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第十四章

发布时间:2025-09-26 14:10  浏览量:25

第十四章 助理员毛泽东

春之岳麓,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生机勃勃,好一个人间四月天。

湘江之西,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里有一所凹字形平房,竹木结构,白墙青瓦,菜畦纵横,竹篱环绕,这是湖南侠女葛健豪租的一个住所。屋前小院内,玉兰花开得正盛,香气逼人,桂花树结了满树果子。屋后,老香樟抽出嫩芽,随风摇曳。

院子里,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在蔡和森的带领下抬桌子、搬板凳、布置会场,忙得不亦乐乎。屋里,毛泽东挥毫书写会标,一张一张地传到院子里,很快,白墙上就贴上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几个大字,学子们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起来。

蔡和森招呼大家坐下:“各位,请入座,我们现在开会。旭东,你先说。”

萧子升走到方桌前:“各位会员,去年冬天,毛泽东等同学发出倡议,集合同志,组织学会,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得到大家的响应。经过几个月的联络,现在终于水到渠成了。成立学会,目的在于改造我们的品性,进步大家的学问。曾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做新民,做一代新民,正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追求。所以,我们的组织就叫新民学会。现在我宣布,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大家欢呼起来。

蔡和森:“现在请毛泽东宣读新民学会章程。”

毛泽东走向桌前:“各位会员,我们新民学会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的特点,也就是它的灵魂,在一个‘新’字。用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武装会员的头脑、改造会员的品行、进步会员的学问,这是我们新民学会的初衷和使命。所以,我认为,新民学会的宗旨应该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此,学会规定,每一个会员必须做到:第一,不虚伪;第二,不懒惰;第三,不浪费;第四,不赌博;第五,不狎妓。”

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这也太严格了吧。”

蔡和森:“肃静。现在对章程进行表决。同意的请举手。”

有人犹豫,见大家都举手后也慢慢地举起手来。

蔡和森:“通过。各位会员,根据会章,新民学会设总干事一人,干事两人。筹备组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鉴于萧子升会员已经毕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从事学会工作,特推荐他为总干事,推荐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请大家举手表决。”

全体举手同意。

蔡和森:“通过。”

大家鼓掌。

萧子升:“感谢大家的信任。不过我现在正在联络去法国读书。润之,学会的事情恐怕还得请你多劳累些。”

毛泽东:“责无旁贷。我愿意为大家服务。”

蔡和森:“我认为组织会员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该成为学会当前的主要工作。润之,希望你在这方面多费些精力。”

毛泽东:“虽然我对去外国读书并不感兴趣,但我愿意为大家服务。听杨昌济老师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在北京办了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我可以给杨老师写信,请他帮忙联系。”

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端着菜从屋里走出来:“润之,留法勤工俭学是好事,你要多费点心。要是有可能,我老太太也想去法国开开眼界,学点新东西。”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葛健豪:“孩子们,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特地去割了两斤肉,和森半夜里起来捞了些鱼虾,我们好好地庆祝一下。”

小院里一片欢呼。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长沙最先成立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团体。青年毛泽东由此走上了寻求救国真理的革命道路。8月19日,毛泽东来到了北京。

北京的夏天很热。周日,晚饭后,延年、乔年和柳眉在箭杆胡同洗了澡,回到法文进修馆,看见教室门口的路灯下有一个青年人坐在石头上看书,十分好奇,便走了过去。

灯光有些昏暗,青年人读得很专心,脸和书贴得很近,看不出是谁。陈乔年原本想吓唬人家一下,见是生人,未敢造次,便轻声问:“这么用功,是谁呀?”

看书的青年这才抬起头来,看见他们三人,连忙站起来:“我没有影响你们吧?”

陈延年说:“对不起,是我们打扰你了。我们是进修馆的学员,刚刚从外面回来,看到你一个人在路灯下读书,因为没有见过,所以过来问问。请问你是——”

青年人合上书本,很认真地说:“我叫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次来北京是为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经章士钊先生介绍,借住在法文进修馆,怕影响其他人休息,就跑到路灯下来看书。我没有违反学校的规定吧?”

陈延年惊喜得几乎叫出声来:“你就是毛泽东呀,我早就听说过了。我读过你的文章,还会做你发明的‘毛氏六节操’呢。欢迎你到北京来。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陈延年,这是我弟弟陈乔年,这是柳眉。”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

陈延年指着毛泽东手上的书问:“什么书让你这么着迷?”

毛泽东:“是贵馆阅览室的《实社自由录》,我们长沙见不到,我想今晚把它看完,不然明天去北大就没得看了。”

陈延年一听是这本书,高兴地说:“这么说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喽?”

毛泽东:“信徒谈不上,我只是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感兴趣,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

柳眉跳了起来:“那我们就是同志啦,我们三个都信奉互助论。你肯定还没有吃饭吧?不如我们先互助一下。”

说着,柳眉把高君曼给她准备的稻香村点心递给毛泽东。陈乔年也从口袋里拿出姨妈塞给他的煮鸡蛋递了过去。

毛泽东连忙推辞:“我们初次见面,怎么好吃你们的东西?”

陈延年:“虽然是初次见面,可大家都是来勤工俭学的,又都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是同志,就不要客气了。”

毛泽东被他们的真诚感动了:“那恭敬不如从命,我还真的饿了。”说着,津津有味地吃起点心来。

陈延年说:“润之兄,既为同志,就不要客气。你刚才说明天要去北大办事,需要我们帮忙吗?”

