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玉：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

隋朝首创的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确立和完善，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时代。科举对唐代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史学对唐代科举的影响

重视从历史中吸取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唐代统治者尤其是唐初君臣对史学予以了特别关注，对史学鉴戒功能的重视以及以史资政的意识表现得尤为突出。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上书唐高祖建议撰修前代史书，称“近代以来，多无正史”，“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古今？”【1】令狐德棻的建议得到唐高祖的赞同，他下达《命萧踽等修六代史诏》，并在诏书中明确指出修史的目的是要“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2】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由“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3】史馆制度的建立以及史官地位的提高，充分体现了唐太宗对史学的重视。唐太宗对史学的功用，特别是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有充分认识的。他认为，史学的作用就是“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4】。因此，他睹前代史书、览前王得失，就是要“为在身之龟镜”。【5】唐太宗君臣之间还经常就为政之道展开讨论，而所谈论的内容往往涉及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怎样将历史经验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说，贞观盛世局面的出现，固然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唐太宗、魏征、房玄龄等一代政治家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唐代统治者的重史意识也充分体现在科举制度的实践中。科举肩负着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任，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然成为唐代统治者所关心的大事。由于史学向来被认为是修身经世之学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也就与经学一同成为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如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6】，此后成为定例；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又下诏令天下举“学综古今”“儒术通明”之士；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诏令“其有能习三经，通其大义者；能综一史，知其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7】；开元十四年（726年），唐玄宗下《儒学诏》，称：“天下官人百姓，有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工于著述，文质兼者，宜令本司、本州长官，指陈艺业，录状送闻。……朕当明试，用观其能。”【8】

陈艺业，录状送闻。……朕当明试，用观其能。唐朝中期，进士科考试以诗赋为主，使科举制呈现出偏重文学的色彩，“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9】这种重文采轻实学、重词章轻经史的科举倾向遭至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安史之乱后，统治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反思。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对科举考试偏重诗赋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10】尚书左丞贾至甚至将安史之乱与取士之失联系起来，认为“今取士试之小道，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驰末术，是诱导之差也。所以禄山一呼，四海震荡，思明再乱，十年不复”。【11】唐德宗时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建议朝廷以经学、明法、春秋、进士、茂才、秀才、宏才等科举人，并强调选士要以通经读史为先，“不习经史，无以立身；不习法理，无以效职”，“其所试策，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12】其他如沈既济、赵赞、杜佑、高郢、权德舆等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自贞元十五年（799年）至永贞元年（805年），高郢、权德舆先后数年知贡举，在科举考试的实践中扩大了经史的内容。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有感于“《三传》无复学者。恐周公之微旨，仲尼之新义，史官之旧章，将坠于地”和“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13】的现状，奏请设立“三传科”“三史科”，并得到朝廷的批准。唐代科举考试从此过渡到以经史为主的新阶段，终唐之世，均未改变。

二、唐代科举中的历史内容

大致看来，唐代科举有常科、制科与武举科之分。常科即常贡之科，是按制度定期举行的科目。《新唐书·选举制》称：“唐制，取士各科，多因隋制，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之常选也。”制科又称特科、制举，属非常设科目，多按皇帝所好，临时设置，随事设科，以待非常之士。其名目繁多，大致可分为文辞、经术、治道、谏诤、武事、吏治、贤良忠直、激励风俗等类。上述常科中的一史、三史等史科和进士、明经诸科，以及制科中的一些科目，其考试内容有的完全是考查史事、史书、史义，有的则是以经史为主要内容，体现了统治者对史学及历史经验的重视。下面试分别作一些简单的探讨。

（一）史科

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等典籍记载，早在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就曾设立“综一史知本末”科。唐睿宗在《博采通经史书学兵法诏》中称：“其有能明三经，通大义者；能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博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韬略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于词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览焉。”【14】这里的“能综一史知本末”即为最早的史科，虽然它是作为制科中的若干科目之一临时设立的，以后也未见经常实行，但它对后来常科中史科的独立设置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谏议大夫殷侑设立了“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已上，策通二已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稍优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15】可以看出，史科实际上包含了多个科目：一是“三史”科，所习内容包括《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一是“一史”科，即能通三史中任何一种史书，因此理论上应包括《史记》科、两《汉书》科和《三国志》科。史科的考试内容只有问义与试策两项，而且及第者待遇较高，能通一史即“同五经、三传例处分”，三史皆通则“特加奖擢”。所以有研究者认为，“三种史书即使包括有关注文，学习起来也比烦琐的儒经简便容易得多，何况还可以专攻一史，无论从篇幅上说还是从难度上说，都更加易于接受和攻取。……因此，整个来说，史科是一个更加优惠的准明经科目”。【16】这大大提高了士子攻读史科的积极性，促进了历史教育的传播。

（二）明经诸科

明经科就是通过考试儒家经典来选拔人才。唐代将儒家九经分为大经、中经与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为小经。按《新唐书·选举制》所载，明经科又分为学究一经、二经、三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科目，就是要求应举者要通晓相应的经典，如“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17】；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唐初，明经科只有试策一项考试内容，以后又增加了帖经，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最终确立了帖经、问义和时务策三项试制。三礼与三传科考试内容只有问义与试策两项，如三传科，“《左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梁》各问大义三十条，策三道。义通七已上，策通二已上，与及第”。【18】

