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乡试主考官与科举革废之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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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凯

摘要：在精神信仰等因素影响下，清代乡试主考官对科举制普遍存在强烈的认同感。至清末，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愈发凸显，一些乡试主考官开始反思科举制的内在弊端，并在借鉴世界强国崛起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科举或停废科举的主张。清末科举革废对今天的考试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仍有一定借鉴启发意义，警示当前考试改革须充分吸取合理建议，考试制度应顺应社会发展因时而变，考试改革在逐步推进的同时应强化全局思维，促进整体协调发展。

关键词：清末；乡试主考官；科举革废；考试改革

清代乡试主考官由朝廷钦命简放，决定着各地考生的甄选去留与功名得失。作为乡试的主导者，乡试主考官群体对科举制度大多有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将其视为选拔人才、维护统治的要途。然而，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危局中，科举制的弊端愈发凸显，特别是执掌一省取士权柄的乡试主考官对科举的利弊有着更为直观的体知。面对西学大潮冲击下的时艰世变，一些有乡试考差经历的官员意识到国家要想走上富强之路，亟须兴办学堂、发展新式教育，而旧科举与新学堂之间的矛盾使主考官们逐渐从旧制度的守门人蜕变为这一制度的批判者乃至革新者，对科举革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在分析清代乡试主考官科举认同由来的基础上，着重剖析部分乡试主考官赞同革废科举的主张及原因，最后对清末科举革废进行反思，以期为今后的考试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寻求历史借鉴。

一、清代乡试主考官科举认同的由来

作为贯穿帝制中国后期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1]，科举制维系着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由科甲正途出身的乡试主考官长期受儒学浸染，成为儒学体制的捍卫者。清代宦途最重是文衡，当选乡试考差不仅可以积累社会资本、提升声望，还能得到丰厚物质回报，因此许多翰林官均将其视为“第二生命”。在精神信仰和物质收益的影响下，清代乡试主考官普遍认同科举制度。

（一） 坚守文化认同与精神信仰

科举时代，“家贫、亲老，不能不望科举”的说法广泛流传于民间，对于乡试主考官而言，其自身就是通过科举跻身仕途之人，受益于这一制度带来的身份跃升，他们在感情上对科举制具有天然的认同和忠诚。自隋朝至清末的1300年间，科举承载文以载道的儒家教化功能，其所蕴含的崇文重教、以德为先等价值观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科举被视为选贤任能和社会流动的正途，主考官承担着传承儒道的文化使命。秉公取才是践行礼制和延续道统的题中之义，主考官对科举的积极态度，深植于对文化传统和道德理想的精神认同。

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下，乡试主考官自幼饱读孔孟之书，深晓尧舜之道，科甲出身后成为经学治国的践行者[2]，并将内在的价值认同与信仰熔铸于人才选拔的具体行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江南乡试主考官钱琦在乡试录后序中谈道：“朝廷设立科目，登崇畯良，以备公卿、有司、百执事之选，固将得华实兼茂之士而用之，非徒以雕绩纂组之技，取悦庸俗耳目，弋得富贵而已……举贤敛才者，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三代以上之取士，其不废言也。”[3]除评判文本辞章，主考官还需考查士子对经典义理的理解和对圣贤精神的体悟，进而将清真雅正、贯穿经史、识解通达之作收入囊中。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觉扮演了道统守护者的角色，这种基于儒家价值体系的情感归属，成为他们坚守科举制度的精神支撑。

（二） 积累社会资本与提升声望

当选乡试主考官意味着官员的学识与品性得到皇帝的认可。作为“皇考选用之人”[4]，乡试主考官在衡文期间的优异表现不仅会得到舆论的肯定，更能收获皇帝的赞赏与奖掖，试差之职因此成为展示才华的绝佳机会。不少主考官在乡试结束后可被派为学政，成为管辖一省教育工作的最高行政官员。往返主考省份途中，乡试主考官往往与地方官员广泛交往，并在乡试前后与其他场官通过拜谢闲谈、互阅拟墨、诗文唱酬等形式频繁互动，拓展人脉网络。这些社会关系可能在其日后仕途中转化为支持力量，为他们向上攀登提供潜在的政治援引。

