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算缗令”：汉武帝如何用财产税榨干中产阶层？

前言

1993年春，连云港尹湾村的村民在村西南取土造房时，一锄头下去磕到了块硬东西。

拨开泥土一看，不是寻常的石头，而是一截发黑的椁板。谁也没想到，这底下藏着一座西汉晚期墓葬。

墓里出土的200多枚汉简，竟藏着两千年前一场席卷全国的财富风暴的真相。

其中一枚编号为YM6D11的木牍（“YM”即“尹湾墓”的缩写），字里行间透着股寒意。

这是当时东海郡官吏登记民户资产的“计簿”，上面记着类似“某户，赀（资）卅万，算得六万”的字样。

虽未逐字写明资产构成，但结合同期汉简记载，我们能还原出真相：这户人家该有三百亩地、一处宅子、两辆牛车、三个奴婢，总资产三十万钱，按规矩得缴六万钱的税。

可别觉得这税不算多。当时一个成年男子辛苦种田一年，撑死了能攒一万钱。

六万钱，意味着这户人家得不吃不喝干六年才能缴清。

更让人揪心的是，木牍边缘磨得发亮，显然被官吏翻来覆去核看过无数次——这哪里是征税，分明是在扒皮。

这枚简牍记录的，正是汉武帝时期“算缗令”的真实写照。一场原本号称“充盈国库”的税收改革，最后怎么就变成了专门针对中产阶层的收割？

一、汉武帝的“钱袋子”危机

要说清楚算缗令，得先说说汉武帝手头有多紧。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登基时，接手的是个实打实的“富裕王朝”。

他爷爷汉文帝、爸爸汉景帝在位时，讲究“轻徭薄赋”，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堆得放不下，钱库里的铜钱多得串钱的绳子都烂了。

《史记》里形容那会儿的家底：“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可刘彻不是个安分的主。他眼里盯着北面的匈奴，心里憋着股劲要报仇。

自打刘邦当年被匈奴围在白登山，汉朝皇室就一直忍着这口气，靠送公主、给财物维持和平。

到了汉武帝这儿，他大手一挥：“不装了，开打！”

这一打，钱就像流水似的花出去了。

公元前127年，卫青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赏钱二十万斤；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河西之战大胜，赏钱五十万斤；

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兵，光是赏赐就花了一百多万斤黄金。

那会儿一斤黄金值一万钱，一百多万斤就是一百多亿钱——要知道，汉朝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五十亿钱左右。

几场仗打下来，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底见底了。

负责管钱的大司农急得直跳脚，好几次跟汉武帝哭穷：“陛下，再打下去，士兵们都快发不出俸禄了！”

汉武帝也犯愁。国家没钱，边防军的粮饷跟不上，匈奴还在北边虎视眈眈。

他召集大臣们开会，琢磨着怎么搞钱。

有人说加田租，汉武帝摇摇头——农民本来就苦，再加税怕是要出乱子。

有人说让贵族捐钱，汉武帝笑了——那些列侯一个个精得很，上次让他们为祭祀献金，送来的金子成色都不足，最后查出一百多个列侯掺假，全给削了爵位，可钱还是没搞到多少。

就在满朝文武都没辙的时候，一个叫张汤的大臣站了出来。

这哥们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办案子不留情面，搞钱也有一套。

他给汉武帝出了个主意：“陛下，有钱人多的是，尤其是那些商人、地主，家里藏着钱不拿出来，不如向他们征财产税。”

汉武帝一听，眼睛亮了。对啊，那些中产之家，有田有房有生意，不薅他们薅谁？

于是，公元前119年，一道圣旨从长安发出，传遍全国——“算缗令”正式出台。

二、算缗令：看似公平的“割韭菜”章程

当时长安城里的富商们听说要征财产税，先是笑了——他们有一百种办法藏钱；

可东海郡的小地主们听到消息，腿都软了——他们的田宅车马，藏无可藏。

算缗令的条文写得挺明白，核心就一条：不管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有田有产的普通人家，都得把家里的资产报上来，按比例缴税。

