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一）
发布时间：2025-03-28 11:37 浏览量：3
“述而不作”之“作”所指是什么？要注意“述”与“作”两者，都与“信而好古”联系在一起。孔子所“信”之“古”是什么？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吾从周”表示他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敬仰与崇拜。“信而好古”之“古”，就是西周礼乐制度。“述而不作”之“作”是礼乐制度之“作”，其中包括有关礼乐制度的精神产品。孔子“述而不作”的原意大致是，遵循、训释周公的礼乐制度，而不是自己另外创始什么制度。这样的意思，与“信而好古”一致，也与“吾从周”一致。孔子对六经所做工作是利用原有篇籍而赋予新解释，称之为“述而不作”，与“述”“作”原意完全相符。
到秦汉年间，“述”与“作”的含义有所变化。由河间王刘德整理问世的《乐记》说：“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乐记》诠释的“述”“作”，代表秦汉年间儒家学者的理解，与孔子原意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而言，其一，《乐记》所讲“作”，仍旧是礼乐制度之“作”。其二，《乐记》所讲“述”，仍是遵循、训释、解释等意思；所讲“作”，仍是创始或兴起的意思。以上两点与孔子原意一致。就两者的区别而言，其一，孔子“述而不作”推崇的对象是周公，不包括孔子自己；《乐记》中“作者之谓圣”的“作”，已经包括孔子在内。其二，孔子的“述”本是夫子自谓，《乐记》“述者之谓明”之“述”，已将孔子排除在外。如《乐记》孔疏说：“述”指“子夏、子游之属”。
现代社会称“作”，是“著作”之“作”或“创作”之“作”，与孔子所称“作”不一样，也与《乐记》所称“作”不一样。那么，假如从现代所称“作”考察，孔子有没有自己的“著作”或“创作”呢？下面，列举二十世纪三位学者的看法，供参考。
其一，哲学史家冯友兰说：“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孔子虽如此说，他自己实在是‘以述为作’。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他是儒家的创立人。”[2]
其二，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论语》载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事实上述与作是分不开的。他讲解古书，绝不能不掺入自己的意见，这个意见正是作而非述。”[3]
其三，文化史家柳诒徵说：“《易》《春秋》则述而兼作。世谓孔子‘述而不作’者，盖未读‘十翼’及《春秋》也。”[4]
上面三位学者，或说“以述为作”，或说“述与作是分不开的”，或说“述而兼作”，都认为“述”与“作”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意思大致是，孔子的著作存在于他给弟子讲学，特别是口授弟子的经义之中；其中“赞《易》，修《春秋》”更多表现为他的著作。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无论批孔还是尊孔，都认为孔子有著作；否认孔子有著作者，仅见一些出版史、编辑史著作，影响不大或甚小。总的看，学术界公认孔子是秦汉前最具深远影响的重要作者。在此，出版学要提一个以前从未涉及的新问题是：孔子作为作者，是否受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客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呢？他所受是怎样的影响与制约呢？
孔子作为思想家或作者，必须向社会传布自己的思想与学说，因此必然碰到使用何种传播工具以及利用何种传播方式这类问题。如何解决这类问题，首先取决于特定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如何。这是因为传播工具与传播方式都是由社会向人们提供的，任何人只能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古今皆如此。因此，特定社会的传播工具与传播方式作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并制约人们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其中对文化活动的影响制约尤为突出。由此看孔子，主要是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一项，还有作者不署名，不能不对他的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为此，讨论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孔子讲解经义，为何“口授”而不录为文字？