衡文过程中，乡试主考官若能从众多试卷中辨识出才识卓然的士子，自然会产生桃李盈门的欣悦之情。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湖北乡试所取之士“半皆鄂中名宿”，“士林翕服，得人称盛”，主考官李翰芬在发榜后欣喜地表示，“此间风气早开，人才鼎盛，搜罗宏富，美不胜收”[5]。待新科门生登第入仕，声名鹊起，皆可追溯于当年乡闱中主考官的荐拔之恩。由此而论，乡试主考官既能获得知人之喜，亦可体会士子成才之乐，在政绩之外收获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满足。同时，在“师生如父子”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主考官作为中举考生的座师，亦将门生视作重要的人脉资源，在不遗余力点拨提携的同时，也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本，产生收益增值效应[6]。

（三） 获取经济收益与物质回报

在清代，乡试主考官能够获得丰厚收入，亦是京官向往乡试考差的重要因素。翰林大多生活清苦，若当选乡试考差，则可凭借钦差身份及取士之权成为各方竞相结托的对象。乡试主考官一职名义上虽为短期派遣，实则有长远影响，经济收益与物质回报十分丰厚。为保障乡试开支，清政府会根据主考省份离京远近赏给考官数量不等的银钱，为其提供优渥待遇。途经各地时，地方财政亦提供相关食宿、交通等接待经费。特别是在闱期间，乡试主考官的供给十分丰盛。根据各省供给程式来看，主考官能够分得的饮食之多、种类之盛，足以用奢华二字形容。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巡抚俞廉三等人奏请痛革科场支应奢靡的弊病，建议“外帘自监临以次，内帘自内监试以次，食用各物大加删减”，而“正副考官应用一切悉仍旧章”[7]，此种差别显示出对钦命试差的特别优待。

同时，往返主考省份途中及主考乡试期间，乡试主考官还可获得各地官员、中举门生礼金、物品等馈赠，这些“灰色收入”在实际操作中相习成风，为他们带来了远超俸禄的经济实利，大大缓解在京生活的经济压力。如曾国藩初任京官时生活拮据，后得以奉谕典试四川，仅在川省一地得到的礼金就超过白银4750两[8]，丰厚的收入不仅使其摆脱京城债务，还有不少银两寄送族姻。此外，每逢节庆和寿诞，乡试主考官还会收到门生呈送的各类礼金。巨大的经济诱因增加了京官竞逐试差的热情，也成为考官群体捍卫科举制度的一大动力。

二、清末乡试主考官对科举革废态度的转向

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日益凸显。在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一些乡试主考官不再囿于千年成法的束缚，开始反思科举制的积弊。与此同时，部分开明主考官认识到科举对新式学堂的制约与阻碍，在借鉴世界强国崛起经验的基础上，主张通过改革或停废科举实现国家富强。

（一） 对科举自身弊病的反思

科举以选拔贤才、维系道统为旨归，但明清时期尤重首场的情形使八股文在取录过程中占有相当大的权重。在试题命制方面，清廷有着严苛的体例限制，为提高区分度，主考官不得不命制一些偏难怪诞的题目来追求新意和保持淘汰率。这类题目往往脱离现实，高度依赖机械记忆，进一步扩大了科举与社会人才需求间的鸿沟。为迎合考官喜好，许多考生一味追求句式的工整对仗，忽视对文章内容的把握和提出真知灼见，久而久之导致文风僵化，学问趋于空疏。光绪十九年（1893年），江苏乡试主考官文廷式在阅卷时感叹道，“大致总多以圣人防后世立论，于是题为美尧舜，而文则皆作维春秋，及防封神，停纂窃等类，不一而足”；他担忧地指出，“风气之佳处，而不能切题，渐流于廓与杂；而文理不清，则亦士人心术之忧也”[9]。

在科举指挥棒的引导下，应举考生为追求功名，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揣摩和提升应试技巧上，忽视了对经史典籍的深层体悟。尽管清廷多次要求考生要以培养深厚学养为重，但受浮躁学风的影响，专摹帖括、惟求速化等问题持续存在，颇受诟病。光绪十九年，山西乡试主考官高枏在阅卷后感慨道：“心无专嗜，学无专业，《诗》《文》《书》《史》皆不通晓，自与正士文人隔绝不通，而异途遂得而诱之，悲夫！然欲从事于学，必须先求明白，下笔了然，由浅而深，循序渐进。始虽为科举之学，嗣则汇经史之通，达之可以见用，退亦足以传家。此固非专读坊间时墨、乡里歌谣所能为力也。”面对“今日尚有以肥大墨卷为镇纸者”的现状，高枏不禁担忧道，“得非蒸饭未透耶？甚哉，风气之难骤变也”，言语间流露出对科举取才之法的失望[10]。