具体怎么算呢？朝廷规定：

- 做买卖的、放高利贷的，家里的现金、货物，每两千钱算一“算”，缴一百二十钱（税率6%）；

- 小手工业者，每四千钱算一“算”，缴一百二十钱（税率3%）；

- 有田有宅的地主、有马车牛车的人家，除了自己家住的房子和耕地，其他资产每一万钱算一“算”，缴二十钱（税率2%）。

单看数字，好像也不算太离谱。尤其是普通中产2%的税率，听起来比商人低多了。

可这里面藏着不少坑。

首先是“资产认定”的坑。

朝廷说了，除了现金、土地、房屋，家里的奴婢、马车、牛羊，甚至连池塘里养的鱼、院子里种的树，都算资产。

有户人家养了几十只羊，本来是想给儿子娶媳妇攒彩礼的，结果算税的时候，羊的价值也被算进去了，一下子多缴了好几千钱。

更狠的是马车。

当时规定，普通马车每辆缴一算（一百二十钱），商人的马车每辆缴两算。

可怎么区分“普通马车”和“商人马车”？全凭地方官一句话。

有个地主买了辆马车拉肥料，结果被官吏认定是“疑似运货经商”，硬生生按商人标准多收了一倍的税。

其次是“申报”的坑。

朝廷要求所有人主动申报资产，可那会儿没有银行流水，没有房产登记，家里有多少钱全凭一张嘴说。

有个小吏还算实在，如实报了家里有十五万钱的资产，结果第二年就被调到边疆服役——为啥？因为他“露富”了，被上司盯上了。

从那以后，谁还敢说实话？

最关键的是，这税不是收一次就完了，是年年都要缴。

有户中产人家，家里有两百亩地，每年收成能攒两万钱，本来日子过得还行。

算缗令一出，他家资产被算成二十万钱，每年要缴四千钱的税，相当于大半年的收入。

第一年咬牙缴了，第二年就只能卖地，第三年直接成了流民。

可汉武帝不管这些。他觉得这政策公平得很——你有钱，就该多缴税，支援国家打仗，这是天经地义。

为了让政策推行下去，他还特意派了一批“酷吏”下去监督，谁要是敢抗税，抓起来没商量。

可问题来了，大家都不实报资产，这税怎么收得上来？

张汤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他给汉武帝又献了一计，这计策比算缗令狠十倍，直接把中产阶层推向了深渊。

三、告缗令：让邻居变成“催命鬼”

这第二条计策，名叫“告缗令”。

简单说就是：鼓励老百姓举报那些隐瞒资产的人，只要举报属实，官府就把抄没资产的一半赏给举报人。

这招可太毒了。它一下子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互相监视”的战场。

本来街坊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平时还能互相帮衬，告缗令一出，谁看谁都像“移动的赏金”。

有个叫杨可的人，最早响应号召，成了“职业举报人”。

他整天在街上溜达，谁家盖了新房，谁家买了马车，甚至谁家院子里多了几棵果树，他都记下来，然后跑去官府举报。

官府一查，往往能抄出不少“隐匿资产”，杨可也因此发了大财。

《史记》里说“杨可告缗遍天下”，意思是全国到处都是他这样的举报人。

尹湾汉简里有份《东海郡告缗案件簿》，记录了某县一年的举报情况：

全年受理告缗案件两百三十七起，其中查实的有一百八十九起，平均每两天就有一起。

被举报的大多是有几十亩地、几间房的中产人家，最惨的一户被抄家时，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被当成“隐匿资产”没收了。

