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文献、理脉络！郭启朝研究首次明确范蠡“医祖、医神”先驱地位

10月26日，中国先秦史学会范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郭启朝刊发的一篇研究文章《《行医·集药·著录：范蠡的中医药情结与伟大实践》，通过对《神仙传》《古今医统》《越绝书》《吴越春秋》及《范子计然》《卢氏本草经》两部佚作的系统梳理，首次按“行医—卖药—著书”的时间轴厘清脉络，不仅揭示春秋时期先贤范蠡鲜为人知的医学贡献，更从临床医学、本草学、心理疗法及医药产业四个维度明确其开创性地位。在医圣张仲景的故里南阳，这一发现印证了当地中医药文化传承的深厚根基——早于张仲景千年的范蠡，实为兼具诊疗实践、产业思维与学术著作的“医神”先驱，“越医之祖”身份获文献实证。

行医：针艾并用开先河，身心同调创范式

郭启朝研究指出，范蠡的医学实践始于临床诊疗，其技术与理念在春秋末期堪称顶尖水平，且均有明确史料支撑。

急救与外治并重：会稽山之围时，越王勾践因受辱昏厥，范蠡“以骨针刺人中、百会二穴”快速施救；同时熟练运用艾灸疗法，其操作方法与《卢氏本草经》中“艾，生丘陵，采叶曝干，揉之成绒，燃之温灸，可驱寒止痛”的记载完全对应，研究认定此为艾灸疗法最早的可信文献记录。

心理干预纳入辨证：救醒勾践后，范蠡并未仅依赖针药，而是结合“隐忍图存、日后必复越国”的兵法分析进行情志疏导，最终实现“身心同愈”。这一“形神共调”的理念，被其在《范子计然》中总结为“药治其疾，言治其心，二者同施，乃得全愈”，比后世中医“七情致病”理论的系统提出早数百年，成为心理疗法的先驱。

辨证诊疗显功力：陪同勾践入吴为奴期间，针对王后乳房胀疼难题，范蠡提出“温酒敷乳+岑草煮水饮”的方案，源自《卢氏本草经》中鱼腥草（岑草）“通乳脉”的记载；三年为奴期内，他更冒险入宫为吴王夫差诊病，通过“望闻问切”识破庸医“温补过度”的误治，以《卢氏本草经》记载的“芦根煮水，佐以竹茹”清热泄火，治愈夫差“心烦不眠”沉疴，为勾践归国创造关键契机。

防疫治军传佳话：受扁鹊指点后，范蠡提出“服饵之法，以医药救国”理念，结合《卢氏本草经》“五谷为养，药材为助”的思想，主导研制由五谷酒配伍艾草、枸杞等13味药材的醪醴药酒。此酒不仅治愈勾践的风寒痹症，更分发将士饮用以“御寒避疫”，成为越国灭吴的重要助力，其事载于《吴越春秋》。

卖药：从“药圃”到“舟通四方”，开创药材商品化先河

在临床实践基础上，范蠡进一步将医药与产业结合，构建起中国早期完整的药材产业链，成为大规模药材商品化经营的开创者。

建立首个规模化药圃：据《越绝书》记载，范蠡在辅佐越国期间，于会稽山下开辟“药圃”，规模化种植鱼腥草、艾草、姜等吴越特色药材，年产量可达千斤，这是目前文献中最早的药材规模化种植记录，为药材供应提供稳定保障。

完善“种—制—储—运”链条：他以《范子计然》中“地有宜，药有产”为指导原则，形成系统化产业流程：炮制环节，提出姜“切片曝干，藏于陶瓮，隔年取用，性更温”、枸杞“采红实，拌盐晒之，可久存”的方法；存储环节，首创“温性者近灶，寒性者置阴，湿则生霉，干则失性”的分类存储原则，至今仍在民间沿用；流通环节，通过船只将越国药材运往齐鲁、楚地，既满足战时军队用药需求，又通过药材贸易补充国库，真正实现“以药强国”。

确立“义利并重”行医准则：《古今医统》明确记载范蠡“医药济人不取利”，其在药材经营中始终坚守“治病为先、盈利为次”的伦理，为后世中医药从业者树立典范。

著书：两部佚作奠基“越医”，学术脉络影响千年

郭启朝考证发现，范蠡晚年将临床经验与产业实践凝练成《卢氏本草经》《范子计然》两部著作，完成“实践—理论—产业”的闭环，为“越医”体系奠定框架。

《卢氏本草经》：最早区域性本草专著：该书收录吴越地区特色药材30余种，详细记载其生长环境、功效与用法，如“岑草（鱼腥草），生泽畔，叶如荞麦，可煮饮，解疮毒、清口臭”“艾，生丘陵……燃之温灸，可驱寒止痛”。这些记载与后世《本草纲目》中对相关药材的描述高度契合，证实其为吴越本草知识系统化的源头。

《范子计然》：早期药材商品化指南：虽以经济思想为主，但书中专设“药材篇”，系统记录药材炮制、存储、流通技术，如前文提及的姜与枸杞炮制法、分类存储原则等，成为早期药材经营的技术规范，其“地有宜，药有产”的理念更影响后世药材道地性认知。

成书顺序与学术价值：郭启朝通过文献比对确认，范蠡先依据临床经验写成《卢氏本草经》，后将药材产业管理经验与经济思想结合，编著《范子计然》，两部著作共同构建起“临床诊疗—药材产业—学术总结”的完整体系，使“越医”从民间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知识。

对于范蠡医学素养的来源，郭启朝结合地域文化背景指出，南阳作为范蠡故里，春秋时期已盛行“草木治病”的民间传统，为其奠定早期基础；加之师从计然，研习《计然万物录》中的动植物药性知识，最终促成其医学成就的形成。

此次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范蠡“政治家、军事家、商圣”之外的历史形象，更填补了南阳中医药文化起源与“越医”体系研究的早期空白。正如郭启朝所言，范蠡“行医济人—卖药强国—著书传后”的完整链条，不仅坐实其“越医之祖”地位，更为南阳“医圣故里”提供了早于张仲景千年的学术源头，其“辨证施治”“形神共调”理念深刻影响后世，真正印证了中华医学“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的传承脉络。（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