毛泽东忙说:“不用。我的老师杨昌济介绍我明天去拜见蔡元培校长,请他帮我安排在北大听课,长长见识。”

柳眉:“你想听谁的课?”

毛泽东:“我最想听陈独秀和胡适先生的课,如能如愿,也就不虚此行了。”

陈乔年看着毛泽东,神秘地说:“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你——”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矮半头的小孩子,半信半疑。

陈乔年很得意地说:“陈独秀是我爸爸,胡适是我爸爸的朋友,放心了吧?”

毛泽东大为惊讶:“原来两位是仲甫先生的公子啊,失敬了!”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来到蔡元培办公室拜访。蔡元培正在写字,听到有人敲门,问道:“你是湖南来的毛泽东吧?是杨昌济的学生,对不对?”

毛泽东恭敬地回答:“蔡校长好,我是毛泽东。”

蔡元培放下毛笔,热情地和毛泽东握手:“杨昌济向我推荐你,说你想到北大来旁听一些课程,是吗?”

毛泽东:“是的。”

蔡元培:“听课没有问题,但我想你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在学校给你找个差事,这样你既可以听课,又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你愿意吗?”

毛泽东有些疑惑地看着蔡元培。

见毛泽东不明白,蔡元培解释道:“我想推荐你到我们红楼图书馆做个助理员,给李大钊先生当助手,怎么样?”

毛泽东喜出望外:“给李大钊先生当助手,太好了!”

蔡元培笑道:“你可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要和你说清楚,薪水不高,每月只有八块大洋,你看行吗?”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谢谢蔡校长。”

蔡元培很高兴:“好,我正好要出去办事,路过图书馆,你跟我去见李大钊吧。”

蔡元培领着毛泽东来到图书馆,对李大钊说:“守常,我看你这儿挺忙的,给你添个人手吧。”

李大钊:“那太好了,这一大堆新书目录还没有人整理呢。”

蔡元培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湖南韶山人,新民学会会员,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刚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来北京襄助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他想借此机会来北大听听课,长长见识,就安排他先在你这里当个助理员吧,月薪八块大洋,够他吃饭的了。”

李大钊热情地和毛泽东握手:“欢迎,欢迎,我这里正缺人手呢。回头我帮你办个听课证,你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守常先生,我暂时还没有住处,晚上可以住在这里吗?”

李大钊看了看蔡元培,说:“可以吧,回头我让总务处给你搞一套被褥。”

图书馆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成了毛泽东的临时住处。安顿下来的毛泽东抓住机会,赶紧看书。李大钊抱着新被褥进来,毛泽东连忙起身,感激地说:“怎敢劳您大驾,您告诉我去取就行了。”

李大钊:“举手之劳而已。你初来乍到,不熟悉,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不要客气。”

毛泽东连忙让座。

李大钊:“刚才在看什么书呢?”

毛泽东:“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杂志。”

李大钊:“听说你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

毛泽东:“信奉还谈不上,好奇和感兴趣而已。”

李大钊:“我倒是建议,像你这个年纪要多看一些不同思想理论的书,这对你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有益。”

毛泽东:“李先生,长沙是个小地方,新书有限,我接触的新思想也很有限。”

李大钊:“你听说过《共产党宣言》吗?”

毛泽东:“听说过,但没有读过。”

李大钊:“那你知道俄国的十月革命吗?”

毛泽东:“知道的很少。”

李大钊:“走,你跟我来。”

李大钊领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指着堆放在最里面的几个箱子说:“这几个箱子是我们图书馆新进的外国新书,你要是有兴趣,我就把整理目录的工作交给你做,这样你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

毛泽东十分兴奋:“太好了!谢谢守常先生,现在我就能看这些书吗?”

李大钊:“当然可以。”

毛泽东正式担负起了整理新书目的工作。图书馆的事情真是不少,除了整理新书目,毛泽东还要负责办理师生借书手续,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傅斯年和罗家伦来借书。傅斯年对毛泽东说:“你是新来的助理员吧,我想查一查最近都来了些什么新书,有目录吗?”

毛泽东:“新书目录正在做,因为量很大,还没有做完。”

傅斯年:“那就把已经做好的给我看看吧。”

毛泽东把正在登记的新书目录递给傅斯年。

傅斯年说:“你给我放在那个桌子上,我一会儿去查。”

毛泽东看了看他,把登记簿放到了书桌上。

傅斯年和罗家伦说了一会儿话,坐下来翻看新书目录,刚翻了几页就高声叫唤起来:“新来的助理员,你过来一下。”

毛泽东连忙走过来:“同学,你有什么事?”

傅斯年指着登记簿:“我问你,这个目录是你写的吗?”

毛泽东:“是的。”

傅斯年:“我说你字写得这么潦草,谁认得呀!”

毛泽东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傅斯年摆起谱来:“不好意思,你能给我念念这些书目吗?”

毛泽东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强压不满,不卑不亢地说:“这位同学,你说哪个字不认识,我告诉你。”

傅斯年瞪了毛泽东一眼:“你写得这么潦草,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你一行一行念给我听吧。”

毛泽东终于忍不住了:“一个字都不认识,北大还有这样的学生?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傅斯年愤怒地把登记簿摔在桌子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要向学校反映,扣你的工资。”

好几个同学围了过来。陈独秀正好走到一楼,闻声也走过来,看到傅斯年还在大嚷大叫,喝道:“傅斯年,你这么大叫干什么?”