为啥这么多人被举报？

因为举报的成本太低，收益却很高。

有个叫王二的农民，家里穷得叮当响，看到邻居张三买了头牛，心里不平衡，就跑去举报张三“隐瞒资产”。

官府来人一查，张三确实没把牛算进资产里，于是牛被没收，一半赏给了王二。

王二拿着钱买了地，张三却因为“抗税”被抓去服劳役，家里的地也被没收了。

更可怕的是，有些地方官为了邀功，故意夸大举报线索。

有个郡的太守，为了完成征税指标，让手下人挨家挨户“鼓励”举报，甚至暗示如果不举报，就把自己算成“隐匿资产者”。

结果短短一个月，该郡就爆出上千起告缗案件，中产家庭几乎被一扫而空。

社会风气也彻底变了。

以前大家见面打招呼，问的是“收成怎么样”；现在见面，眼神躲闪，生怕被对方盯上。

有户人家娶媳妇，本来想办几桌酒席，怕被举报“铺张浪费、隐匿资产”，愣是偷偷摸摸只请了自家人。

还有的人为了不被举报，故意把家里弄得破破烂烂，穿着补丁衣服出门，就算有钱也不敢花——

这就是《史记》里说的“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老百姓宁愿把钱花在吃喝上，也不敢攒下来买田置产。

告缗令实行了几年，全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被掏空了。

《史记》里记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意思是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多被举报，尤其是商人、地主，几乎全军覆没。

尹湾汉简《东海郡集簿》里有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算缗令实行前，东海郡有中产家庭十三万六千户；

实行五年后，只剩下七万两千户，减少了近一半。

而流民的数量，却从原来的两千多人，暴涨到三万多人——这些流民，大多是被算缗令和告缗令逼破产的中产。

可汉武帝看着国库一天天充盈起来，笑得合不拢嘴。

抄来的钱堆满了国库，没收的土地多达几千万亩，奴婢有上千万人。

他用这些钱继续打匈奴，修宫殿，搞祭祀，日子过得风光无限。

只是他没想想，那些被榨干的中产，该怎么活下去？

四、中产之死：一场无声的社会崩塌

在这场财富风暴中，中产阶层的破产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步步被推向深渊的。

咱们可以跟着尹湾汉简里记录的一个普通家庭，看看他们是怎么从“衣食无忧”变成“家破人亡”的。

这户人家姓赵，家住东海郡，家里有夫妻二人，两个儿子，一百五十亩地，一头牛，一辆马车，还有三间房。

算缗令出台前，赵家每年能收粮食一百五十石，除去自己吃的，能卖掉一百石，换一万五千钱。

再加上男主人农闲时做点木工活，一年能攒两万钱左右，在当地算得上中等人家。

第一年算缗，赵家被核定资产十五万钱，要缴三千钱的税。

男主人咬咬牙，卖掉了半车粮食，凑够了税钱。

可这一年冬天，匈奴又来犯边，朝廷加征了“军赋”，赵家又多缴了一千钱，年底家里几乎没存粮了。

第二年，男主人想多挣点钱，买了些布料，让妻子做成衣服去集市卖。

结果被邻居举报“未经申报经商”，按照算缗令，商人税率是6%，他家这部分资产被算成五万钱，要缴三千钱的税。

男主人不服，跟官吏辩解，被安了个“抗税”的罪名，打了五十板子，还罚了五千钱。

为了缴钱，赵家卖掉了那头牛。

第三年，告缗令越来越严。

有天夜里，赵家的马车被人偷偷划了一道痕——这是有人在暗示：再不“出血”，就举报你家马车价值申报过低。

男主人吓坏了，第二天就把马车卖了，换了五千钱，一部分缴税，一部分打点官吏，只求平安。

可没过多久，还是被举报了，说他家隐瞒了“木工工具的价值”。

官吏来抄家时，把家里的锯子、刨子都搜走了，男主人气得当场晕了过去。

第四年开春，赵家实在撑不下去了。

一百五十亩地卖了八十亩，换来的钱缴了税，剩下的只够勉强糊口。

两个儿子因为吃不饱饭，得了场大病，没钱医治，小儿子没撑过去。

那天男主人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夜，第二天就带着剩下的家人离开了家乡，成了流民。