清末动荡的时局中，科举旧轨仍在批量选拔不谙近代实务、所学非所用的传统士人，人才供给与时代需求之间的错位令一些开明主考官意识到改革科举、增加实学的必要性。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浙江乡试主考官吴郁生在本科乡试后指出：“科举之弊，自古然矣……欲变贡举、增科目，用格致、测算诸艺甄拔人才，不知自学问言之，格致、测算为有用，经义、对策为无用，自政事言之，格致、测算与经义、对策均之无用也。诚能复乡举里选则已，如不可复，犹是用文艺也，则经义以阐事物之伦理，对策以摅济世之才略，以视一材一技之末，孰优孰绌、孰轻孰重，岂待知者而决乎？”[11]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科举变法后，乡会试引入了各国政治艺学方面的内容，策论的重要性显著提升，社会上随即产生了大量应试策论书籍。此后，有考官在阅卷时略带调侃地表示：“二场不称落卷者甚多，笑话亦甚多，有自陈下场十余年，自问功夫不如人老不获售者，大食云南作活字解，掘地代读史以掘地为一代，印花税作印花洋布者，有全卷字皆向右歪者，不一而足。”[5]实际上，早在戊戌变法提出改试策论时，曾四次担任乡试主考官的陈学棻便根据经验上奏称，“若改试策论，虽名为实学，其究与八股同是空谈，无甚区别”[12]。科举考试实践中产生的种种流弊，成为一些乡试主考官呼吁改革科举，甚至废止科举的动因之一。

（二） 对科举阻碍新式学堂发展的认识

与科举注重选才不同，新式学堂更加强调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一些乡试主考官逐渐意识到，科举虽可选拔文才出众者，但相对缺少长远的育人“眼光”。光绪二十九年，江西乡试主考官张仁黼直观地指出，“术业之精一蹴难致，其所以培养储备，使人与事相副而足给于取用者，盖必先事预求，而所以考验优绌，进退取舍”，故“考作人之至意者，又岂仅较量于文字间耶”[13]。新式学堂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经世致用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塑造人才，反映了从重选拔到重培养的发展理念。

清末兴学之际，清政府一再强调推广学堂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将倡兴学堂作为工作重点。为鼓励新式学堂发展，清政府在制定学堂章程时专辟章节，详细规定了奖励学生出身、授予实官等事项。在政策导向下，各地学堂数量实现了较快增长，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等一批官办学堂的吸引力较之以往得到了提升。平心而论，掌权者推广学堂不可谓不积极，但科举制多年形成的强大制度惯性使广大士子仍将人生目标瞄向蟾宫折桂、金榜题名。在新旧制度并存的情况下，“不乐从事于学堂”成为普遍现象，或即便进入学堂，许多学子仍耗费大量精力备考科举。每逢试期来临，学堂中请假赴试者络绎不绝，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授课进程。此外，学堂教育不受基层重视、科举阻碍学堂筹款等问题也十分棘手，故时人言，“科举不废，虽异常认真，事仍无济”[14]。在试差过程中，乡试主考官能够直观了解各地的办学情况，这种眼见为实的经历使他们对科举与学堂之间的矛盾洞若观火。光绪二十九年，李翰芬在典试湖北途中，目睹所经地区新式学堂风气未开，“或称筹款艰难，或云教席缺乏，荒脊所在，自系实在情形”[5]。同年，湖南巡抚赵尔巽与本省乡试主考官吕珮芬讨论了学堂办理受阻的问题。赵尔巽曾任湖北乡试主考官，在湘时欲将诸葛书院改为学堂，但湘中诸绅竭力反对，声称西学流弊无穷，因此相持许久未能落实。赵尔巽气愤地向吕佩芬称，“学堂为储才之地，断不容若辈攻举业于其中也”，“科举不废，则学堂永无成效之时”[15]。