傅斯年:“陈学长您来得正好,您看图书馆新来的助理员是什么素质,工作不认真,还不认错。”

陈独秀:“有事说事,你这么嚷嚷能解决问题吗?”转身问毛泽东,“你是新来的助理员,叫什么名字,发生了什么事?”

毛泽东:“我叫毛泽东。这位同学说我字写得太潦草,他不认识,要我一行一行读给他听。”

陈独秀连忙问:“你是湖南来的?是易白沙的学生毛泽东吗?”

毛泽东:“是的。”

陈独秀:“哎呀,你就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毛润之啊,我们可是神交已久啦。来,认识一下吧,我是陈独秀。”

毛泽东惊喜地握住陈独秀的手,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陈先生好!”

陈独秀看了看登记簿,对傅斯年说:“傅斯年同学,这位毛泽东先生论学问可不在你之下。就说他这一手字,我看也是自成一体,堪称书法嘛。潦草是潦草了些,但也不至于不认识。他是新来的,业务还不熟悉,你作为北大学生会干部,应该帮助他才是。”

傅斯年顿时没了脾气:“好吧,算我倒霉,书我不借了。”

傅斯年走了。陈独秀对其他同学摆摆手:“都散了吧。润之,我办公室就在二楼,你们图书馆的上面,有空我们好好聊一聊。”

毛泽东十分兴奋,再次鞠躬道:“谢谢陈先生!”

郭心刚头缠一条白布,手举一张大字报,在食堂门口的台阶上静坐。大字报上写着一行字:强烈要求将告密者、大流氓张丰载开除出北大!

郭心刚在前门大街演出时被警察打了一警棍,精神受到刺激。那天他看到警察是张丰载带来的,就向校方揭露张丰载是告密者,但因为没有证据,没人相信,反而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心里憋屈,一气之下走了极端。

同乡刘海威喊来白兰一起劝说郭心刚,郭心刚不但不听劝,反而越说越来劲,嚷嚷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急得白兰抱着他的胳膊直流眼泪。

不少学生前来围观。张丰载见状,带着一帮小兄弟不停起哄:“贼喊捉贼,陈独秀的得意弟子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啦!”

郭心刚平素最敬重陈独秀,听到张丰载的喊叫,不顾一切扑向张丰载,与张丰载扭打起来。张丰载的小兄弟们一哄而上,刘海威和几个青岛籍的同学也扑了上去。双方扭成一团,白兰急得在一旁大叫。

李大钊闻讯,带着邓中夏等学生匆匆赶了过来。张丰载自知理亏,赶紧溜了。

第二天,北大校长室,蔡元培正在和《新青年》的同人编辑分析当前形势。他指着桌子上的一摞报纸说:“自上次活报剧事件之后,新旧两派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并且由学术之争演变成了人身攻击。现在我们可是有点内忧外患的味道啊。内忧:昨天,新旧两派学生居然在食堂门口打起来了。外患:北京大学成了一些媒体攻击的焦点,我蔡元培和陈独秀首当其冲,钱玄同和胡适也是被重点攻击的对象,一些政治势力如安福系也卷入了对新文化的围剿。”说着,拿起一张报纸,“我给大家念一段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的评论:‘蔡氏夙隶国民党,比年复借教育家之美名,实行灌输社会革命、无政府主义等邪说,阴为破坏举动,而己则肥遁鸣高,聚群不逞之徒为之羽翼。'”

大家议论纷纷。

胡适愤然道:“他们把蔡公和北大放到了政府的对立面,这事情就严重了,可见其用心险恶。”

蔡元培:“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告诫同僚:‘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装对付。'”

陈独秀:“这个吴炳湘很阴险,笑里藏刀,那天他对我说的话也暗藏杀机。”

蔡元培:“所以我把诸位请来商量对策,现在形势很严峻呀。”

陈独秀:“既然已经政治化了,那我们就不必再遮遮掩掩了,针锋相对吧。那天我从警察厅回来,当晚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公开声明我陈独秀不再信守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我破戒了。文章就在这一期《新青年》发表,算是对吴炳湘的一个答复吧。”

李大钊:“我支持仲甫的意见,决不退缩。”

胡适想反对,但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蔡元培看看陈独秀和李大钊,又看看胡适,说:“我们当然不能退缩。但是,也要避免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我们要把争论限制在学术层面。在开展新文化方面,我们不但不能退缩,还要更加积极、主动。今天我就想和诸位商量两件事情:一是要拓展新文化的宣传研究平台,除《新青年》外,在北大再多办一些报刊;二是不能光说,还要践行。我想在北大成立一个进德会,按照新文化的标准,定上几条戒律,规范会员的行为。诸位觉得如何?”

