌午以后是不能吃东西的，而中国的僧尼一般是早、午、晚“一日三餐”。更有意思的是印度佛教并没有禁食荤的戒条。而中国五代的梁武帝萧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强迫僧尼一律吃素。自此，和尚“吃素”便是约定俗成的规矩，至今，大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佛教的规定。其实，也就是中国汉族佛教徒吃素，藏、蒙、傣等少数民族佛教徒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都是吃荤的。

中国佛教徒在穿衣打扮上也有其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印度和中国的地理纬度不同，气候各异，所以印度的佛教徒只有“三衣”，即五衣（由5块布拼成）、七衣（由7块布拼成）、大衣（少者9块，多者25块布拼成），而在中国“三衣”显然不足以御寒，所以“三衣”逐渐变成了“法衣”，只在做“法事”时穿，平时穿单衣、夹衣，而且还有棉衣，有时还穿裤子、鞋袜。从僧尼的这些装束看，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在对待蓄发的问题上，中国的佛教徒也很有特色。他们出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头发、胡须剃光。而印度的佛教徒，头发长到二指都不剃掉。中国的汉族僧人中，也有留蓄长发的，他们被称为“头陀”。在印度，头陀是一种苦行僧，而中国却阴错阳差地把蓄长发、留长须的僧人叫做“头陀”。这样的“头陀僧”，确实是中国汉族佛教的发明创造。

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其传播范围的扩大，印度佛教的各派思想宗义互相碰撞，并与我国的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出现了许多新的佛教派别。这些佛教宗派中有八支实力较强，流传较广。

中国佛教的禅学或修禅思想一直广泛流传，从东汉到南北朝的多部禅经译成中文，禅宗成为重要的佛教派别。禅宗的佛教徒主张修习禅定，因此得名。传说，菩提达摩曾于南朝齐梁间（公元479～557年）到洛阳弘扬禅法，后到少林寺安心闭观，授弟子慧可等人以《楞伽经》，又在舒州皖公山传法于僧璨。后来道信服侍僧璨九年，得此秘法。道信除研习《楞伽经》外，还精通《般若经》，提出了“坐禅守一”的主张。他又传法于弘忍。弘忍已是第五代祖师，其下禅宗分化为南宗慧能，北宗神秀，人称“南能北秀”。

佛教另外一大宗派是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净土思想在印度就有。东汉时传入中国，初期的经典有竺法护翻译的《弥勒菩萨所问经》、《佛说弥勒下生经》和支谦翻译的《大阿弥陀经》等。中国的净土崇拜分为道安始创的弥勒净土和慧远首创的弥陀净土两种。其中的弥陀净土生命力较强，发展到唐代时，善导正式创立净土宗。该宗尊慧远为其始祖，而慧远曾在庐山建莲社弘扬往生净土，因此净土宗又称为莲宗。净土宗的特点之一是历代祖师没有严格的前后传承关系，后人据其弘扬净土的贡献把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澈宏、智旭、行策、实贤、际醒尊奉为莲宗十二祖。

慧能大师真身像 此像藏于广东韶关曹溪南华寺的六祖殿，是慧能大师圆寂后，由其门人胶漆肉身所成。

中国佛教比较重要的宗派还有密宗和律宗。密宗因其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而获得声望，因此称为密宗。密宗思想最早也在印度佛教中出现，三密具体为“语密”（真言咒语）、“身密”（手式或身体姿势）、“意密”（心作观想），修行的目的是三密相应，然后即成佛。律宗是由唐代的道宣创立，因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而得名。其经典主要是《四分律》，也称为四分律宗。其他的佛教宗派还有天台宗、法相宗、法性宗、贤首宗，影响也很大。

除了以上谈到的八大宗派之外，还有以《成实论》为经典的成实宗和以《俱舍论》为经典的俱舍宗。但这两个宗派流传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大，一般提到中国佛教的宗派指的就是上述八大宗派。

在中国人的口头与书本中，常常会出现诸如“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关于和尚的语句。大家可能都知道和尚是指佛寺中的僧人，但是如果要论起这和尚之名是如何来的，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

和尚一词在梵文中是用“upadhyaya”表示，当翻译成中文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译名。音译名有邬波遮迦、邬波陀耶、郁波弟耶、优婆陀诃、捂波驮耶、捂婆地耶等；意译名有“亲教师”、“近诵”、“依学”等。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鸠摩罗什把“upadhyaya”翻译成“力生”，以表“出家者舍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门中，受微妙法，盖师之力、生长法身、出功德财、养智慧命、功莫大焉”。但当时，各种译名没有统一，这就使得后来有“和尚”这一名称的出现。

在中国，和尚是佛教徒的俗称。其实，在印度，佛教徒也是有俗称的。在印度，“upadhyaya”俗称为“khosa”。佛教传到中国后，先是在西域流行。当时在西域于阗国“khosa”就被音译成“和社”、“乌社”等。后来，佛教传到中国内地，和社等名称就译成“和尚”了。由此，和尚之名在中国就流行起来。以前和尚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惯把这个词用于对一般出家人，而且是男性的专用称呼。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多元的、复杂的，道教植根于这样的社会，其渊源也必定是博采众家，由各种思想、观念汇流而成。

