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亲历观察与《颜氏家训》的思想奠基

转自：邯郸日报

杨智俊

颜之推（531年－约597年），字介，祖籍琅邪临沂，生于南梁，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教育家。554 年江陵城破后沦为西魏阶下囚，556年借黄河水暴涨之机抵达北齐都城邺城（今邯郸市临漳县），获文宣帝高洋赏识留仕，直至577年北齐灭亡，在此生活二十余载，约占其一生三分之一。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历经北周、隋朝，整理一生见闻与思考写成《颜氏家训》。

颜之推一生著述颇丰，他所创作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汉民族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宏大且内容丰富的家训。这部著作开“家训”之先河，在家庭教育、道德修养方面给后人提供了宝贵借鉴，同时也为后人研究南北朝历史及语言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

颜之推在北齐的二十余载任职经历与北齐政局变迁深度交织：556年抵达邺城后，获文宣帝高洋赏识，拜为奉朝请，引入内馆之中，侍从左右。初期得以近距离观察皇室与官场，见证天保年间 “内外清谧” 的治世与高洋执政后期的暴虐隐患；武成帝至后主时期，曾任地方官职（如赵州功曹参军）与中央官职（如黄门侍郎），亲历斛律光被诛、兰陵王被毒鸩及张延隽遭排挤罢免等贤才受害事件，目睹北齐由衰至亡的全过程。这些经历使其得以全面接触北齐皇室教育的得失、官场贤才的命运、学界文坛的风气等现实图景，成为《颜氏家训》中“修身立品” “治家治国”“治学著作” 等训诫的直接现实依据。

北齐政俗镜鉴：治家治国思想的现实源流

颜之推以北齐皇室及士大夫群体的实践为镜，提炼出治家与治国的核心准则，其主张兼具现实针对性与思想深度。

在家庭教育方面，北齐皇室的教育失败案例极具警示意义。武成帝高湛与皇后对幼子高俨过度溺爱，使其十岁便养成骄纵跋扈的性情——所用器物服饰必效仿皇帝规格，后因与宰相有嫌隙竟假传诏令将其斩杀，最终被兄长后主高纬秘密赐死。颜之推直击悲剧根源：教育子女若 “失之于宽”，任其性情发展而不加约束，终将酿成祸患。由此提出 “严慈相济” 原则，强调教育需始于早龄：“当及婴孩，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可为，使止则止”，主张在孩童初通人事时便立规矩、明是非。同时，他对北齐一士大夫 “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服事公卿” 的教子行为明确反对，认为即便凭借取媚手段跻身仕途，也非正道。在他看来，子女入仕当以刻苦治学、精进学业为根本，通过真才实学立足朝堂，这一主张既规范入仕途径，更蕴含对子孙气节的教育。

治家层面，颜之推认为长辈需以身作则，“风化自上而行于下”，且需把握宽严尺度。他批评北齐吏部侍郎房文烈治家过宽：婢女因买米逃走致全家断粮，找回后竟仅温和诘问而不加责罚，这种无原则宽容实则难成治家之道。也反对治家过苛与贪婪吝啬：如邺下某领军积财已甚，家中僮仆八百仍不满足，饮食开销严苛到每人一天的饭菜仅以十五钱为标准，最终因罪被抄家，却发现家中藏有满屋麻鞋、数库房破旧衣服及无数财宝，成为治家反面教材。此外，他关注北齐妇女角色：邺下妇女受少数民族风俗影响，干练且主持家政，不仅处理家中事务，还频繁参与社会事务，在诉讼场合据理力争，在社交中应酬周旋，街道上满是她们的车马，官府中亦有其身影，且纺织刺绣技艺优于江东妇女。颜之推肯定其聪明才智，却受时代局限，仍认为女性应扮演男性贤内助角色。