胡适表态:“我举双手赞成。”

蔡元培:“大家如果没有意见,这两件事现在就可以操办起来。办新刊物的事情,仲甫多操些心。进德会我来主持。昨天发生的学生打架事件很令人担忧,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能授人以柄。”

红楼告示栏前很快贴出了进德会成立的告示,许多师生都在观看和议论蔡元培亲自拟定的《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傅斯年高声朗读:

旨趣书以“三不”即戒赌、戒嫖、戒娶妾为基础,拟定了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任师生员工选择承诺:

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罗家伦吐了吐舌头:“这条件够高的,看来我只能做个甲种会员了。”

傅斯年:“我可以不做官、不当议员。我选择乙种。要我不吃肉我可做不到。”众人大笑。

北大红楼文科教室,西装革履的胡适站在讲台上:“今天上课之前,我先和大家说一件事情。最近,蔡元培校长倡导在我们北大成立进德会,希望广大师生踊跃报名。这里我给大家念一念蔡校长亲自拟定的倡议书:‘加入进德会的效用:第一,可以绳己,以本会制裁之,庶不至于自放;第二,可以谢人,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径行拒绝,亦不致伤感情;第三,可以止谤,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弭。北大师生,凡是要入会的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遵守的戒约,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送交进德会评议会;经评议会审查通过即为会员;凡提名入会之人,均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布。'”

同学们热烈讨论起来。

当日下午,陈独秀主持召开文科教职员工大会,说:“各位同人,蔡校长倡导成立进德会,这是我们北大人践行新文化的一项举措,我们文科应该积极响应,做新道德的表率。今天这个会,就一项议程,请大家报名。我先表态,蔡校长报名做乙种会员,我不敢和他攀比。我这个人一向自由散淡,就从最基本的要求做起,我报名做甲种会员。”

胡适跟着表态:“我追随陈学长做甲种会员。”

钱玄同有意开玩笑:“我给大家透露点情报,据我所知,李石曾和梁漱溟已经报名做丙种会员,成‘八戒’了。我呢,此生厌倦做官,所以我选‘五戒’,加入乙种。”

现场笑声一片。教授们纷纷报名。

刘师培不想报名,又怕陈独秀点他的名,悄悄溜出了会议室。

黄侃见刘师培走了,坐立不安,正想走,被钱玄同发现了。钱玄同问道:“黄大师,你是个高古人士,准备加入哪种呀?”

黄侃有些慌乱:“我考虑考虑,回家商量商量。”

胡适见辜鸿铭一直在那里闭目养神,用起了激将法:“辜教授想来是对进德会不屑一顾的啦。”

辜鸿铭突然睁开眼睛站起来,大声说:“非也!蔡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圣旨。我报名做甲种会员。”

北大进德会很快正式成立。会场上,一条会标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进德会成立大会。

教务长宣布:“请进德会会长蔡元培先生讲话。”

蔡元培扫视全场,肃然说道:“各位会员,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自《北大进德会旨趣书》发布以来,全校上下普遍响应,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递交申请书。截至今日,已有四百六十九人报名入会,占了全校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教师七十六人,职员九十二人,学生三百零一人。北大将成为传播和遵守新文化、新道德的楷模。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持观望态度,但我相信,在北大这方神圣的净土上,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北大红楼陈独秀办公室,陈独秀和胡适、李大钊在研究创办新刊物的事情。

陈独秀:“前天,刘师培找到蔡校长,要求在北大办一个《国故》杂志,说是林纾的建议,由刘师培和黄侃做主编,意在与《新青年》分庭抗礼。蔡公是个好脾气,同意了。”

胡适:“现在蔡校长压力太大,有人说他在北大搞清一色,搞一言堂。多办几个杂志,多几种声音,一来可以堵别人的嘴,二来也确实能够起到活跃学术气氛的作用。”

陈独秀点头:“所以我找你们来商量,要把大家都发动起来,多成立几个学会,多办几个刊物,大家都来研究中国问题,国家才有希望。”

李大钊:“那天蔡校长布置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仲甫、适之,我们能不能办一个与《新青年》相呼应的月刊,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宗旨。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中国少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辟新纪元。”

陈独秀马上表示赞成:“守常,你这个创意好,我支持。”

李大钊接着说:“另外,我还想能不能在北大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觉得马克思的理论是迄今为止所有理论中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我们中国人应该加强对这一理论的研究。”

胡适皱了皱眉头:“你这个想法有点冒进。马克思主义是暴力理论,政府很忌讳这个,容易惹麻烦。”

陈独秀:“适之,我不这么认为,我倒是认为应该研究。现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说起来很可笑。前天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有一个人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主义,荒谬得很。”

胡适:“我还是觉得不能太政治化。仲甫兄,你现在已经是焦点人物了,正站在风口浪尖上,得处处小心才是。”

陈独秀笑了笑:“适之提醒得对。守常,你可以在名称上做点文章,不一定要那么直白。”

李大钊表示同意:“行,那就叫马尔克斯研究会,迂回一点。”

胡适掏出怀表:“哎呀,快十点了,我得赶紧回家。”

陈独秀笑道:“适之,我听人说你现在得了‘妻管严’,还真是啊!”

胡适无奈地说:“你不知道我那个小脚夫人有多难缠,每天晚上一到十点就强迫我上床,说是奉母亲大人之命不许我熬夜。我不同意,她就来硬的,我还真拗不过她。”

陈独秀和李大钊哈哈大笑。

陈独秀打趣说:“人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你这是教授难过悍妇关。好,你赶紧走吧,回去迟了夫人不让你进门那就麻烦了。”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一同下楼,胡适先走了。陈独秀看见一楼图书馆资料室有灯光,便问李大钊:“谁这么晚了还在图书馆用功?”

