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题】杜贵晨 ▏中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历史与现状（一）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杜贵晨 著 齐鲁书社出版

“文学数理批评”是笔者于近年提出并有所论证与试应用的一个关乎古今中外文学的文学批评理论。

这一尚未得到充分验证之新理论的基本观点，由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发生，故应从中国人认知传统中的“象”“数”观念来给予说明：

1、就从分析的观点而言，统一的不可分的世界万物莫不有“象”有“数”。

自古以来，人类生活中与以“象”即形象把握世界的方式同时并作，存在一种以“数”即数理把握世界的方式。

这两种方式的同时并作使人类所认识与创造的“象”世界，同时也是“数”的世界。

2、把对世界的这种认识移诸文学，文学文本的创作即以形象再现与表现世界的制作，也就是“法象”（《周易·系辞上》）的过程，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是“错综其数”的“倚数”（《周易·说卦》）编撰的过程。

3、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文本形象体系的构成，总依据一定的数度，从而文本的内部或疏或密，或明或暗，无不存在有某种数理机制。

4、文学文本的数理机制因形象体系的建构而生成并存在，而形象亦因数理机制的维系而得以建构为有机的文学“生命体”。

文学文本形成的这一规律性，决定了对文学文本的批评与研究，应该既是形象的，又是数理的。

而如果我们把前者称之为文学的形象批评[[ 这种批评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对黑格尔《美学》所认为 “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卷第300页),以及“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同前第313页)等论述的片面理解。]]，那么后者即可以称之为文学的数理批评。

文学形象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中的“形象”体系，即形象之个别、部分及其成体系的状态；文学数理批评的研究对象是使“形象”得以成体系的“数理”，

即形象体系内部个别、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的度数，发现并发明这种度数之理，也就是探讨形象之间联系的意义，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文学研究有数理批评的参与，可以避免单一形象批评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偏颇。

使文学研究不仅面对形象的个案与细节，更注重形象体系建构的机制，既把个别视为整体的部分，又把整体视为个别之依据某种数度的有序的组合。

从而比较单一形象的文学研究，数理批评更注重关系或说是结构。

却又不同于一般笼统地关注部分与全体关系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也不同于一般最终往往归结到某种物象或意象为标志的原型批评，而是唯一地把对这种关系的揭示与探讨归结为数理，就数理的视角与路径进入文学文本内容与形式探讨的一种文学批评。

作为文本解读的一种理论与方法，文学研究中的形象批评与数理批评目标同一，操作中也密不可分。

此诚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理想的文学批评应该兼顾二者，同时并作，交互为用。

《美学》 （德）黑格尔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但是，长期以来，无论中外的文学批评，概以形象的批评为中心，而程度不同地忽略了数理批评。

其所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因“不见森林”之故，也使“只见树木”往往是一种孤立静止内视的判断，而不能够从与全体广泛的参照中考量得出认识与结论。

例如，我国《水浒传》中李逵的滥杀行为，并不能单纯从其情节描写中性格的形成得到彻底的说明，而还应该看到是作者故意使然，只有结合于他前世在“天数”所定之“一百零八个妖魔”中属于“天杀星”之故，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原因。

这在《水浒传》早已由罗真人道出：“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第52回）

但是，由于“文学数理批评”的缺位，研究者习惯于只从“性格”这个“中心”看问题，从而对书中作者有意的提示也熟视无睹了。

然而，古今中外，文学批评虽向以形象为中心，但数理批评也并未中断，更没有绝迹，而还大致可以说与形象的批评同生共长。虽无如前者之唯我独尊，声势浩大，但也还能够不绝如缕，有迹可寻。

唯是世界文学汪洋浩瀚，对数理批评全面地追踪蹑迹，非一人一时能力所可及。

因此，本文暂就中国古今文学数理批评的历史与现状略作回顾与追寻，在尽力为研究者提供一点线索的同时，也附见本人之立论，非故为好奇，而实不过困而后学，追随诸贤，与时俱进，即事为说而已。

《水浒研究论文集》

一、中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历史

中国“文学”在孔子的时代几同于今之所谓“文献”。因此，中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发生与其早期的发展，其实是对文献编撰数理的探讨与研究。

后世“文”“笔”分途，文学自觉，数理批评始得逐渐以今天所谓“文学批评”的意义上独立发展。

但在统一的文献——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数理批评”实前后相承，一脉流传。

因此，本文追根溯源，不再作文本古今性质上的区分，而统称“文学”，以历叙如下。

（一）先秦文学数理批评的兴起

我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历史可上溯到先秦战国时期，今见最早堪称有这方面内容的著作主要有《易传》与《吕氏春秋》。