儒家经典都是前代的文献资料，可以说都是广义上的史著，因此在中国学术史上，一向有“经史一体”“六经皆史”之说。如隋代经学家王通称《书》《诗》《春秋》为孔子所述三史。他在《中说·王道》里称：“昔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道备矣，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此三者同出于史，而不可杂也，故圣人分焉。”刘知几把《尚书》《春秋》《左传》等经传视之为史学的源流，从而说明经史同源、经史一体，并认为《春秋》即孔子所修之史。宋代叶适，元代刘因，明代王阳明、王世贞、胡应麟、李贽，清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章学诚、崔述、袁枚等著名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按照今天的标准来判断，唐代科举中明经诸科的考试内容至少可以说是以历史为其主要内容的。

（三）进士科

进士与明经是唐代科举的两大主干。唐初，进士止试时务策五道。自贞观八年（634年）起，进士科考试又增加了经、史各一部，“就是从经史中出题目，考问经史大义，但仍属试策范围”。【19】永隆二年（681年），鉴于“进士不寻史籍，唯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20】的现状，诏令进士加试杂文两首。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条制考试明经进士科》，最终确立了帖经、杂文、时务策三项试制，并规定“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21】。

由上述可知，进士科考试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尤其是在时务策中，不仅要求应试者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历史经验，而且要会灵活地加以运用。正如傅璇琮先生指出：“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是与诗赋无关的。”【22】

（四）制举诸科

唐代制举科目繁多，如《唐会要》卷七六载，自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至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制举科目达78个；王应麟在《困学纪闻》卷十四中称唐代制举科目有86个；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六中记有108个；陈飞在《唐代试策考述》中称唐代制目和试目多达982个，其中制目688个，试目294个。

唐代制举中涉及经史内容的考试科目是比较多的，大凡博学、通儒、明经、博文、精于经史、学综古今、博通坟典之类的科目，均与经史有关。如开元二十一年（733年）设立的博学科，“试明三经、两史已上，帖经稍通者”【23】这里所说的“经”，应为儒家经典，“史”则为《史记》、两《汉书》《三国志》等，可见博学实际上就是博通经史。类似的科目如贞观十一年（637年）的“儒术该通可为师范”，贞观十五年（641年）的“学综古今”“儒术通明”，贞观十九年（645年）的“学术该通博闻千载”，显庆四年（659年）的“学综古今”，显庆五年（660年）的“通涉经史”“游泳儒术”，景龙四年（710年）的“明三经通大义”“综一史知本末”，开元五年（717年）的“文史兼优”“文儒异等”“博学宏词”，开元十四年（726年）的“精于经史道德可尊”，天宝十年（751年）的“博通坟典”，至德二年（757年）的“博学深识”“博于经史”，贞元九年（793年）的“博通坟典达于教化”“详练故事长于著述”等等，基本上都是以经史为考试内容的科目。【24】

三、科举对唐代历史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实施以及科举考试中对经史内容的重视，对唐代历史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提高了人们对历史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促进了历史知识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发展。

第一，在科举制下，博通经史成为致力于举业的士子们所必备的条件，士子读史蔚然成风，史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前已述及，在唐代科举的众多科目中，经史均成为其考试的重要内容，经史成为士子的必修课，前代史籍尤其是《尚书》《左传》《公羊传》《毂梁传》等经传和《史记》、两《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受到普遍的重视。有关史籍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郝处俊，好读《汉书》，略能暗颂。贞观中，本州进士举”【25】；“裴炎，少补弘文生，每遇休假，诸生多出游，炎独不废业。……在馆垂十载，尤晓《春秋左氏传》及《汉书》。擢明经第”【26】；“张镐，涉猎经史，好读王霸大略。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27】；“冯怀素，客江都，师事李善，贫无资，昼樵，夜辄然以读书，遂博通经史。擢进士第，又中文学优赡科”【28】；“褚无量，幼受经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坟典。……尤精《礼》、司马《史记》，擢明经第”【29】；“郗士美，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背诵”【30】；等等。

第二，各种经史类备考读物的广泛流传，扩大了史学的传播途径，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

唐代科举考试形式一般有帖经、问义、时务策等，由于经史内容繁多，士子不能遍读，因此为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出现了许多备考读物，其中绝大部分均涉及经史内容，很受士子的欢迎。大致看来，唐代经史类备考读物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以事为类，摘录经史典故辑成的“类书”，如《琱玉集》（作者未详）、于立政的《北堂书钞》、欧阳询等人的《艺文类聚》、元稹的《元氏类集》、徐坚等人的《初学记》等。如，《琱玉集》20卷，每卷分若干门，每门先文后事，其卷十二包括“聪慧”“壮力”“鉴识”等四门，其中“聪慧”门中有“张安三箧，应举五行。蔡琰二弦，杨脩八字。颜回十悟，子贡两知。方朔万言，他人一览”的记述，其后又引以经史，叙述其事。