如果你是赵家男主人，卖掉最后80亩地时，看着病床上的孩子，会恨汉武帝的政策，还是恨举报邻居的王二？

像赵家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

他们既不像权贵那样有办法避税，又不像赤贫户那样免税，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家业被一点点榨干。

有个叫卜式的牧羊人，本来是个小地主，算缗令出台后，他主动把一半家产捐给朝廷，想表个忠心。

汉武帝很高兴，让他当官，还到处宣传他的“爱国精神”。

可没几个人学他——谁都不傻，捐了家产，一家子喝西北风去？

更讽刺的是，那些真正的富豪、权贵，却有各种办法逃税。

有的把资产转到儿子名下，有的让奴婢代持产业，有的干脆花钱买通官吏，把资产往低了报。

有个列侯，家里有良田千顷，奴婢数百，却只申报了“资产十万钱”，按规定缴税两千钱，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

这场针对中产的收割，表面上是为了充实国库，实际上却变成了“劫富不济贫”——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中间那层被彻底削掉了。

五、算缗令的终局：钱有了，人心没了

算缗令和告缗令实行了十几年，汉武帝的腰包确实鼓了。

他用这些钱继续对匈奴用兵，打了不少胜仗，还派张骞通西域，修了长城，建了未央宫，创下了一番“盛世”景象。

可代价是什么呢？

从经济上看，社会活力被彻底扼杀了。

本来汉代的商业挺繁荣，中小商人走南闯北，把各地的货物运到市场上，老百姓能买到盐、铁、丝绸这些东西。

可算缗令一出，商人要么破产，要么不敢做生意了，市场上的商品越来越少，物价飞涨。

有地方记录，算缗令实行后，一匹布的价格从三百钱涨到了一千钱，一石粮食从五十钱涨到了两百钱，普通老百姓根本买不起。

从社会上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告缗令鼓励告密，把“邻里互助”变成了“邻里相害”，谁也不敢相信谁。

有个学者去乡下考察，发现村里的人见面都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就赶紧走开——生怕多说一句，被对方抓住把柄举报。

这种风气，几十年都没缓过来。

从政治上看，地方官府的公信力彻底崩塌了。

官吏们为了完成征税指标，随意核定资产，虚报举报，甚至故意陷害百姓。

有个郡的老百姓联名上书，说官吏“借算缗之名，行抢劫之实”，结果汉武帝看完奏折，只说了句“刁民惑乱视听”，把上书的人全抓了起来。

到了汉武帝晚年，他也慢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看着全国到处都是流民，各地不断有小规模的叛乱，他心里发慌了。

公元前89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轮台诏”，相当于公开认错，说自己“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承认加税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

可这道诏书来得太晚了。

中产阶层已经被榨干，社会元气大伤。

汉武帝死后，汉昭帝、汉宣帝虽然废除了算缗令和告缗令，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但直到几十年后，汉朝的经济才慢慢恢复过来。

尹湾汉简里有一枚简牍，是汉武帝去世后不久写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民亡（无）资产，相枕死于道。”

翻译过来就是：老百姓没有了资产，在路边互相枕着尸体死去。

这短短的几个字，道尽了那场财富风暴的残酷。

结尾

两千多年后，当我们再次拿起那枚记录着“赀卅万，算六万”的尹湾汉简，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寒意。

汉武帝的算缗令，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精准地砍向了社会的“腰腹”——那些有产、有活力、有希望的中产阶层。

他用这场风暴换来了国库充盈，换来了边疆安宁，换来了史书上的“雄才大略”，却也换走了一个社会的生机与信任。

两千年前的算缗令告诉我们：抽走社会的“中间骨”，再华丽的大厦也会塌；护住中产的“钱袋子”，日子才能稳得住——这道理，古今相通。​​

参考文献

1. 《史记·平准书》

2. 连云港市博物馆：《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

3. 班固：《汉书·武帝纪》

4.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