前者开我国文学数理批评之先河，后者以“自序”作数理批评启后世有众多追随者，影响甚久。

首先，《易传》开我国文学数理批评先河。这是与我国上古先民以“数”把握世界的宇宙观念密切相关的。

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主要有道家的“太一”与儒家的“太极”两种表达，但二者本就相通，并很早就合“二”而一了。

《易传·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下唐孔颖达疏云：“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故《老子》云‘道生一’，即此‘太极’是也。”[[1]

《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1] 可见除晚来的佛学之外，中国无论儒、道的宇宙论根本上可以说是“数”论。

这个“数”的本质是“道”，但可以并往往显示或表示为“数”。《系辞》所谓“万物之数”，实已道出万“物”莫不有“数”。

由此产生文学编撰的“数控”机制，《易经》即是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倚数”编撰的文本，而成书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作为对《易经》的批评，同时是“我国最早作专书批评的文章——文学理论著作” [[2] 杜贵晨《关于美学——文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2]，首开文学数理批评的先河。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虽然《易传》对《易经》的解读中，“许多思想并非《易经》所固有，无非是借《易经》思想框架，发挥作者自己的世界观与思维方法”[[3] 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绪论》，第5页。][3]，

但其借题发挥的思想也是一种思想，又鉴于我们对《易经》成书之依据了解甚少，很难以其所说一定与《易经》无关，而至少应该视为是与对《易经》之批评相关的内容。

而包括这些或近或远、或是或非的内容在内，《易传》对《易经》的诸多批评实际属于数理批评的内容，开创了我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先河。

这集中表现于以下有关《易经》之“数”的论述，《系辞上》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又，《系辞下》云：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耶？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又，《说卦》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从以上《易传》诸章句论述有明确以“《易》之为书也”或“圣人之作《易》也”等语出之来看，作《传》者诚是自觉地对《易经》作近乎今人所谓的研究与批评，而引文中所包含显然有数理批评的内容，且已较为丰富与具体。

《易传》书封

兹从汉代《易纬·乾凿度》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的角度，总结如下：

一是从不同角度透露或揭示了《易》之“不易”之基建立于“数”。

首先，上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云云，实为总说《易》本天地，卦通阴阳，却基于“倚数”；

其次，上论《易经》之筮法基于“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推演，也表明其以数为《易经》之根本。

这里稍为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它虽然只是讲了《乾》《坤》二篇之策各有其“数”，“二篇之策”合而“当万物之数”，但实际上也已关乎其他六卦以至六十二卦即《易经》之全部了。

因为《系辞上》引“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又曰“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云云，都表明《乾》《坤》二篇足当《易经》全部之代表。

其所有策数与“当万物之数”，实等于说《易经》之八卦进而六十四卦，莫不如此有“数”，并各有所当。

其说“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云云，即是其例。从而《易经》之本质，无非天地万物的代码。

所以《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义即在此。最后，《说卦》所谓“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的话，则从另一角度表明了《易》为“倚数”之书的根本特征。

二是揭示《易》之“简易”在于能因“策”之数，以少总多、以简驭繁的“当”。

具体说即“《乾》之策……当万物之数也”，以及“《易》之为书也……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等等，实是说卦之象、爻无非以少数当大数，以简单驭繁杂，“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即《系辞上》所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三是肯定《易》之“变易”其实都是“数”的变化。

如上论“四营十八变”，虽于今见《易经》中无据，但古人说必持之有故，可信至少是当时《易》占之一法。

其法假以数学运算为说，则表明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之成及其应用，无非基于《易》“数”之变化。

又如上引“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的论述，更是明确了《易》占乃“错综其数”与“极其数”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以《易》策之“数”逆拟推断“未来”也就是变化之“数”，故曰“逆数”。

另从总体上看，《易传》的数理批评不仅指出了《易经》“倚数”结撰的事实，而且总括揭示其“倚数”的实质，为“法象”天地之文，意在以“文”为沟通传达“天意”的象征；

又分说如诸“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意义及用法，在对“《易》之为书”的数理特点作出深入解读的同时，也为后世文学数理批评奠定了“数”论的基础。

