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场中的民国牛人（刘继兴）

鲁迅曾遭遇“山寨版鲁迅”

当前，山寨文化大行其道，山寨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早在八十二年前，大文豪鲁迅先生就曾遭遇过山寨版的自己，他还专门就此登报声明以正视听。

那是1928年2月25日，鲁迅先生意外地接到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学生的来信，信中说：

树人先生：我们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至今已多久没见面了。前在杭时，蒙先生允萍时常通信及指导，但是我在杭时，也曾有信寄曼·女士转先生，并又有疑问请问，但是至今已二月二十一号了，也未见复，不知先生究因时间关系？抑没有收到耶？使我很念。

腊月二十三回沪至家，至今已将一月，而在正月十五十六考上海法政大学，今已上课，但是，唉！不愿写了，如果先生收到了此信，希望先生抽空复书，至盼。

马萍痕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份莫名其妙的来信使鲁迅十分诧异，他马上写了一封回信，告诉这位女士：自己已有将近十年未去过杭州了，所谓在孤山与人分别云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见到的，一定是另一个人。

这位名叫马萍痕的女学生接到回信后，也大感蹊跷，她觉得有必要把事情搞清楚。1928年3月17日，她约上以前听过鲁迅课的一位朋友，一同去拜访鲁迅先生。

当面锣，对面鼓，事情立马弄清楚。与鲁迅见面后，马萍痕才知道，当时与她在杭州孤山交谈的那个自称“鲁迅”的人，并非鲁迅本人，是一个假冒其名者。

与鲁迅先生的交谈中，马萍痕还给他看了杭州的那个“鲁迅”在苏曼殊墓旁写的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民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鲁迅看后，气不打一处来。这诗不仅不通，语调也太可笑了。如此荒唐之句，实在有损自己的文名。

这个人为何要冒自己的名？他这样做目的何在？为了弄清楚这些，鲁迅先生给当时正在杭州教书的许钦文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了解一下关于杭州“鲁迅”的情况。当时在杭州的鲁迅朋友，有许钦文和川岛等人。他们也听说“鲁迅”到了杭州，甚至有人亲眼见到“鲁迅”在苏曼殊墓前的题诗。许钦文接到鲁迅的信后，便与川岛去了孤山脚下的苏曼殊墓，但没有见到这首题诗，也许是时隔较久，被雨水冲刷掉了。许钦文和川岛又向了解情况的学生打听，了解到这个冒名鲁迅者也姓周。有个学生说，那个“鲁迅”就在离西湖不远的松木场小学教书。到了松木场小学，他们果真见到了那个“鲁迅”。这人大约三十多岁，瘦长脸，上唇如鲁迅先生一样也留着短须，身上穿一套白裤褂，脚下却穿着一双草鞋。

为了避免当面揭穿的尴尬，许钦文与川岛未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只说是慕名前来拜访“鲁迅”先生。在交谈中，“鲁迅”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态度，说世事如此，自己只能隐姓埋名，到乡下来教小学生了。此人说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他告诉许钦文和川岛，自己写过一部名为《彷徨》的小说，销了8万多册，但是自己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等等。

许钦文和川岛追问他还写过些什么文章，他却说不出来，看来此人对鲁迅的思想、生活及作品并不熟悉。但他为何要自称“鲁迅”，目的何在，一时还看不出来。川岛当时还觉得此人神经好像有点不正常。很快，许钦文便将了解的情况写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鲁迅。

如六耳猕猴之于孙悟空、李鬼之于李逵一样，“山寨版鲁迅”之于鲁迅先生，无疑也是一个迷惑性的存在，其活动难免扰乱人们的视听，使人真假莫辨。鲁迅接到许钦文的信后，写了一则《在上海的鲁迅的启事》，发表于1928年4月2日的《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上（后来编入《三闲集》，见《鲁迅全集》第三卷），该启事先略述了此事的经过，然后以其贯有的幽默而犀利的笔调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中国另有一个本姓周或不姓周，也名鲁迅，我是毫没法子的。但看他自叙，有大半和我一样，即有些使我为难。那首诗的不大高明，不必说了，而硬替人向曼殊说‘待到它年随公去’，也未免太专制。‘去’呢，自然总有一天要‘去’的，然而去‘随’曼殊，却连我自己也梦里都没有想到过。但这还是小事情，尤其不敢当的，倒是什么对别人预约‘指导’之类……