二是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策问试卷或仿效科举考试而撰写的策问汇编成册，以供士子模仿之用，有点类似于今天的高考作文参考书之类，如《新唐书·艺文志》中载有魏征《时务策》、刘贲《刘贲策》、许南容等人的《五子策林》和元稹等人的《元和制策》等。杜嗣先的《兔园策府》和白居易的《策林》亦属此类。《兔园策府》在唐代流传甚广，宋人王应麟称：“《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31】白居易的《策林》共四卷七十五门，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教化、吏治、生产等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仿科举策问，引经史作答。【32】

第三，科举考试对学校历史教育的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方法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

由于学校培养的人才必须经过科举才能取得做官的资格，这就使学校教育对科举产生了很大的依附性，“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33】。

唐代学校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中央官学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种专门学校，其课程设置、考核方法基本上都是按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安排的。所开课程有《孝经》《论语》《礼记》《诗》《周礼》《仪礼》《易》《尚书》《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等。由于科举考试有帖经、试策、问义等内容，因此学校的考试也仿效科举办法进行考试，“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34】

唐代地方设有府（都督府）学、州学、县学等。《旧唐书·高俭传》称，唐高祖时，益州长史高俭“暇日汲引辞人，以为文会，兼命儒生讲论经史，勉励后进，蜀中学校粲然复兴”。又据《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载：“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诸州县学生年廿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廿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聪晤，有文辞史学者，每年铨量举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为俊士。”由此可知，唐代地方学校中亦是以经史为主要教学内容的。

唐代私学教育亦深深打上科举重视经史的烙印。在科举制的影响下，经学、史学成为私学的主要教学内容，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私学大师，以教授《汉书》《史记》《春秋》等著称于世。如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秦景通兄弟精通《汉书》，“当时习《汉书》者皆宗师之，……若不经其兄弟指授，则谓之‘不经宗匠，无足采也’”【35】。高宗时名儒王义方以经史授徒，其弟子员半千“事义方经十余年，博涉经史，知名河朔”【36】。代宗时啖助精于经史，尤长于《春秋》，著有《春秋集传》，其弟子赵匡、陆淳（又名质）亦以“春秋学”著称，赵匡撰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疏》，陆淳撰有《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蒙学教育中亦体现了对经史的重视。蒙学教育虽然以识字教学为主，但同时也进行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让儿童掌握一些粗浅的经史知识，为将来应举奠定初步基础。唐代的蒙学读物除前代流传下来的《急救篇》《千字文》外，还出现了一批新的蒙学读物，其中经史类读物有李瀚的《蒙求》、李若立的《嬴金》、杜嗣先的《兔园策府》、胡曾的《咏史诗》、张球的《略出嬴金》等，其中尤以《蒙求》为代表。《蒙求》取经史故事，编为四句韵语，正文596句，集典故592个，如开首几句为：“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作者对正文又附以注解，既容易记诵，又易于理解，“遂至举世诵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37】。大量经史类蒙学读物的出现，对于历史教育的传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由上可知，唐代科举极大地推动了历史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历史教育的传播，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开展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科举指挥棒的影响下，唐代历史教育对科举考试具有很大的依附性，人们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主要局限于“三史”，往往忽视阅读前代史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历史教育尤其是学校历史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这是我们在借鉴时需要加以认真区别的。

（转自《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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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陈越秀

注释：

【1】刘昫等：《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81，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3】《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

【4】《唐大诏令集》卷81。

【5】王钦若：《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中华书局1975年版。

【6】王溥：《唐会要》卷76，《进士》，中华书局1955年版。

【7】《唐大诏令集》卷102。

【8】《唐大诏令集》卷105。

【9】杜佑：《通典》卷17，《选举》，中华书局1988年版。

【10】《旧唐书》卷119，《杨绾传》。

【11】《旧唐书》卷190，《贾曾传》附《贾至传》。

【12】《通典》卷17，《选举》。

【13】《唐会要》卷76，《三传·三史附》。

【14】《唐大诏令集》卷102。

【15】《唐会要》卷76，《三传·三史附》。

【16】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

【1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18】《唐会要》卷76，《三传·三史附》。

【19】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又，陈飞认为，这一时期的“试读经史”很可能就是“帖读”，属试帖之一种，而不应属于试策。见陈飞《唐代试策考述》，第122页。

【20】王钦若等：《宋本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

【21】《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条制一》。

【2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165页。

【23】《唐会要》卷75，《贡举上·帖经》。

【24】参阅陈飞：《唐代试策考述》附录一《唐代制举科目年表（简编）》，第296－416页。

【25】《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

【26】《旧唐书》卷87，《裴炎传》。

【27】《旧唐书》卷111，《张镐传》。

【28】《新唐书》卷199，《儒学传中》。

【29】《新唐书》卷200，《儒学传下》。

【30】《新唐书》卷143，《郗士美传》。

【31】王应麟：《困学记闻》卷14，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32】白居易：《白居易集》卷63，《策林一·策林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

【33】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

【34】《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

【35】《旧唐书》卷189，《儒学传上》。

【36】《旧唐书》卷187，《忠义传上》。

【3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