总之，《易传》作为对《易经》的批评专书，是我国第一部文学研究论著。在其全部丰富复杂而又深刻之富于创见的理论内容中，数理批评是最重要方面之一。

《易传》以《易经》为“倚数”之作，从“数”的角度解读了《易经》之结构、筮法与卦理，开创了我国文学数理批评的先河。

其次，如上《易传》的数理批评所揭示《易经》的特点，根本在于其是一部“法象”天地万物的“天书”。

其“法象”天地的关键在于“倚数”，即以诸“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的“错综”“变通”所成之数，而为一书的篇、章、句、字之度数。

这在《易经》作者是“鸳鸯绣好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但后世作者也许是为了以著作有所“法象”自重其书的缘故，往往以“自序”道破“倚数”之秘。

较早如《吕氏春秋》十二纪《序意》释为《纪》所以为“十二”云：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这里吕氏假以答“良人请问”，自道其作书为“十二纪”的依据，为遵“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之道，“是法天地”，具体无疑是取法一年十二个月之纪。

吕氏自道固然为了自重，但作为对《吕氏春秋》一书篇卷结构之为数原则的揭示，显然应当看作是对《吕氏春秋》的书中说书式的数理批评。

《吕氏春秋》书封

（二）汉儒对《易传》数理批评的承衍

春秋之世，“礼崩乐坏”，官学失守。战国以降，学者已言古“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礼记·郊特牲》）。

后经秦火楚炬，文化断裂，汉以后文学批评便未能沿《易传》尚比较地能够既“陈其数”，又明“其义”的方向推进，而主要是偏重于“其数可陈”方面的指点。

但这种指点式数理批评从形式上仍然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

首先是上承《易传》式客观的批评，有两种情况：

一是对专书的批评。

仍主要是围绕《易经》而展开，如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云：“《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此后班固《汉书·律历志》云：“伏牺作八卦，由数起。”

二者对《易经》的批评，当都是自《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始作八卦”云云推论而来，乃继承《易传》数理批评的传统，进一步揭明《易经》“倚数”结撰的成书特点。

此外有赵歧《孟子题辞》曾指出《孟子》一书作为“法度之言”的篇章字数，虽语焉未详，但引出了后来学者对《孟子》一书的数理批评（详下）。

二是对古人著书“倚数”传统普遍原则的发明，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云：

天、地、阴、阳、木、火、金、水、土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毕数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此也。

这里因说“十”为“天之毕数”，而及于古人篇籍的撰作，有取“十”数为编撰之法度的原则，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古人著作篇卷“倚数”结撰的传统。又同书《郊祀》篇云：

郊祀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阳数也。

此又是进一步考究篇章之句亦为“倚数”。虽不必深信，但其论书籍编撰之数诚是又深入一步了。

此外，《楚辞》有“九”体，王逸《楚辞章句》章句第八《楚辞》云：

《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辩者，变也，谓敶道德以变说君也。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

故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地有九州，以成万邦；人有九窍，以通精明。屈原怀忠贞之性，而被谗邪，伤君闇蔽。国将危亡，乃援天地之数，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

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

至于汉兴，刘向、王箧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亦采其九以立义焉。

这里历叙“九”体流变，明确说《楚辞》“九辩”等“采其九以立义”的做法是“援天地之数”，使文章达到“与天地合度”，以“明己所言，……可履而行也”，也就是使读者因其文取法乎天地之数的缘故，而相信其内容。

这就不仅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还揭示了《楚辞》“九”体为“倚数”结撰，并深入到其为文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宗旨的境界，可谓言简而意赅。

《朱子集注 · 楚辞》

如上汉儒对古人著书“倚数”传统普遍原则的发明，在当时很可能曾经是经学的一种时尚，从而引出王充《论衡·正说篇》批评曰：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

考实根本，论其文义，……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

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由此可知，以“《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斗四七宿”，以至“经传篇数，皆有所法”，即以数理解经，在汉儒中曾经颇为流行。

至于王充的批评本身，虽就其当时已经发展了的关于著作的认识而言不无正确的成分，但他显然忽略了远古文本初创时，先民在这方面的认识还远没有达到如王充所说的那样现实与明晰，

更没有顾及《易传》所谓“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系辞上》）等等的明示，以今律古的误区。

从而王充是第一个明确反对文学数理批评的人，却由他保留了“论敌”的某些观点，使我们能够确信汉儒说经有从“数理”角度对文本的批评，并曾经引起学术上关于这种批评之合理与否的争议，是历史上关于文学数理批评的第一次论争。

