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的细节》 9 ：李成《读碑窠石图》何以成百代标程？

1、李成是李唐宗室后裔，本籍长安，因战乱避居营丘，后世遂称其“李营丘”。这一出身赋予他独特的文化视野——既受皇室艺术审美熏陶，又因避乱经历对自然与乱世有更深体悟。虽生不逢时，却凭借宗室身份的文化积淀与后天画艺，在五代至宋初的画坛站稳脚跟。他的“宗室”背景虽未直接助力仕途，却让其画作自带一种超脱世俗的气韵，区别于民间画匠的“实用型”创作，为后续成为“古今第一”的山水画家埋下伏笔。

2、李成早年师法关仝，与关仝、范宽并称“三家鼎峙”，是宋代画坛的核心影响力人物。从皇室到民间，均以收藏、学习其画法为风尚：宋神宗因崇拜李成，间接推动郭熙创作《早春图》；北宋画院山水画的顶尖作品，几乎都以李成画法为“模板”。宋朝作为中国艺术顶峰时期，李成的画风堪称当时山水画的“主流标准”，甚至元人直接尊其为“古今第一”。这种影响力远超同时代其他画家，核心在于他的作品既延续北派山水的雄浑，又注入独特的“灵气”，契合宋代文人与皇室的双重审美需求。

3、《读碑窠石图》这幅画最抓人眼球的，是左侧贯穿画面、“长牙舞爪”的古树。从时节看，树叶落尽显冬季萧瑟，古树根系深扎地面，枝干向四方舒展，如环抱般围住古碑，仿佛与古碑共生多年，形成“树护碑、碑映树”的共生感。技法上，古树枝干以细线勾勒，笔力潇洒遒劲且富有韵律，蜿蜒曲折的形态不见丝毫柔弱，反而透着对抗恶劣自然环境的恣意与坚韧。这种“以形传神”的描绘，让古树不仅是景物，更成为岁月与生命力的象征，为画面奠定深沉厚重的基调。

《读碑窠石图》北宋/李成/绢本/水墨/126.3×104.9cm/（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4、西方古典绘画以“模仿再现”为核心，强调“物我对立”，画树仅追求形态逼真；而中国山水画遵循老子“自然”“物我合一”的精神，画家画树不止于“形似”，更要传递树的“生长过程”与“元气”（生命力）。《读碑窠石图》的古树正是如此——它不仅有“树的样子”，更通过遒劲枝干、舒展形态，展现树木在自然中抗争、生长的生命力。这种“超写实”的精神表达，让画作跳出“风景画”的局限，成为承载画家对自然领悟的艺术品，也是中国山水画区别于西方风景画的核心特质。

5、李成在技法上有两大突破性创造：一是“蟹爪皴”，用于描绘树枝——枝干线条如螃蟹爪子般遒劲分叉，既保留树木的自然形态，又通过线条的曲折感传递坚韧气韵；二是“卷云皴”，用于表现山石——以笔尖精准迂回的笔触，将山石皴成云朵般的灵动形态，打破了荆浩笔下高山“刚硬不可侵犯”的单一感。“卷云皴”最精妙之处在于“画风于无形”：虽未直接画风，却通过山石如流云般的纹理，让观者感受到风的流动，使巍峨高山兼具“雄浑”与“灵动”，凸显自然万物“抗争后不屈”的高贵特质。

荆浩《匡卢图》（局部）

李成《茂林远岫图》（局部）

6、米芾评价李成山石“石如云动”，精准点出“卷云皴”的艺术效果。李成用“卷云皴”描绘山石时，笔触迂回如流云，墨色浓淡交错，让原本厚重的山石仿佛有了云朵的轻盈与动感——观者凝视画面，会产生“随山石遨游天空”的沉浸感。这种效果恰好契合北宋皇室的审美需求：北宋作为强大王朝，既需要山水的“恢弘霸气”彰显国力，又需“万物凝聚的灵气”体现文化底蕴，而李成的山石既具北派山水的巍峨，又有流云般的灵气，完美适配皇室对“王朝气象”的艺术表达。

7、《读碑窠石图》的“碑”是画面绝对主角，虽历经风雨字迹磨损，看似“无字碑”，但主仆二人凝视的专注表情，暗示碑中藏有深意。最关键的线索是碑侧小字“王晓补人物，李成画树石”，揭示这幅画是“合作作品”——李成负责树石部分，王晓补充人物。这一信息不仅还原了创作背景，更印证了五代至宋初的绘画分工传统：画家常专注于某一领域（如李成擅山水、王晓擅人物），通过合作完成完整作品。同时，碑的“古旧感”与树的“生命力”形成对比，强化了“岁月流逝、精神永存”的主题。

8、从魏晋到唐、五代至宋初，画家普遍不在画作上留名，核心是怕破坏画面整体性，画家姓名与作品信息仅记录在历史典籍中（如《历代名画记》）。而从宋代开始，画家逐渐在“不影响画面”的前提下藏签名——或藏于山峰、树干，或像《读碑窠石图》般写于碑侧。这种变化并非偶然：一方面，宋代文人画兴起，画家更注重“作品归属”与“个人表达”；另一方面，绘画技法成熟，画家能巧妙将签名融入画面，既保留作品完整性，又实现“留名”需求。这一演变也成为古画断代的重要依据：有作者题款的画作，基本可排除宋朝以前的可能。

9、关于画中主仆二人的身份，流传两种核心传说：一是东汉蔡邕读曹娥碑的情景；二是曹操与杨修探访曹娥碑的故事。两种传说均围绕“曹娥碑”展开——曹娥是汉朝少女，因父亲落水遇难，寻父十七天后投江，三日后背父尸浮出水面，当地县令为其立碑，邯郸淳撰写碑文。这一“孝女”故事流传甚广，成为后世文人凭吊的文化符号。画中主仆“读碑”，实则是借曹娥碑的文化内涵，为画面注入“缅怀先贤、感悟世事”的深度，让山水不再单纯写景，而是承载历史与人文思考。

10、曹娥碑上的“密码”有何文化深意？据记载，蔡邕看到曹娥碑碑文后激动题下“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密码”，后被杨修破解：“黄绢”是有色丝绸，对应“绝”；“幼妇”是少女，对应“妙”；“外孙”是女之子，对应“好”；“齑臼”是捣姜蒜的容器（受辛之器），对应“辞”，合为“绝妙好辞”。这一“密码题跋”充满文人趣味，既赞美碑文精妙，又体现文人阶层的“智力共鸣”。画中主仆“读碑”，暗合这种“解读文化密码”的场景，让《读碑窠石图》从“山水+人物”的表层，升华为“文人对话历史”的精神载体，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层次。

11、李成性格孤傲，绝不趋炎附势——不愿做官便以画画为生，即便王公贵族求画，若看不上对方也断然拒绝；他嗜酒，常痛饮狂歌，清醒时作画、醉酒时抒情，最终于公元967年因饮酒过量死于客舍，活得意气风发。这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恰好融入其画作的“超脱气韵”。后世对其评价极高：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称，仅李成、关仝、范宽三位山水画家“才高出类，为百代标程”，意即后世画家无论如何创新，都难跳出三人的艺术框架。这一评价既肯定李成的画艺，更凸显其对中国山水画的“奠基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