具体而言，道教的信仰主要源于原始社会的鬼神崇拜，上古时期的神仙信仰、黄老之学，以及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等。首先说鬼神崇拜，原始人对一些自然现象不理解，将其视为神的意志的反映加以崇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鬼神崇拜的思想。由于自然现象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富于变化，所以原始的自然崇拜，不是单一神的崇拜，而是多神的崇拜。后世的道教也是多神教，大概就源于此。所谓的“法事”，其中有很多模仿了古人鬼神祭祀礼仪和礼制。

上古时期的神仙方术，也是道教的来源之一。上古时期，已有人开始学仙。到了战国时期，神仙信仰已经相当广泛。出现了许多关于神仙传说的著作，记载了不少关于仙人、仙境、仙药等传说的故事。历史上有许多帝王都曾派方士到东方各处搜寻神仙及仙药。神仙信仰发展到东汉中晚期为道教所吸纳，就是早期的方仙道。

方仙道继续向前发展，并且向“黄老道”过渡。黄老道中的“黄”就是黄帝，“老”就是老子。黄老道的主要理论基础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非常古老，大约产生于战国中期，但到了汉初才逐渐系统化，成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思想（黄老思想），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这时方士们趁势以黄帝、老子附合神仙学说，奉二人为神仙。自此神仙学说开始与黄老之学相结合，单一的方仙道便向黄老道蜕变。东汉末年，神仙学和黄老学进一步结合，正式形成了黄老道。

太上老君图

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成为了道教的主要理论渊源，老子对道教有着无与伦比的贡献。因此，道教将老子神化为“道德天尊”，将其书《道德经》奉为经典，作为主要理论学说。

老子是一位我国人民熟悉和爱戴的伟大思想家。他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所以又称老聃，是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71年至前471年之间，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据说，老子幼年时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既聪颖又勤快，晚年回到故里陈国。后来他出关到秦地讲学，途经函谷关，函谷关令尹喜在几天前夜观天象，看到东方天际紫雾升腾，于是对人讲，“紫气东来，数日之内必有圣人至此”。几天后，老子果然骑青牛到了函谷关。这大概是道教徒出于神化老子的目的编创的故事。

历史上的老子学识渊博，而且谦虚。《史记》中讲孔子曾向他请教有关礼教的问题。老子被道教尊为教祖，唐王朝统治者信服道教，而自己又与老子同姓，因此自认是其后代。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很少，仅有《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或《老子》）一书。

《道德经》是老子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它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最直接体现。这本书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在文中，老子阐发、构造了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老子的哲学思想和由他的学说而衍生出的道家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无为”的治世思想和“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对后来道教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道教有着内容庞杂、卷帙浩繁的经典文献。这些经典在阐述道教教义、教理的同时，又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正是这些别具一格的经典文献构成了道教雄厚的理论基础，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宗教之一。

道教最初的理论只有《老子》、《庄子》、《列子》、《亢仓子》等书籍。尔后，道教的门徒自己在修道、悟道中创作了大量的经典文献，其中有一部分假托神仙所授，有一部分是道教自身方术、戒律、科仪、教义的总结。道教中人对这些典籍十分爱惜，几乎每一朝代都有人搜集、梳理、结集出版。今天，我们可以借以了解道经全貌大概的，主要有《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除此之外，明万历后也有一些经典的道教经籍。

至于道经的缘起，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气化流行说，宋代张君房《云笈七签·道教所起》中是这样解释的，道经是道教所谓神秘遥远的空间“三元”中，自然奥秘之气凝结而成的“经诰”，“经诰”的书写材料不是黄金就是白银。它们由仙人写好，并秘密收藏在天上的“七宝玄台”之上，然后再通过一定的机缘传授给某人。如《灵宝经》是由“天真皇人”传给有缘法的黄帝、帝喾以及大禹。

道经缘起的第二种说法就是归于天神名下，道教认为道经隶属于不同的天神。张君房在他的《云笈七签》中说，三清胜境中的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每一位都说了十二部经，十二部不是十二本而是十二类。他认为所有的道经，都应归于三尊神的名下，这是一种典型地将道经归于天神名下的说法。

对搜集整理道教经典做出突出贡献的是东晋的葛洪，他搜罗了天下几乎所有的道书经典，作《抱朴子·遐览》传于后世，提供了近乎全部当时流行的金丹派道经如《彭祖经》、《九生经》、《九仙经》、《混成经》、《元文》等，共260余种1200多卷。后来的陆修静在此基础上编撰《三洞经书目录》，将道经分门别类，总括为“三洞”。这部书标志着道教图书分类的成熟，确定了道教经书分类的基本框架。

南朝梁的道士孟智周根据三洞作一部《玉纬七部经书》。所谓的七部就是“三洞”及“四辅”，四辅就是指《太清》、《太平》、《太玄》和《正一》等四部辅经。又由于三洞包容范围较大，三洞下各分十二类，合为三十六部。十二类加上三洞、四辅，使得人们一般提起道经时，就总称为—三洞四辅十二类。

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道教的第一部经典总集《开元道藏》（又称《三洞琼纲》）在三洞四辅体系架构下编纂而成。宋朝时编纂成《政和道藏》。在金、元、明历朝历代都有《道藏》的纂修，如金元时的《玄都宝藏》、《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等，这些道藏在道教的各大名山名观珍藏着。

道经极其重要，是道教徒成功修道的必读之书。作为一个道教的信仰者或研究者，要想真正地研究和弘扬道教，就必须潜心研习经书。只有持之以恒地日诵、参究，才能如《高上玉皇心印妙经》所说：“诵持万遍，妙理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