《论衡》刻本书影

其次，战国《吕氏春秋》作者书中说书之自道形式的数理批评延续下来。

汉代仿《吕氏春秋·序意》以夫子自道作数理批评者，有刘安《淮南子·要略》云：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此后又有扬雄《太玄经·首序》云：

驯乎玄，浑行无穷正象天。阴阳坒,以一阳乘一统，万物资形。方州部家，三位疏成。曰陈其九九，以为数生，赞上群纲，乃综乎名。八十一首，岁事碱贞。

其义详见《汉书·扬雄传》叙曰：

雄以为赋者，……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而大潭思浑天，参摹而四分之，极于八十一。

旁则三摹九据，极之七百二十九赞，亦自然之道也。故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玄》者，数其画而定之。

《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阴阳数度律历之纪，九九大运，与天终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赞，分为三卷，曰一二三，与《泰初历》相应，亦有颛顼之历焉。

上引据颜师古注“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 可知扬雄也是以自序其文方式揭示《太玄经》为“法象”之作，其说所为三卷八十一篇为“与天终始”之数，同样是具数理批评的意义。

扬雄以后，汉人仿此做法而影响最大者当推司马迁《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自道“论次其文”的依据云：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

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

这里除总体上隐约示人以《史记》为“倚数”编撰之书外，还具体表明了“三十世家”乃取于“三十辐共一毂”之数，以与《自序》中论“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云云所显示的“举措以数”（《吕氏春秋·论人》）的态度相参观，可信司马迁作《史记》，不仅篇卷建构为“倚数”以成，而且还仿《吕氏春秋》之例，为《序》以自揭而出之。

《史记》线装本

（三）魏晋至唐宋的文学数理批评

此期文学数理批评可以考见的内容当更为丰富，但笔者搜罗未遍，所获尚少。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成书于梁代的刘勰《文心雕龙》，即使并不甚重视数理批评，却也往往言及“数”，既有普遍数理原则的发明，也有书中说书式的解说。

前者如《体性》篇谓文章“数穷八体”，又曰：“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

《声律》篇云：“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情采》篇云：“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丽辞》篇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如此等等，虽语不甚详，但从方方面面揭示了中国文学（主要是诗赋）大至篇章，小至词藻声律，骈偶对仗，无不基于一定的数理。后者即《序志》云：

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这里刘勰自道《文心雕龙》所以确定为50篇与正文49篇之数，乃本乎“大易之数”即“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本身也一如《吕氏春秋》《史记》等为“倚数”结撰之作。

当然，刘勰的这一篇《序志》也如《吕氏春秋·要略》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一样，是对《文心雕龙》组织建构的数理批评，向读者提示了从数理角度研究评价此书的可能。

后至唐宋，因汉赵歧《孟子题辞》有曰“（孟子）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云云，《孟子正义·题辞解》于其下有宋孙奭疏云：

《正义》曰……然而篇所以七者，盖天以七纪璇玑运度，七政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

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於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

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已。

[[ 《孟子正义》，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1页]]

孙氏此说今人或以为穿凿，但从《孟子》笃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与屡称“七年”[[ 如《离娄上》：“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又：“犹七年之求七年之艾也。”

又：“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於天下矣。”等。]]之数看，孟子著书“法象”天地，以“七”为篇数是极有可能的。

而无论如何，从赵歧到孙奭对《孟子》七篇之数的解读，表明了汉、宋学者对《孟子》作为“法度之言”为“倚数”编撰的认知，其为数理批评的性质是明确的。

《孟子正义》书封

（四）明清时代真正文学的数理批评形成

如果说上论中国古代宋以前文学数理批评所关注主要是经史诸子以及诗文的篇卷章句之数，基本上还是泛文学的观照与考察，那么中国古代真正文学数理批评的形成，是到了明清小说评点才实现并推至高峰的。

这一过程以若干名著的评点为标志，首先是金圣叹批评《水浒传》[[ 陈曦钟、侯忠义、鲁玉川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开其端，

但仅是略有涉及，如《楔子》“这九年谓之一登”句下夹批有曰：“一登二登三登，有据无据，撰成妙语。”

“号为三登之世。”句下夹批有曰：“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笔意都从康节、希夷两先生生来。”

“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夹批有曰：“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等等。

这些批评虽未触及全书思想与艺术的关键，但可以启人对《水浒传》数理的关注与进一步探讨。

其次是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把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推到了高峰。

有关内容甚多，兹据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 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摘例如下：