19世纪以来，欧美诸国通过广设学堂、普及教育等方式提升了民众素质，培养出大批适应工业革命时代需求的专业人才。我国东邻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兴学，短短数十年便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些强国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富国强兵的现实，使部分乡试主考官更加坚定了推广学堂、革废科举的决心。一些乡试主考官深感兴办新式教育的紧迫性，认为若不广设学堂，中国必将与世界潮流日渐乖离，无法实现由弱转强的美好愿望。光绪二十八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朱益藩指出：“自古迄今，有百年不易之道，无百年不易之法，科举亦其一端矣。方今鞮译交通，风气丕启，大而政法，细及工艺，极深研微，流衍渐广，世会日变，则求才之法亦不能不变。”[16]翌年，李翰芬在主持鄂省衡文后指出，“泰西取士，胥由学堂”，“故其人才日盛，国势亦日强”，而“科举较得失于一试之短长，不若学堂等高下于数年之积累，使吾中国人才尽出于学堂，又当有驾驭欧美而上之者”[5]。上述言论表明，部分乡试主考官对学堂的重要性和科举阻碍学堂发展的积弊已经有了较为深入且清醒的思考。

三、清末乡试主考官对革废科举的主张

通过主持乡试、与地方官员研讨交流等方式，乡试主考官深谙科举制的运行情形，这是部分乡试主考官提出革废科举观点的实践依据之一。总体来看，他们关于科举革废的主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 变通科举

在反思科举弊端和倡导学堂教育的基础上，一些乡试主考官主张根据社会需求对科举加以改革。当时许多人将国家贫弱归罪于八股取士，此种看法使八股文在议改科举时首当其冲，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主张改八股为策论的呼声空前高涨。例如，先后典试过云南、江西、湖南的王先谦痛斥时文“把卷穷年饮恨入地，不知几千万人，使生附志士之列，而死蒙鄙儒之称”，从而提出“宜以策论代”的观点[17]。曾任河南乡试主考官的徐致靖认为，士子自幼受困于八股，“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为救其弊，他建议清廷“废弃八股各项考试，改用策论，发明圣道，讲求时务，为有用之学”，以达到“风气大开，群才自奋”的效果[18]。此外，还有不少乡试主考官也对八股取士进行了猛烈批判，视其为扼杀士子的罪魁祸首，建议采取策论的方式选拔精通时务的优秀人才。

还有一些乡试主考官主张增设算学、艺学等新科。早在鸦片战争前，曾任江南乡试主考官的黄爵滋就在奏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科举中之人才已莫能见”，为此建议“特开一科”或“兼设数科”并试以策论，“取其通经史而适于时务者，量才用之”[19]。潘衍桐曾四次被委任乡试考差，并在光绪八年（1882年）和光绪十一年（1885年）连续两科分别典试贵州和浙江。光绪十年（1884年），潘衍桐上奏称，由于世俗骛于科名，凡天性聪颖的孩童，父母均不愿其学习技艺，以至于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缺乏知兵制器的“边才”。为此，他建议另开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予考”，并将其纳入科举体系，以此吸引士人学习实用技术[20]。光绪十一年，陈琇莹担任湖南乡试主考官，此科乡试后，他上奏称西法“要权舆于算学”，应在国子监考试、各省岁科试及乡试层面添试算学，待人才日盛后，再通过开设艺学科、建立学堂来扩充抡才和培才的途径[21]。开新科之议，是乡试主考官顺应时代潮流和借鉴西方经验后的选择，反映出他们希望通过改革科举引导社会风尚转向实务技艺，进而实现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美好愿景。

