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之争（增订本） | 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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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西之争（增订本）

甘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2

ISBN: 9787108080233 定价：79.00元

【内容简介】

增订本《古今中西之争》，在旧版的基础上大幅增删文章，沿用从古今对照、文明比较的视野看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问题意识，重新探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即“古今中西问题”。全书集中收录了作者八九十年代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代表性文章，按写作时间分上下两编结构全书，在较为完整地呈现作者相关思考脉络的同时，或可见出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重要侧面。

【作者简介】

甘阳，1952年生，杭州人。18岁至26岁作为知识青年在北大荒劳动八年。“文革”结束后先后就学于黑龙江大学与北京大学。1985年在北京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之“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新知文库”等成为中国新生代学人开始主导思想学术界的标志。

199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十年，随后在香港大学工作十年，并开始提倡推动中国大学的博雅教育与通识教育。2009年全职加盟中山大学，创办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并任院长，兼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2013年协助重庆大学创办博雅学院兼任创院总监。2014年协助清华大学创办新雅书院兼任创院总监。2017年全职加盟清华大学，任新雅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

现任清华大学新雅讲席教授，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秘书长。

【目录】

增订本前言

代序 80年代的现代性批判与90年代转型

上编 1980年代

80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

古今中西之争

从“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

附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

《中国当代文化意识》前言

附 再版前言

儒学与现代——兼论儒学与当代中国

伯林的自由主义

反思“民主与科学”

贡斯当与康德

下编 1990年代

文化中国与乡土中国：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前景及其文化

《江村经济》与中国社会学派

洋泾浜与“我们”

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韦伯研究再出发——韦伯文选第一卷“编者前言”

附 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

附 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伯林与“后自由主义”

托克维尔导论

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选摘】

80年代中国文化讨论五题

（一）今日文化讨论有必要首先区分这样几个不同范畴：前现代化的文化系统（或形态）；现代化的文化系统；后现代化的文化系统。

不存在抽象的“中国文化”，只有具体的、历史的中国文化。尽管时下对“五四”颇多议论，但仍必须明确：“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前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化；“五四”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由前现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折的历史起点。80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根本任务，是要决定性地完成这个历史转折，真正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系统，也就是说，彻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今日发达国家许多有识之士较为关心“后现代文化”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早已完成了现代化。但是，80年代中国文化讨论的主题，却不应是“后现代文化”，而必须紧扣“现代文化”。原因十分简单：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这并不是要主张急功近利，毫不考虑“后现代文化”，而是要强调：我们必须大踏步进入现代文化形态，才能真正敞开后现代文化的种种可能，否则，主观上想登高望远，客观上却多半仍只是滑落于“前现代文化”的井底之中。

（二）“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是不同质的范畴，二者是有矛盾、有冲突的，我把这称为“文化的冲突”。任何国家要进入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这种冲突。因此，问题不在于否认或回避这种冲突，而在于正确认识这种冲突。

文化讨论的一大障碍是人们习惯于把“前现代化”看成纯粹的贬义词，而又把“现代化”当成十足的褒义词，这就难免引起巨大的情感纠纷而阻碍理智分析。其实，这二者的区别并不是优劣高低的价值判断，而是价值中立的社会学分析。现代化并非什么都好，相反，它必然具有自身内在的难题和弊病，前现代化也非一切都坏，而是往往具有现代化反而有所失落的某些价值。“文化冲突”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就在于，它并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恰恰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因而更多的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悲剧性的不可解决的历史二律背反冲突。建立现代文化系统的全部困难正在于此。

（三）前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所以有矛盾冲突，是因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中，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必然造成文化系统的重大变迁（文化的核心在于一套价值标准）。社会学分析表明，这种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学所谓“结构分析”）的最基本表现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与人的各种社会活动（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日益分离开来。由此直接导致人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前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所谓“第一级关系”（自然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即儒家所谓“亲亲尊尊”）为基础；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则以所谓“第二级关系”（工作关系、法律关系）为基础（韦伯把“职业”概念作为核心概念，实际正是突出了这点）。这种变化极为深刻地导致了社会价值标准的重大变化。从上面已可看出，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伦理关系（在中国即是“五伦”）为根基的，因此其价值标准也就必然首先是一种伦理标准（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一套“礼”），这样，其文化系统也就主要是一种伦理系统（以修身为本即可治国平天下）。但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则是以职业分工关系为根基的，因此其价值标准也就首先是一种职业能力标准（能否胜任某项工作），其文化系统则主要是一种知识系统（所谓“知识就是力量”），这种知识系统并非只是自然知识，也是社会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系统。

可以说，前现代文化是伦理本位的，现代文化则是知识本位的。所谓从前现代文化转向现代文化，实际即是要从伦理本位的文化系统转到知识本位的文化系统。这在实践上表现为从人治（圣人治国）转向法治（专家治国），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从人生哲学转向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哲学以“知识论转向”为标志，正是这种“文化转向”的最深刻反映。康德完成这种转向后又力主“扬弃知识为信仰留地盘”，则是这种“文化冲突”（二律背反）的最高哲学表述。

伦理本位的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识本位的文化则必须削弱人情味，著名的帕森斯模式变量（社会学一般以此作为划分现代与前现代的标准）即说明了这种矛盾。也因此，现代人几乎必然怀有一种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文化冲突的悲剧意味即在于此。换言之，现代化必然要求付出代价，而且是很高的代价。

（四）中国是前现代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儒家那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伟大伦理政治，“必也使无讼乎”的美好人治理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浓厚人情味，堪称世界上最完善、最成功的伦理系统，也确足以使中外学子一唱三叹，难以忘怀。然而，所有这些，恰恰又必然使中国成为建立现代文化系统最艰难的国家，因为中国前现代文化系统中这些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与一个现代文化系统两相抵牾、直接冲突的。这对于中国学人来说是极其痛苦的现实，但是，在这痛苦中正孕育着中国文化新的伟大、新的光荣！

（五）“后现代文化”或许是审美本位的？即便如此，我们必须首先长驱直入现代文化形态，否则，一切都与我们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