国家治理上，颜之推指出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强调实用人才的重要性。北齐兴衰与贤才命运紧密相连：文宣帝高洋委政于杨遵彦，使天保年间 “内外清谧、朝野晏如”；杨遵彦被杀后，刑政迅速衰落。斛律明月作为抵御外敌的“折冲之臣”，用兵能力远超“万夫之望”，却无罪被诛，导致将士人心离散，北周始有吞并北齐野心。张延隽任晋州行台左丞时，对主将严格管理扶持，镇抚疆场，囤积物资，爱护百姓，使晋州坚如磐石 “隐若敌国”，却因群小排挤被调离，其离职后晋州公私事务混乱，北周进攻时率先被扫平，成为北齐灭亡征兆。这些案例印证 “慕贤用贤则国兴，弃贤害贤则国亡”，颜之推借此告诫子孙，治国治家皆需重视贤才，避免因小人作祟错失贤能。

北齐学林文坛：治学规范与文学理念的实践反思

北齐学界与文坛的诸多弊端，促使颜之推深入思考治学与创作本质，其主张既是对时弊的批判，也是对理想范式的建构。

治学方面，颜之推认为真正的人才需 “经术与才博兼备”。他在邺下见到邢子才，评价其作为儒者，既潜心经学，又以才学渊博闻名，堪称 “上品”，暗含 “经术为基、才博为翼” 的人才标准。反观当时学界乱象丛生：“博士买驴” 的邺下谚语，讽刺博士行文空泛，写三纸契约竟未提核心的 “驴”，暴露其堆砌辞藻却不懂务实表达的弊端。俗间儒士 “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除经书和注疏外毫无涉猎。颜之推初入邺时与崔文彦谈及《王粲集》中驳难郑玄《尚书》注的内容，崔文彦向儒生讲述，儒士却茫然无知，可见儒士学识浅薄。对经典的无知妄解也屡见不鲜：魏收在议曹与博士议宗庙事时引用《汉书》为据，博士竟嘲笑 “未闻《汉书》得征经术”，将经史割裂，暴露对学术源流的无知；齐人姜仲岳更将 “孟劳”（古代宝刀名）错误解读为 “公子左右姓孟名劳的多力之人”，与颜之推争辩却毫无依据，尽显对典籍的曲解。

不过，北齐也有好学典范：宦官内参田鹏鸾本是蛮人，十四五岁身居阍寺之职，却始终怀书于袖，朝夕讽诵，即便身处卑微仍以好学自励。颜之推特意记录，意在说明 “好学无关身份”，无论出身贵贱，心怀向学之志、勤于践行，远胜空有虚名的 “博士”“儒士”。他自身也注重实地考证，曾随齐主至并州，从井陉关进入上艾县，特意留意城东数十里的 “猎闾村”；在赵州任职时，见到柏人城北无名小水便留心记录，体现 “知行合一” 的治学态度，避免空谈书本脱离现实。同时，他强调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感慨北齐学界空疏，校书需以扎实学识为根基，要通览群书、辨明源流、务实考证，避免谬误，间接纠正学界 “空疏之风”。

文学领域，颜之推反对轻浮浅薄创作，如“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这类作品脱离文章应有的庄重与内涵，反映部分文人追逐猎奇、忽视文学本质的浮躁风气。他推崇席毗与刘逖认可的 “寒木春华” 式创作：席毗嗤鄙刘逖辞藻如荣华仅供片刻玩赏，称自己等人的文章如千丈松树经风霜不凋，刘逖回应 “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毗认可，表明文章需兼具实质内容与优美辞藻。北齐文坛存在南北审美分歧与保守风气：对南朝诗人王籍《入若耶溪》中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的名句，江南视为 “文外断绝”，北齐邺下才俊范阳卢询祖却直言 “此不成语，何事于能”，魏收也认同，反映北齐文学评论对 “含蓄意境” 的忽视。同时，“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北齐所在的北方文学圈缺乏正常学术辩论与批评氛围，颜之推初入邺时因尝试文学批评而“忤人”，可见保守风气阻碍交流。