李大钊:“是新来的图书助理员毛泽东,他没地方住,临时借住在资料室,每天看书到大半夜,十分刻苦。”

陈独秀:“这个毛泽东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非常人所能及,以后定能成大事。我和他谈过话,只要一谈起来,你就会被他带着走。”

“这世界上还有能把你陈独秀带着走的人?太神了吧。”李大钊狐疑地问。

陈独秀并不反驳:“我也很奇怪,不信你试试。”

李大钊:“好,正巧今晚没事,我去和他聊聊。”

李大钊来到资料室门口,见毛泽东正在看书做笔记,就轻轻地敲敲门框。毛泽东见是李大钊,十分惊喜:“守常先生,怎么是您?”

李大钊笑道:“我和陈学长商量完事情,路过这里,过来看看你。”

毛泽东起身让座,然后站在李大钊身旁。

李大钊:“你在看什么书?”

毛泽东答道:“刚从那两个箱子里翻出来的《共产党宣言》,可惜只是一些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段落。”

李大钊:“《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作写的一篇大文章,在欧洲掀起过狂飙,可惜现在还没有中文译本,我也没有看过全文。”

毛泽东兴奋地说:“虽然只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但是读起来也非常令人震撼。先生说得对,我们应该多接触一些新思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

李大钊看看毛泽东,又问:“怎么样,最近对无政府主义有什么新认识吗?”

毛泽东回答:“新认识谈不上。我在长沙接触到的新思想不多,相对而言,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一点。这次有机会看到国外这么多新思想,受冲击很大。我现在是抓住机会拼命地吸收,以后再慢慢地消化。”

李大钊:“我们北大办的青年读书会,经常讨论一些理论和社会问题,你可以参加呀。”

毛泽东:“我知道,我也很想参加,但不知道有没有资格。”

李大钊:“没问题,这事我说了算。你不光可以参加读书会,还可以参加别的团体,比如新闻学研究会等。不但要参加,还要大胆地发表意见,要敢于辩论,这样才会有进步。”

毛泽东:“太好了,谢谢李主任。这次有机会到北大来工作,接触到许多新事物,真是大开眼界。”

李大钊:“最近碰到什么新鲜事了,说来听听。”

毛泽东:“最近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是进德会。”

李大钊:“那你怎么看这件事?”

毛泽东:“我学识有限,见识也不深,就谈谈我的肤浅之见吧。修身养性自古有之,是‘士’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过今天北大重提道德建设问题,又有特殊意义。”

李大钊来了兴趣:“有什么特殊意义,你说说看。”

毛泽东:“现在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代,旧道德土崩瓦解,新风尚尚未形成,大家难免无所适从,人心浮躁、道德失范也就在所难免。他律没有法度支持,自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只有能自律、有定力的人才能脱颖而出,成就大事。”

李大钊拍案而起,高兴地说:“好你个毛泽东,不简单呀!你能看到这一层,怪不得仲甫说你将来一定能成大事。”

毛泽东:“先生过奖了。我能向先生请教一个问题吗?”

李大钊:“你说。”

毛泽东:“我来到北大之后,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这里天天在创新,让人感到生机勃勃。可是反对的人也很多,而道德就是他们反对创新的一个武器。所以,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讲道德与追求真理,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李大钊:“那你想明白了吗?”

毛泽东:“还没有,懵懵懂懂的。”

李大钊:“那我帮你分析分析。道德是变化的,真理是永恒的。这大概是两者的一个区别。道德有新旧之分。拿旧道德去衡量新时代的行为,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卫道士,所以守旧就是失德。道德是用以自律的,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愈加落后,愈加堕落。”

毛泽东钦佩地看着李大钊:“先生,我能做个笔录吗?”

李大钊:“不用录,以后我们会经常交流的。”

毛泽东:“先生,那您接着说。”

李大钊:“讲道德的要义是修身,修身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如同炼狱,就像唐僧取经,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们之所以创办《新青年》,就是要唤起和造就一大批像唐僧这样的取经者,为我们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找到一剂药方。这才叫讲道德,讲大德!”

毛泽东睁大了眼睛:“先生,您找到药方了吗?”

李大钊沉思片刻,说:“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周末,李大钊把毛泽东带到青年读书会参加讨论。李大钊先向同学们介绍毛泽东:“同学们,今天我们读书会又增加了一位新会员。来,润之,你先作个自我介绍吧。”

毛泽东向大家点头致意:“各位同学好,我叫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来北京襄助湖南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现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请各位多多关照。”

大家热烈鼓掌。

陈延年把毛泽东拉到自己的座位旁边:“润之兄,你终于来了。”

李大钊宣布:“好,我们现在开始讨论。今天该谁主持?”

柳眉:“赵世炎。”

李大钊说:“赵世炎,你主持吧。”

赵世炎站了起来:“同学们,本周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思考的问题是十月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因为文字资料有限,先请邓中夏同学介绍相关情况并做主题发言。”

邓中夏开始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当夜,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的指挥下,20多万起义士兵和工人占领了彼得格勒,并于次日凌晨攻占冬宫,推翻了临时政府,召开了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起义成功当天,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布苏维埃俄国退出世界大战,并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情况。”

陈延年和毛泽东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旁边的张国焘也参加进来。柳眉向他们使眼色,示意他们小声点。可是陈延年和张国焘却小声争执起来。主持人赵世炎看不下去了:“陈延年,你们在嘀咕什么?现在是邓中夏的发言时间,不是你们的讨论时间。”

陈延年辩解说:“我们就是在讨论邓中夏提出的问题。”

赵世炎还是不大高兴:“有什么问题摆到桌面上来陈述,不要私下议论。”

邓中夏接着陈述:“我的情况介绍告一段落,下面是讨论阶段,我先做主题发言。我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创举,它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这个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陈延年站起来:“我不同意邓中夏同学的观点!十月革命本质上是一次暴力革命,在手段上,它和历史上所有革命并无二致,谈不上什么创新。实行公有制是创举,但公有制应该是自愿的,应以互助为基础,而不应以剥夺和强迫为基础。”

张国焘反驳:“你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

陈延年看着张国焘:“请问张国焘同学,你没有做过,怎么知道它不符合中国实际?”