按科场旧制，乡试中时务策论安排在相对次要的第三场，一定程度上导致考生对现实问题的不重视。对此，一些乡试主考官主张通过重新安排考试次序，引导学风由空疏趋于务实。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任广西乡试主考官的冯桂芬建议通过经解、策问和古学选拔士子。其中，首场经解以经学为主，同时包括小学、算学；第二场策论以史学为主；第三场古学考散文、骈体文、赋、各题诗各一首。为避免三场合校有所偏重，他主张每场各安排一主考官负责分校，最终根据三场成绩决定去取[22]。张之洞曾两度担任乡试主考官，并在同治六年（1867年）典试浙江后简放湖北学政。长期衡文校士、兴学育才的经历使他逐步认识到科举的弊端，主张“变法必自科举始”。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拟奏请变更科举，建议“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23]，每场皆有去取。在《妥议科举新章折》中，张之洞吸纳了陈宝箴调整三场次序等建议，其中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题，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政治和专门之艺，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同时采用随场去取的办法层递取士，“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他希望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为科举制注入新鲜血液，选拔出既“博涉古今、明习内政”，又“通达时务、研求新学”，同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的人才[24]。

（二） 停废科举

清末新政前，乡试主考官关于改革科举的建议基本停留在变通内容和形式层面，希望通过补偏救弊之法，使千年科举重新焕发青春，很少有人详细讨论停废科举的议题。即便如此，仍有少数人主张废科举、兴学堂，避免空文取士的诸种弊端。如光绪二十二年（1895年），曾担任山西试差的高枏根据科场衡文经验，奏称“三场空文定其弃取，窃恐实效难必而流弊转多”，并指出士子入场向有揣摩主司好尚之说，场中文字无法代表平日的思想，“据其征引议论，决一日之短长，又安知其平日持论不同，实有学行相违之故”；因此，他建议将科举之法迅速停减，代之以“办理中外学堂”为“作育人才之道”[25]。

庚子国难的惨痛经历终于使清政府在社稷几近倾覆之际痛定思痛，下诏要求官员探讨转兴国势之策，清末新政由此拉开帷幕。在政策导向下，学校教育的地位被提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最后两科乡试中，教育方面的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从试题内容和答卷批语可以看出当时乡试主考官对科举与学堂的看法。如光绪二十八年，浙江乡试首道策题即关于教育：“西国学术，导源希腊，其流派若何？学校废兴若何？教育名家孰为最著？宗旨孰优？方今博采良法，厘定学制，试陈劝学之策。”[16]第四十名举人徐建基认为，“欲振兴学校，莫如多设学堂”，要解决办学难的问题，“莫如下诏废科举”，使士子专趋于学[26]。徐建基在乡试答卷中公开提出废科举，足见勇气和决心。两位主考官不但不以为忤，还对徐建基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文宏通融澈，实为“有本之谈，弗张虚论”[26]。这说明两位主考官并不反对废科举[27]。

此一时期，曾先后典试广东和浙江的唐景崇及担任过广西乡试主考官的张亨嘉等不少拥有试差经历的官员都提出过废止科举的主张，其中尤以张 之洞最具代表性。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底，清廷下诏实行新政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迅速展开商议，并于翌年联衔奏陈《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在该议折中，张、刘二人在声明育才兴学重要性的同时，从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劝游学等四个方面详尽设计了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方案。例如，在科举方面，主张应逐渐由科举选士过渡至学堂取士。考虑到“数年之内，各省学堂不能多设，而人才不能一日不用”的现实，张之洞认为较为适宜的办法是略改科举旧章，使科举与学堂并行，待学堂人才渐成规模后再逐渐将科举递减之额转换为学堂取士之额。具体而言，“前两科，每科分减旧日中额学额三成，第三科，每科分减旧额四成，十年三科之后，旧额减尽，生员、举人、进士皆出于学堂”[28]。与戊戌变法时期相比，此时张之洞已开始探讨废科举的具体举措。

为使渐废科举的提议落地实施，张之洞在清廷发布废八股、改策论的上谕后，与众多官员研讨商议，联合奏请分科递减，甚至借进京商议学堂章程之机争取朝中重臣支持，其中包括三度担任乡试主考官的张百熙和孙家鼐、两度担任乡试主考官的瞿鸿禨等人[29]。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张之洞等人再次奏请递减科举，兴办学堂。此后，他面见慈禧太后奏陈裁停科举事宜，极力论证停科举、办学堂的必要性，并向慈禧力陈保守派“恐失士子之心”之说万不足虑的因由，慈禧令其与政务处妥议具奏[30]。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之洞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奏呈《请试办递减科举折》，指出新政实施两年来，学堂成效未彰的根源在于科举未停。他们建议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每科中额减少三分之一，三科减尽后即停办乡会试[28]。该奏折最终获准，由此科举制进入十年减尽倒计时。