我自到上海以来，虽有几种报上说我‘要开书店’，或‘游了杭州’。其实我是书店也没有开，杭州也没有去，不过仍旧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因为我不会拉车，也没有学制无烟火药，所以只好这样用笔来混饭吃。因为这样在混饭吃，于是忽被推为‘前驱’，忽被挤为‘落伍’，那还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管他娘的去。但若再有一个‘鲁迅’，替我说教，代我题诗，而结果还要我一个人来担负，那可真不能‘有闲，有闲，第三个有闲’，连译书的工夫也要没有了。所以这回再登一个启事。要声明的是：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就在当年的7月12日，鲁迅与许广平来到杭州，逗留了4天，很兴奋地游了西湖，甚至还逛到旗下（今湖滨公园一带）、清河坊、城站等热闹街市购物。他还在西泠印社买了拓本，去书店买了一些旧书。鲁迅此行，自然也受到杭州各界人士的热情接待。真鲁迅在杭州公开露面后，杭州的那个“山寨版鲁迅”从此便销声匿迹了。

老报人们的那些绝妙标题

俗话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题好一半文”，读者打开报纸，要看什么，先看什么，取决于标题。旧中国的老报人们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

上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时，有一年清明节曾去岳麓山扫墓。当时据官方要求，各报必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不料，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虽然字数、题意与原标题毫无二致，且更加通俗易懂，但“他妈的”三个字却又是一句国骂，因此，这一语双关的妙题令当事人啼笑皆非，而广大读者也忍俊不禁。

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早晨，丰子恺翻开上海的“新闻报”，一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赫然入目。他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自己素来与人无冤无仇，何以对他这样破口大骂？因而怒不可遏。待他看完全文，却发出了会心的微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有人在针对丰先生的《乡村学校的音乐课》一画进行评论，画中的孩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歌。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但读者从他们扬着头，张着嘴的神态中，仍能体会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正沉浸于全身心地投入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之中。刘继兴考证，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曾这样称赞过丰子恺的这种画法：“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这篇题为《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文章说出了丰子恺画画的特点：人物脸部虽然没有眼睛鼻子，却维妙维肖。

丰老很赏识这篇品评他画作的文章。事过三十多年，他还清楚记得文章发表的年月和作者的名字。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也纷纷涨价。《新民报》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见报后，读者纷纷叫绝。

抗战时期，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均不战而逃，广州沦陷。香港某报愤慨地将失地事件与三人名字巧妙地嵌在标题之中，即成：

余汉无谋 吴铁失城 曾养离甫

此嵌名标题讽刺辛辣，使国民党军政要员的投降嘴脸暴露无余。

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未动。

通讯中写道：“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报道详尽记述了河南水、旱、蝗、风、雹等天灾，也揭露了当局向灾民征兵、征粮等人祸，惊叹灾民的悲惨生活，质问当局为何不救灾！

王芸生读后气愤异常，他对比重庆纸醉金迷的现状，提笔写了一篇的社评，标题只有振聋发聩的六个字：“看重庆念中原。”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晚上，新闻检查所派员送来了国民党当局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决定，以示“惩戒”。《大公报》遵令于2月3、4、5日停刊了三天，造成了西南大后方轰动一时的“《大公报》停刊事件”。《大公报》停刊三天后，发行数由6万份增至10万份。发行数的增长，无疑是读者对停刊处罚的回击。

1947年，金元劵大贬值，民不聊生，工薪阶层苦不堪言。武汉《大刚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

公教人员不是东西（主）

是东西也应当涨价！（副）

标题以诙谐幽默的口气，为广大公教人员的生存发出了一声呐喊。

1947年5月8日，《文汇报》把国民党政府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和四川省府务会议决定购买《伟大的蒋主席》一书分配给机关公务员这两条出版消息合在一起编发，加了一条这样的标题：

《袁世凯》要查禁

《蒋主席》必须读

从字面上查（当时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很严），查不出什么倾向来，但加上这两行标题，互相映衬，读者一看就明白了，这就叫“绵里藏针”的斗争艺术。

解放战争时期，湖南、湖北一带的国民党报纸常刊登贺龙已被活捉枪毙的消息。一次，某日报纸又受命刊登这一“新闻”。原标题为“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一位编辑实在无奈，便在编排时有意在“被”字的前面加了个“又”字，出报时，变成“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仅仅一个“又”字，使谣言不攻自破。