邓中夏接过话题:“法国的圣西门做过,可惜失败了。”

毛泽东也加入辩论之中:“我认为圣西门在岛上做实验没有普遍性。”

张国焘见毛泽东是新人,口气有些轻蔑:“请这位新来的会员说我们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行吗?”

陈延年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冲到张国焘面前:“张国焘同学,你什么意思?毛泽东说的话难道你听不懂吗?”

陈乔年和柳眉也上来指责张国焘。

会场乱了起来,争论变成了争吵。李大钊拍拍桌子,示意大家安静。

李大钊:“我看大家可以争论,但要注意言辞。现在大体上分为两派,一派是社会主义,一派是无政府主义。赞成社会主义的都有谁,举手我看看。”

邓中夏、赵世炎、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举手。

李大钊:“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有谁?”

陈延年、陈乔年、柳眉、毛泽东、郭心刚、白兰、刘海威等举手。

李大钊:“哈哈,旗鼓相当啊。”

柳眉:“守常先生,我有个建议,我们来举行一场辩论会吧,题目就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谁更适合中国’怎么样?”

李大钊:“好啊,柳眉这个主意好,我赞成。不过这个题目太大,我看可以再聚焦一些。”

邓中夏:“那就只谈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反对的一方可以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谈。”

李大钊点头认可:“我觉得很好。”

刘仁静:“辩论会得有仲裁,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有什么意思?”

柳眉:“守常先生就是仲裁呀。”

李大钊:“那不行。这么大的问题,我一个人仲裁不了。再说大家也都知道我的观点。不合适。”

罗章龙提议:“那就请蔡校长和陈学长也来仲裁。”

李大钊:“蔡校长就算了,现在是敏感时期,不要给他添麻烦。”

毛泽东提议:“那就请胡适先生吧,他在美国待的时间长,对国外思潮知道得多一些。”

李大钊这才点头:“好啊,你们要是能把仲甫和适之请来,我愿意和他们一起做仲裁。”

柳眉大叫起来:“太好了,这事交给我了。”拉起陈乔年就往外跑。

陈独秀家,高君曼正在洗衣服,柳眉和陈乔年兴冲冲地跑进来。

高君曼:“这又不是星期天,你们俩怎么回来了,延年呢?”

柳眉:“延年在准备辩论会,我们俩是回来找您帮忙的。”

高君曼惊疑地看着柳眉:“找我帮忙?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柳眉附在高君曼的耳边说了一通。

高君曼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行,今天晚上我把他们都请来吃饭,让他们吃人家嘴短,不答应也得答应。”

天色将晚,胡适、江冬秀和李大钊都来了。

高君曼问李大钊:“夫人怎么没来?守常你老是金屋藏娇可不行啊。”

李大钊:“小女生病,离不开人,内人让我代为致歉。”

陈独秀也回来了,一进门看到满屋的人,还有桌上热气腾腾的一品锅,不解地问:“君曼,你这是唱的哪一出,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来请客?”

高君曼:“不是我请客,是柳眉请客。”

陈独秀更奇怪了:“柳眉为什么要请客?稀奇。”

一旁的江冬秀笑着说:“该不是你们家要娶儿媳妇了吧?”

胡适笑着说:“你就是嘴快,这话可不能乱说。”

高君曼笑了:“我还巴不得呢。实话跟你们说,是孩子们有事求你们。”

胡适:“明白了,鸿门宴。柳眉,趁着我们还没有动筷子,你赶紧说事,说晚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柳眉:“没事,您先吃饭。这是您的菜,胡氏一品锅。”

胡适:“可别,等我这一筷子下去你再让我办事,就成了你行贿我受贿,我可就嘴短了,不办也得办。”

江冬秀给胡适夹了一个蛋饺:“你一个教书先生谁给你行贿?赶快吃吧,这是大嫂特意从东兴楼叫的菜。”

胡适笑道:“我这个傻媳妇可真是实诚,带上她不吃亏。”

大伙儿都笑了。

柳眉给大家倒酒。

陈独秀很高兴:“难得柳眉今天这么殷勤。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事就说吧。”

柳眉理了理头发,镇定了一下情绪,说:“我们读书会要搞一场辩论会,想请三位先生来给我们做评委。我这就算是盛情邀请,预付出场费了。”

胡适打趣道:“就这个事呀?那我可得多吃一点,不然的话,我的身价也太低了,传出去人家会说,胡适的出场费也就是个一品锅。”

赵世炎是天才的组织者,他把小小的会议室分成了三个区域:中间三把椅子,陈独秀居中,李大钊和胡适坐在两旁;左边是正方,俄国派团队;右边是反方,无政府主义团队。双方各派一名代表主述,其他人补充。一切安排就绪,大家入座。