然而，时局瞬息万变，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迅速跻身强国之列，使国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亟须通过近代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危局之下已不容学堂办出成绩后再废科举。加之议修京师贡院的呼声再度兴起，科举妨碍学务的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人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清廷下诏批准所议事项[31]。至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行驶了1300余年的科举航船，终于在时代激流中樯倾楫摧，寿终正寝。

四、清末革废科举之反思

科举停废后，新式教育较之以往得到快速发展，教育领域的趋新转向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然而，废科举在突破封建桎梏、推动教育现代化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考试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考试改革应充分吸收命题、评卷等人员的合理建议。乡试主考官兼具命题者和评阅者双重身份，执掌考务的深层体验是他们提出革废科举主张的重要因由。作为科场运行的核心参与者，部分主考官在评阅试卷的过程中目睹八股文体对考生思维活力的禁锢，加之命题程式、知识体系等与时代需求愈发脱节，使他们深刻感受到旧有选才模式在功能上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基于执掌文柄的亲身经历，一些主考官从选才理念、考核形式、考试内容、阅卷标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部分主张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为推动清末科举革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今时代，命题人员是深谙所在领域学科知识的专业人员，熟知考试设计与实施过程，评卷者则在阅卷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对考生应试情况有较为整体和深入的了解。因此，应认真倾听他们对考试改革的合理建议，使试题能够更加精准地测试学生的实际能力，提高考试和选拔过程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切实发挥考试指挥棒的正向功能。

其次，考试制度要因时而变，改革应逐步推进。清末之际，部分乡试主考官根据亲身经历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并通过递呈奏折等方式公开表达观点，相关呼声持续数十年之久。然而，处于世界格局巨变的特殊时期，清政府未能采纳相关改革建议，没有及时对科举考试内容和选拔方式做出调整，不仅错失了制度转型的良机，更使中国在与世界列强的竞争中陷入被动。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使一些拥有乡试考差经历者提出了废止科举的方案，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并促成清政府骤停科举。但由于缺少区域性、阶段性的试点计划和推进策略，仓促废止引发的阵痛久久未能散去，客观上加速了清廷覆亡的脚步。于今而言，考试制度特别是高考制度应在内容、形式、科目等方面适时革新，主动回应科技进步、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国家重大战略的新要求，以高质量选才带动高质量育才。同时，考试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在具体操作层面分阶段实施，通过试点先行、经验总结、逐步推广等方式，实现考试制度稳妥而有效的优化。

最后，高考改革应强化全局思维，促进整体协调发展。清末部分乡试主考官主张通过停废科举为新式学堂的发展扫清障碍，进而培养符合现代化需求的国民和各类人才。在此过程中，他们更多地从教育维度思考问题，相对忽视了科举所承载的更为复杂的政治、文化等功能。科举是一台虽有缺陷却联结多方的“维稳仪”，它通过功名体系将儒家义理内化为士人阶层的价值信仰，有效维系了传统社会的稳定局面[32]。废科举后，尽管新式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却并未获得人才辈出的预期成效。由于缺乏周密科学的替代方案，科举停废带来的政治动荡、社会失序、文化断裂等后果大大超出人们想象。高考改革作为当代教育体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工作，不仅关乎各类教育的未来走向，还影响着各行业的发展方向。因此，从教育内部而论，应将教、考、招放在全链条中进行考虑，增强高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33]，营造各级各类教育相互赋能、共同演进的良好生态。从教育外部而言，要清晰把握高考制度在强国建设大版图中的位置，使高考改革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创新等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各项事业向更高层次跃升。

综上，清末科举革废是一场牵动千年文脉和国运转型的深刻变局。在这场变局中，部分乡试主考官逐步成为科举改革乃至废止的推动者，其心路历程和历史抉择映射出传统精英阶层在时代巨浪中寻求突破的艰难调适。科举停废后，昔日执掌乡试、衡文取士的旧学翘楚们凭借自身学养和丰富经验，为新旧教育衔接搭建了重要桥梁。他们中不少人或成为教育行政官员，或成为新式学堂掌舵者，抑或通过其他途径在制定教育法规、推动学制改革、开展扫盲教育等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成为新式教育勃兴进程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