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家报纸，对蒋介石频繁打内战深为不满，于是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战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这个标题是套用《论语》开头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文章发表后，该报在一周内竟然被停刊两次。另一家报纸对此愤愤不平，特意发消息以声援同行，并加上这样的标题：

报而时停之，不亦乐乎！

对此绝妙标题，老百姓读之，不亦乐乎！

1948年，美国驻中国特使马歇尔奉命回国，被派到南京接替马歇尔职务的是华莱士。当时南京某大报纸以《马歇尔歇马 华莱士来华》作标题报道了这条新闻。

此标题运用“回文”手法，正读反读都一样，巧妙至极，至今为报界称道。

在标题制作方面最有成就的当属老报人张友鸾。张友鸾生于1904年，安徽安庆人，历任北平《世界日报》、上海《立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总编辑。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他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

张友鸾在近30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是以用心、精致著称。即使一则普通气象新闻，他所取标题也别有趣味。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令许多人过目难忘。

《新民报》抗战期间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因其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以至于轰动了整个山城，迄今仍使人记忆犹新。

在《新民报》任总编辑时，张友鸾对社会新闻、大小消息都十分在意。“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他题为“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而报道贫富差距，他又取标题叫“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

1943年，张友鸾在成都《新民报》主编社会新闻，当时成都各大、中学校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青年学子们深感出路问题严重，怨声载道。《新民报》社会新闻版“学府风光”一栏登载了四川大学通讯员写的一则消息，说该校厕所管道堵塞，不能使用。张友鸾当即挥笔制作了耐人寻味的标题：

川大出路成问题

一语双关，警策动人，犀利无比，大为读者称赞。川大校长系国民党省党部主任黄季陆，阅报大怒，但又无法发作，只能悻悻作罢。

蒋介石开近代学历造假之先河

时下假货横行，文凭更是如此。尤其是一些来自海外的洋文凭，由于信息不对称，令人难辨其假，在中国大行其道，如“克莱登大学”那样欺世盗名者不在少数。就是再出一万个方舟子，恐怕也打不过来。出洋留学去获得文凭，是近代才开始的事情，在中国不过是一百多年的历史。那么，谁是近代中国学历造假第一人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造假历来隐秘，只有被公开揭露方能为我们所知。

有据可查的近代中国学历造假第一人不是别人，就是曾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蒋介石。

最早公开揭露蒋介石假文凭的是李宗仁。由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第670至571页中，有这么一段李宗仁的回忆：“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

李宗仁是蒋介石的政治宿敌，他的这段话是否可信呢？对民国历史研究颇深的李敖先生在其《蒋介石评传》一书中，对蒋介石的假文凭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从而佐证了李宗仁说法的正确。

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1908年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了三十三年（1907），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1907（光绪三十三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1904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1907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1905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1910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28）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1937年5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学校，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学校，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李敖以犀利的笔锋，详实的考证，揭穿了蒋介石假文凭的真相，使之难以再糊弄世人，以正视听。

其实，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以蒋介石早年之革命资历与能力以及超人的手段，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不是什么难事，根本不需要假文凭来撑门面的。人还是本色点好，看看人家毛泽东，对其中专文凭从不讳言，更不去弄虚作假，不照样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天下？从对待自己的学历一事，亦可看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高下来，前者非常自信，后者则很是自卑。

文化名士们的可爱书生气

苏东坡曾自嘲“一肚子不合时宜”，意即自己的书生气太重。所谓书生气，就是指一个人过于认真，再带一点点天真。由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固，讲究经世致用八面玲珑，书生气不合时宜似乎是几千年来的定论。其实，书生气表现的是真性情，有其迂腐与天真的一面，但也有其可爱的一面。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国桢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无言，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田汉性格浪漫，书生气十足。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都如此可爱，令人忍俊不禁。

大学者古直（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胡适曾声称最重视学术，决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可数年之后，他创办了《努力》周报，并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们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第二”。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以艰苦抗战为由对职工采取低薪制，经常增加工作时间，严格执行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多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好坏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堂哗笑。

吴宓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容如此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

1946年，国民党把持的伪“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这两位老兄的书生意气，把老蒋气得够戗。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

正是这些岁月磨不灭的书生气，使得我们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充满了灵性，也充满了无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