北大来了不少同学,高君曼也带着鹤年和子美来旁听,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

辩论会开始,主持人邓中夏介绍情况:“各位评委,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今天是我们青年读书会举行的一场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俄国的十月革命是否适合中国?正方的主辩手是赵世炎,二辩、三辩、四辩是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反方的主辩手是陈延年,二辩、三辩、四辩是柳眉、毛泽东、郭心刚。今天我们还特别荣幸地请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三位先生做仲裁评委。现在辩论开始,首先请正方主辩手赵世炎陈述。”

正方赵世炎:“我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俄国和中国国情很相似。中俄两国与西方列强相比,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国家,幅员辽阔、人口和民族众多,以农业为主。如果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给俄国带来繁荣发展,那它对中国无疑将同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陈述完毕。”

反方陈延年:“甲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大到难以估计,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不适合搞暴力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没有借鉴意义。陈述完毕。”

正方二辩刘仁静:“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看它实行什么样的制度。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废除了帝俄时期旧的等级制度,宣布国内各民族人民权利平等,废除教会一切特权;苏维埃政权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后又将大工业国有化,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由工人监督生产,没收地主、皇室、寺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等等。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中国的建设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方二辩柳眉:“依靠专政和国家机器维护统治秩序是一种落后的政体。以权力共有或协作的形式代替权力压迫的形式,这样才能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建立在合作与和谐的基础之上。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平等、民主、自由集合、相互协助、多样性的五个基本原则,对于中国的治理应该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

……

双方辩手轮番上阵,唇枪舌剑,不时博得阵阵掌声。

辩论告一段落,邓中夏宣布茶歇。原来,高君曼特意为大家准备了稻香村的点心。趁着茶歇,陈独秀到外面抽烟,毛泽东过来向陈独秀请教无政府主义的一些问题。陈独秀对毛泽东说,他也有很多困惑,需要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探索。他希望毛泽东能够把对这些困惑的思考写出来发表。毛泽东答应试一试。

茶歇结束,邓中夏宣布继续开会,由仲裁团发表意见。

胡适发言:“参加这个辩论会,我有三点新感受:一是形式新颖、活泼,是新风尚;二是思想活跃,显示了新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彰显了青春的力量,给人以希望;三是担心,《新青年》的宗旨是不谈政治,现在的青年人特别是北大学子把注意力都放在政治问题上,这很危险。希望读书会以后多讨论些学术问题。”

李大钊表示他同意胡适先生的前两点意见,而对于第三点不敢苟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代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必须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救国不是一句空话,首先要找到先进的思想,这就不能不谈政治。青年人要放开思想,努力探索救国之路。”

邓中夏最后请陈独秀先生做总结。陈独秀被青年人的激情感染,有些激动:“我不是来做仲裁的,我是来学习年轻人的新思想、新观念的。受青年人的启发,我想讲一个题目——《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我从来不讳言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样一个还没有找到明确目标的时代和国家,我们的责任就是思考与选择。我们思考的是怎样才能救中国,我们选择的是走什么道路才能救中国。走什么道路,守常主张学俄国,适之主张学美国。多少年后,也许过上了好日子的中国人中有许多人会嘲笑我们,甚至会责骂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决不会停止我们的探索。我相信,我们的选择必定是有意义的。”

红楼图书馆,几个学生在毛泽东的帮助下查看书目。

李大钊一阵风似的走进来,把毛泽东拉到门口,递给他一张听课证。

毛泽东:“先生,这是什么?”

李大钊:“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改组,蔡校长被选为新的研究会会长。研究会要吸收和补充新会员,我替你报了名,蔡校长批准了。今天下午研究会邀请《京报》社长邵飘萍来做《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讲,你去听听吧。这是听课证。”

毛泽东高兴得要跳起来:“邵飘萍,久仰大名,如雷贯耳,人称‘铁肩辣手’,今天要见到真人了。谢谢先生引荐!”

李大钊:“这个邵飘萍是晚清的秀才,辛亥年在杭州做《汉民日报》主笔,后来又被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为驻京特派记者,快笔如刀,被誉为新闻全才。去年秋天,他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热衷于宣传新思想。听了他的课,你一定会受到很多启发。”

毛泽东有点担心:“可是先生,下午我去听课,这儿的工作怎么办?”

李大钊:“我在这儿盯着。你就放心地去吧。”

下午,红楼四层大教室座无虚席。大黑板上方挂着横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报告会。

蔡元培坐在第一排。毛泽东和罗章龙坐在第三排边上,认真地听邵飘萍讲课。

邵飘萍神采飞扬:“蔡校长创办的这个研究会叫新闻学研究会。什么是新闻学?我们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的内容有哪些?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会员首先必须了然于胸的基本常识。我认为,新闻学研究会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新闻学之根本知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选题、新闻通讯法,等等。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新闻学体系。我知道,各位会员都是或者是有志于做一个新闻记者的。那么,我想求教于各位会员,在当今时代,做一个合格的新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教室里,人们开始议论起来。

坐在第一排的哲学门学生陈公博举手站了起来:“我是有志于将来像邵先生一样去办报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各种思想交锋的大时代,要办好报纸,做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博学。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学、宗教、哲学、天文、地理,乃至于风俗人情,应无所不晓,或至少能略知一二,这样才能融会贯通,捕捉到有用的新闻,写出好的文章。我之所以从广东南海跑到北大求学,就是要借助这个最高学府的平台,获取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将来像邵先生一样,成为一个出色的报人。”

陈公博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议论。

哲学门预科学生罗章龙举手发言:“听这位会员仁兄的意思,当今时代,要胜任新闻记者的工作,首先得上大学,甚至得上北京大学才行,不然就当不了一个好记者?”