邢子才推崇沈约（代表南朝雅致声律之美），魏收偏爱任昉（体现实用刚劲之风），且邢 “轻任昉”、魏 “毁沈约”，这种片面态度被颜之推视作视野狭隘，暗含对文人当兼容南北优长、破除门户之见的期待。综上，他的文学主张清晰：反对轻浮创作，推崇文质兼备；肯定权威文人价值，批判保守批评风气及对佳作的主观否定，强调文学应兼具 “实义” 与 “风华”，扎根德行实干，重视文采意境，且健康文学生态需开放批评与交流，而非固守偏见。

北齐世风与士行：个人品行与处世准则的经验提炼

北齐社会在名实、行事等方面的不良风气，让颜之推重视个人品行与务实的重要性，其剖析与警示皆源于现实观察。

名实关系上，邺下某士族子弟任襄国令时，为求声誉颇为刻意。送别服役男丁必亲自握手，赠梨枣糕饼，附以温情说辞，借此收获民誉。但这种以功利心经营的名声难以持久，最终日常行政因执着表面功夫而失序。依颜之推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之论，此人既无 “忘名” 的纯粹，也未达 “立名” 的中正，刻意求名的虚势难掩本质，印证 “名实相悖则誉不长久”。

个人行事方面，颜之推反对士大夫滥用才干：北齐部分士大夫有血气才干却不用以卫国，反而 “微行险服，逞弄拳腕”，他反对子孙从事武事，主张延续先祖 “儒雅” 门风，认为士大夫舍弃文业、沉迷武斗，不仅难成功业，还会因逞凶好斗身败名裂，无治国实绩与佳作，实为不智，体现对家族子弟坚守儒学正道、以文立身的期许。

养生上，他以王爱州在邺学服松脂无度致肠塞而死为例，阐述理性思考，提及类似 “为药所误” 者甚多。颜之推认为养生重要，“生不可不惜”，但绝不能盲目苟且，不应是脱离实际的偏执行为，不能为长生采用不科学方法，否则适得其反。同时强调养生价值需与道义结合——为国家百姓牺牲值得，一味为养生而用荒诞无节制方式，不仅违背初衷，更会招祸。

杂艺方面，他见兰陵王等王府有投壶器具，由此展开讨论，认为投壶这类杂艺可学作为生活调剂或礼仪点缀，但不可过度追求专精；若沉溺其中、以精于杂艺为荣，反而会如受奴役般被技艺束缚，丧失主体尊严，招致轻视与耻辱，需坚守 “正业为本、杂艺为末”，避免舍本逐末。

北齐末年，“多以财货托附外家，喧动女谒”，不少人不通过正当途径发展，而是将财物托付外戚家族，借助后宫嫔妃或外戚门路干预朝政、获取利益，使 “女谒” 之风盛行，朝堂内外喧嚣，破坏公平选才机制，助长贪污腐败、投机钻营之风。颜之推记录此事警示后人 “省事”，远离旁门左道，回归正途，以实干与品德立足，否则加剧社会混乱，导致政权衰败，北齐覆灭与此类乱象不无关联。他自身任黄门郎时便萌生收敛退隐之意，践行 “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厌恶骄傲自满，深知谦虚淡泊可免祸，人若放纵欲望、志得意满，易迷失方向招嫉恨灾祸，懂得适可而止才能安稳长久。

家训流泽：对颜氏家族与中华文明的影响

《颜氏家训》最初为“整齐门内”而作，其“严慈相济”的教育原则、“以学立身” 的入仕主张、“气节为先” 的品行要求，直接塑造了颜氏子孙的价值观，后代以之为行为准则，坚守儒学传统，延续 “儒雅传家” 特质，成为维系家族文化生命力的精神纽带。该书共有七卷，二十篇，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著录的一部家训专书，被后世誉为“古今家训之祖”。

该书因对治家、治学、处世的深刻总结，影响逐渐超越家族范畴，被后世广泛奉为家教范本。书中“尊老爱幼”“勤学守礼”“务实致用”等理念，既扎根于对北齐社会的反思，又契合传统伦理的核心诉求，渐成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成为传统家训文化的核心代表，对古代家庭教育与文化传承影响深远，至今对家庭教育仍具借鉴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