第二个问题，孔子与先秦诸子作为思想家为何都办教育？他们私学中师徒为何结成一体，形成利益共同体？
先谈第一个问题，孔子讲解经义，为何“口授”而不录为文字？
古今学者一致认为，孔子所讲经义是“口授”弟子，没有录为文字。其中原因何在？《史记》《汉书》都说，孔子所讲《春秋》经义因为批评时政而“不可以书见”，故而“口授”[5]。可是，孔子讲《诗》时经义没有批评时政，同样不录为文字，可见批评时政不是孔子不录为文字的主要原因。再进一步看，儒家传经，除了经文有文字，传记大都口授，到汉代才录为文字。可见，当年的口授者并非孔子一人，他的弟子后学又将口授一直坚持到汉代。不只如此。在先秦，师徒间的口授学说，决非儒家独有。章学诚说：“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6]从“口耳之授”到“著之竹帛”的时间，大致以汉代为界。所以口授在汉代以前，既非个别，又非偶尔，而是学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必有深刻原因。民国前后一些学者认为，先秦学术盛行口授的原因是，简牍繁重，使用不便。与纸书相比，简书繁重是事实。可是，简牍作为书籍材料另有两大优点：其一，书写文字与绘制图画，无不可用；其二，制作不难，价格不贵，布衣也用得起。汉代简牍，依旧繁重。可是，口授的传记传承到汉代后纷纷录为文字，著于简牍。这个事实可以证明，简牍繁重不是先秦学术盛行口授的主要原因。自汉代至今，人们一直关注孔子为何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以及先秦学术为何盛行口授的原因。可是，因为都是离开了特定社会的传播活动而孤立地考察口授，迄今找不到问题的症结，不知真正原因是什么。
对思想家或著作家来说，向社会传播自己学说是他们不可更改的与既定的目的；另外，传播学说的方式与渠道，如利用文字还是口授，以及像今天利用网络等，这些都是可以视客观情况而变通的。在古代，如果文字作品可以将学说顺利地传布到社会公众之间，若是这样再坚持口授而不录为文字，必定违背常识与常理。由此看孔子为何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口授为何在汉以前长期存在？到汉代为何消退？只要把这些历史现象联系起来想一想，便知口授与否，必定与书籍（文字作品）作用之大小息息相关。这里要纠正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人们总以为汉以前书籍与汉以后书籍所起作用是一样的，其实大谬不然。从社会作用看，汉以前书籍与汉以后书籍的根本区别简单说就是，后者是传播工具，前者不是。一般说，凡书籍都可以成为传播工具或媒介工具。问题在于，只有面向公众传播的书籍，才能成为公众可以利用的传播工具，并发挥传播工具的作用。官书因为不准公众传播的缘故，从来没有成为公众利用的传播工具。官书作为书籍只是文字记录的一种载体，它的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汉以前书籍因受官书传统的制约，都无法成为公众利用的传播工具。我国书籍到汉代才在公众间传布，从而才成为公众可以利用的传播工具。
因此，孔子从未见过作为社会传播工具的书籍，他头脑里对书籍作用的认知，与汉代以来相距甚远。从资料看，孔子作为思想家与教育家从未正面谈论书籍的作用。他讲过“文献”对考证夏礼、殷礼的作用，这“文献”的含义除了典籍文字，还指贤者口传[7]。考证古礼要靠口传资料，说明书籍或文字的作用还不大。在古代，轻视文字作用的大学者，除了中国的孔子，至少还有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他认为文字使人们“不再努力记忆”，害多而益少[8]。孔子与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学者为何更重口述或口授，值得进一步思考。孔子以后，墨子最早宣称书籍具有超越时间空间的传播作用。然而汉代以前，墨子的高论应者寥寥，原因也是书籍尚未成为社会传播工具，他的超前意识无法成为社会共识。讨论孔子为何将经义口授弟子而不录为文字这样的问题，首先是因为身处官书时期，官书时期的书籍因为不能成为社会传播工具，实际作用是很有限的。