陈公博:“是这个意思。当今中国,那些滥竽充数的小报记者太多,这是中国报业的悲哀。”

教室里一片哗然。

邵飘萍:“各位,对这位陈会员的观点,大家有什么意见?”

人们议论纷纷。

毛泽东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举手站了起来。

邵飘萍:“好,这位大个子同学,请你发言。”

毛泽东声音很洪亮:“我不能同意陈会员的观点,因为它至少是不够全面的。在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和博学固然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素质要求。而且,知识并非全部来自学校教育,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

邵飘萍肃然起敬:“好,请你说得具体一些。”

毛泽东:“作为新闻记者,首先要有独立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对所获取的信息,要进行独立的思考、分析、论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其中,立场至为重要。你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你的文章才能够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当然,作为记者,你还必须严格地遵守职业操守,遵循新闻的客观性和真理性,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自觉地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现在我们身处乱世,操守和品行至为重要。”

毛泽东的发言再次引起教室的骚动。

陈公博有些尴尬,故意不看毛泽东,假装没事似的和身旁的同学搭讪。

邵飘萍有些兴奋,他指着陈公博说:“陈会员,你对这位大个子先生的观点有什么评论?我很想听听你的辩论。”

陈公博不大情愿地站起来:“尊敬的邵社长,据我所知,您说的这位大个子先生好像并不是我们研究会的会员,他只是我们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是一名役工。而且,他说的是土话,我根本听不懂,请原谅我没法也不愿意去评论他的观点。”

全场哗然。邵飘萍脸色大变,正要发怒,坐在第一排的蔡元培站了起来,生气地对陈公博说:“陈公博同学,你刚才说的话让我非常难过。难道你认为你这个北大的学生就比他这个图书馆的助理员高贵吗?真是岂有此理!再说,你怎么知道毛泽东先生不是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告诉你,我就是他的介绍人。依我看,毛泽东对新闻学的认识要比你这个北大哲学门的学生深刻得多。”

陈公博红着脸低下了头。

蔡元培转身对毛泽东说:“润之,对不起,我替这位陈同学向你道歉。”

台上的邵飘萍猛地一拍桌子:“我说呢,原来你就是那个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呀!杨昌济多次向我推荐你,我也看过你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很有见地。我说这位陈会员呀,蔡校长说得对。客观地讲,毛泽东对新闻学的见识要比你精辟、高明。毛泽东,我为新闻学研究会有你这样的会员感到高兴。欢迎你有空到我们《京报》去看看,我要跟你好好谈谈。”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周日,毛泽东应邀来到位于北京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的《京报》编辑部。

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邵飘萍把毛泽东引进室内,递上茶来:“这是茉莉花茶,北京人叫高茉儿。我们一边品茶,一边交心。”

毛泽东仔细地望着墙上挂着的“铁肩妙手”四个大字,若有所思。

邵飘萍:“润之,你想什么呢?”

毛泽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您和守常先生一字之改,寓意深刻呀。”

邵飘萍:“怎么讲?”

毛泽东:“一个妙字,学生看到了先生对真理的执着、对信仰的坚守。”

邵飘萍:“说得好!这四个字就是我的新闻观,也是我为记者这个职业制定的操守。记者是无冕之王,理应具有崇尚真理、主持公道、唤醒民众、不怕牺牲的品性和操守。”

毛泽东:“先生的品性,学生受教了。”

邵飘萍:“润之,今天请你来,不是谈操守,而是想和你交流一下思想。”

毛泽东:“请先生指教。”

邵飘萍:“润之,那天你说要当一名好记者,思想和立场最为重要,我深以为然。我很想知道你平时都读些什么书,信奉什么思想。”

毛泽东:“在长沙能读到的新书不多,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读。要说信奉什么新思想,我还谈不上。比较而言,我对无政府主义的印象要深一些。”

邵飘萍:“润之,我以前也对无政府主义有好感,特别是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感兴趣。可是自去年以来,我开始对社会主义有感觉了。润之,你知道前年发生的俄国革命吗?”

毛泽东:“听说过。这次来北京,我常听守常先生和仲甫先生说起,也在图书馆里查阅了一些资料,还参加过图书馆青年读书会的讨论,但总的来说,还是零零散散,构不成完整的概念。”

邵飘萍:“李大钊是中国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我也是受他的影响才接触社会主义的。”

邵飘萍说着,从书柜里搬出一堆资料:“你看,这是去年以来我收集和剪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资料,看了之后非常有启发。我打算找时间把这些材料系统地梳理一下,编成两本书,一本叫《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本叫《新俄国之研究》。我相信,这两本书出版之后,一定会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

毛泽东一下子兴奋起来:“先生,我能看看这些资料吗?”

邵飘萍:“让你来就是看这些资料的。润之,世界在发展,我们搞新闻研究的不能滞后,要紧紧地跟上时代才行。”

毛泽东激动地站起来:“先生,我以后能常来您这儿吗?”

邵飘萍:“求之不得。《京报》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