九月廿五起头，九月十七日瓶儿死，自七至五，中余七日，七日来复之义。西门庆三十三岁，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阳，廿一少阳。老变少，所以有孝哥也。”（第1回）

六者，阴数也。潘六儿与王六儿合成重阴之数，阳已全尽，安得不死？坤尽阳复，复之一阳，必须静以保之方可。今月娘过街上楼，以致一阳尽，所以必死无疑。（第33回眉批）

瓶儿于王六儿起手，金莲与王六儿结末，而西门死矣。前后又遥遥相照。（第50回旁批）

何以见春梅发动之机？曰以申二姐见之。盖春梅，固庞二姐也。二姐者，二为少阴，六为老阴，明对六儿而名之也。（第61回回评）

三去而六来，阳气尽矣，故西门死也。又六为老阴，阴极变阳，犹小人败，而君子将进也。”（第78回）

老阳之数，剥削已尽。一化孝哥，幸而硕果犹存，亦见天命民懿不以恶人而灭绝也。谁谓作稗官者不知易也哉？二十一又是阳数，和三十三又见阳明兴，而阴晦除，君子进，而小人死矣。（第79回）

这些评点把书中“倚数”的设计与人物命运、情节发展作互联贯通的解读，今人看来或嫌拘泥，却其实是那时人们思想的当然，而且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看到《金瓶梅》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的精美性，认识到这才是真正的“古典”！

《金瓶梅资料汇编》 黄霖 编著 中华书局出版

第三是《西游记》诸家评点中有不少数理批评的内容，如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总批》有云：

《西游记》称为四大奇书之一。观其……西天十万八千里，觔斗云亦十万八千里，往返十四年五千零四十八日，取经即五千零四十八卷，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卷之数终，真奇想也。

又黄周星批评《西游记》有云:

小说演义，不问何事，动辄以三为断，几成稗官陋格。（第59回）

陈士斌诠解《绘图增像西游记》有云：

三藏历叙三徒出迹，来往功程，正是传经之的旨，连去连来恰在八日之内，言只在三五妙道运用之内也。

篇中来东已五日，则归西止三日。来五回三，已分明指示，人自不悟耳。读者谓此等处，俱不可思拟，奈何三、五、一都三个字，古今明者实然希耶。（第100回）

总之，如上明清小说评点家的数理批评，特别是张竹坡的有关论述，不仅是关于篇卷度数的考量，还深入到小说叙事写人具体而微细部的分析，作出了关系到作者意图与作品意义的周密细致析入微茫的判断，

从而比较一般评点对作品的解读，开一新角度，辟一新境界，更能深入作者之用心与文本之微意。

小说评点之外，明清学者仍有注意到经史诗文中采用数字者，如经常被学者引用的清代汪中《述学·释三九》有关“三九”之虚实意义的探讨，颇有益于文学数理批评中对数字的认识，

但其用心与直接的效果主要是神秘数字的释义，并且远没有追溯到这些数字何以能“见其多”与“见其极多”的文化渊源，故不为本文所重。

综上所述论，我国文学数理批评自战国中晚由《易传》开其端，《吕氏春秋·要略》继之，其后绵延不绝，无代无之，既一脉相承，又时复变化。

其一脉相承，一在基本理论的探讨与对专书的批评并举，而主要体现于对专书的批评；二在多以序、解、注疏、评点等形式出现，而乏专论。

这种状况也与我国古代文论发展的整体特点相一致；其时复变化，一是《易传》之外，早期文学的数理批评多由作者自序道出，较少直承《易传》的客观的批评；

二是从泛文学的主要是对经史诸子以及诗文的数理批评，发展至对主要是纯文学的又主要是通俗小说的批评；

三是由主要是关注框架结构的批评，拓展延伸到对文学形式其他方面批评。

这诸多变化，体现了文学数理批评在近3000年间缓慢然而从未停步的发展，以及其晚至明末清初才迟迟到来的飞跃。

从目前极为粗浅的研究看来，我国古代文学数理批评发生与承衍的全部历史显然不够辉煌，甚至其内容与形式看起来还颇为浮廓与零星，

但相对于古代文学本就若明若暗几乎不为人所知“倚数”结撰传统面言，总算是可以证明我国古代不仅从来就有人注意到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还有相当的批评实绩与理论上的建树，是治中国古代文论所不可忽略的，然而至今未见文论史研究给予应有的关注。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 杜贵晨 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有删节；后据原稿收入《杜贵晨文集》第一卷《文学数理批评》，中国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版。兹据《杜贵晨文集》本重新发表。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