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大师——刘文典

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年），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九三学社成员。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师从陈独秀、刘师培，以见解独到、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出名。

刘文典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他恃才自傲，狷介无比，是一个知识分子特点突出的大学者。

蒋介石跟前的另一个“大炮”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士大儒更大多狷狂得很，他们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不屑于流俗。他们中的头号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据说他是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在这一批文人学者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更狂的，那就是刘文典。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和蒋介石对着干，从他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那股牛劲儿、牛骨头、牛脾气。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这一年11月，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蒋介石认为，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因此十分惊慌和气愤，前往安徽“纠正学风”。11月29日，蒋介石欲会见刘文典。可刘文典一点儿不着急，他早前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这次他果真不慌不忙，穿了长袍马褂，姗姗来迟。结果两人一见面就接上了火。

蒋介石见刘文典这副打扮，来得又晚，怒气难遏，便毫不客气地问：“你是刘文典吗？”刘文典一点不示弱，也没有因为迟到而抱歉，反而回答说：“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要刘文典交出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声称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就顶了回去：“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蒋骂刘是“新学阀”、“封建遗老”，刘骂蒋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还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当即把他关进了监狱。

消息传出，安徽大学师生们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集会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社会各方都向蒋介石施压，迫于无奈，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放了刘文典。就这样，“刘大炮”在炮轰蒋介石后安然无恙地返回了课堂。

横竖看不上沈从文

刘文典不仅面对权贵猖狂，就算在学界内，也是狂妄至极，对当时很多名声在外的学者都不放在眼里。但是他有自己的好恶，有鲜明的立场，有自己敬重的学人。其中，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沈从文、陈寅恪两人。

刘文典认为陈寅恪的学问是做得最好的，为人也是高尚的。他曾经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说他对陈寅恪的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他看不起搞文学的人，认为文学不是真正的学术，对搞文学的人不屑一顾。他曾经的学生沈从文就不幸地成为他这种观点的牺牲品，因为他横竖也看不上沈从文。

因为战事，昆明城里经常因为空袭拉警报，每次拉警报，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争先恐后地跑到防空洞里避险。有一次跑警报时，沈从文恰巧和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刘对身边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警报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他沈从文替谁跑啊？”沈从文真是“躺着都中枪”。

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学生都去搀扶他，他忽然想起了“十二万分”敬佩的陈教授视力不好，行动不便，便赶紧带着几个学生前去帮助他，还喊着：“别管我，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在刘文典心目中，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算一个。学校打算提拔沈从文为教授，他得知以后很有意见，他说：“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应该拿400元，我该拿40元，朱自清该拿4元。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沈从文都是教授了，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吗？”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只有刘文典表示了不满。

其实，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在当时学界是影响颇深的，到现今也是众多文学人所公认的，可就是入不了刘文典这位大师的眼。不管沈从文冤还是不冤，狂傲不羁、言谈骇俗的刘文典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倒是符合他的一贯作风的。

“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刘文典不只对蒋介石、对权贵、对同人狂傲不羁，对外敌更是有强硬的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北平爱国青年学生甚至卧轨请愿，刘文典的长子刘成章也在请愿之列。刘成章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体质较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之后就患病不起，不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北平沦陷以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他断然拒绝。这让日本人愤怒了，他们两次搜查刘文典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文典毫不畏惧，横眉冷对。他原本留学日本，日语说得非常好，但他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一句日语也不讲。他经常用来告诫自己的一句话是：“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又过了一段时间，吴晓玲教授也来到了昆明，刘文典便向吴打听周作人的景况。吴晓玲说周作人“家中还有老小”，不能离开北平，一听这托词，刘文典很气愤：“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除了周作人，刘文典讨厌的没有民族气节的人还有他的老师刘师培。刘师培也是十分有学问的人，是近现代与胡适同辈的学界先贤，刘文典受到刘师培的赏识，而且从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但是，后来刘师培投靠了袁世凯，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就很少再和他来往，言谈中也很少提这位昔日敬重的老师。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和他一起吃住，但自从刘管廷在冀东谋到了一个伪政府的职务后，刘文典就十分气愤，先是以有病为由不跟他一起吃饭，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让刘管廷搬离了自己家。

解放前夕，胡适为刘文典联系好了美国的学校，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打算帮他们到美国谋业生活。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适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可见，这位“爱放炮”的学者并不是单纯的狂傲不羁，在他的骨子里也蕴藏着华夏之髓，民族气节在他身上无时无刻不在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