例如，很早就录为文字的《左传》在汉以前社会上一无所闻，由此说明将学说录为文字制成书籍后，对扩大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等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对经学来说，除了防止记忆差错或其它原因不得不录为文字者外，没有必要将经义都录为文字。再者，老师将学说口授弟子的一个特殊作用是，促使弟子通过“努力记忆”去背诵学说。既然是老师口授，弟子不能不“努力记忆”，并且非背诵不可。当年口授的重要性，就与弟子背诵有关。在书籍（文字作品）尚未公众传播的社会上，弟子背诵是任何一种学说得以布于社会、传于后世的重要保证。将学说录为文字以后，仍要靠弟子背诵；要是无人背诵，将失去生命力，以至失传。以《春秋》三传为例，一直口授的《公》《谷》到西汉初年，不只比早有文字的《左传》在社会上传布更广，而且比《左传》更活跃，更具生命力。传承学说必须靠弟子背诵，背诵者越多越好，此其一。其二，口授可以迫使弟子背诵，录为文字本身无此作用。这两个因素促使人们宁愿选择口授，而不是文字。可见，官书时期口授的作用未必不如文字，又往往优于文字。由此看孔子为何口授经义而不录为文字？先秦学术为何盛行口授？究其原因，都是受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客观现实的制约，无可奈何，不得不如此。
话得说回来，口授的作用仅限于师徒之间，超不出门弟子的范围。当历史从先秦发展到汉代，书籍或文字作品因为面向公众传播而得以发挥超越时间、空间的传播作用；与汉代书籍这种巨大作用相比，口授的局限性暴露无遗。人们面对这种新局面，凭常识就能知道：弃口授而利用书籍。这就是口授的传记到汉代后为什么纷纷录为文字的根本原因。所以从先秦的“口耳之授”到汉代的“著于竹帛”，这场历史变革的真正主导者，不是学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汉代的书籍。
下面，再从传播方式考察对孔子以及其他先秦思想家的影响。
从传播方式看，人类传播活动可分直接传播与间接传播两大类。口授，属于人们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书籍，属于利用传播工具的间接传播。与直接传播相比，间接传播因为利用书籍或其它传播工具，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故而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一般说，从事间接传播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可是，孔子或其他先秦思想家因为受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客观因素的制约，他们要传播自己学说，只能主要利用面对面的直接传播，即口头宣传。任何直接传播都必须依靠人；可能为孔子或其他思想家传播学说的人，非是门弟子不可。由此看来，孔子或其他思想家要将学说布于社会，传于后世，除靠他们自己，必须依靠门弟子；而且，门弟子数量越多越好。没有门弟子，学说难以布于社会，也无法传于后世。例如《春秋》传记之一《邹氏传》，据《汉书·艺文志》西汉初年有书十一卷，可见已录为文字，然而因为“无师”就很快失传。同为《春秋》传记的《公》《谷》一直靠口传，因为代有师徒，数百年长盛不衰。从《邹氏传》的失传可知，无师无徒就要失传，录为文字也是无用。《公》《谷》的数百年长盛不衰说明，有师有徒，即师徒关系是学说能否传承与能否发展的关键。
因此，在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社会上，师徒关系成为一种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汉以前的“师徒相传”[9]，就是这样必然地产生并存在的。在长期师徒相传的过程中，先师创立的学说（口说或文字）不断被弟子后学修订改造，最终必然演变为一家之学，而一家之学必定是集体著作。总起来说，一，口授而不录为文字；二，“师徒相传”；三，一家之学；四，无名氏集体著作。看似互不相干的上述四者，其实彼此关联，它们都是书籍尚未公众传播的产物。在上述四个问题上，孔子与战国诸子为何不约而同，显得十分一致？就是因为他们同处官书时期，都受书籍尚未公众传播这个客观因素的制约，无可奈可，只能如此。
自汉代开始，书籍因为面向公众传播而成为社会传播工具，迅速改变了社会文化的面貌。首先，书籍因为成为传播工具而发挥超越时间、空间的巨大传播作用，促使思想家传播学说，不再像以前那样倚重门弟子的作用，而是越来越重视利用书籍，以至甘愿为文字作品倾注自己一生心血。所以从汉代开始，师徒关系不再是老师学说赖以传承并赖以发展之不可或缺的载体，最终师徒间只剩下教与学的关系。第二，书籍一旦发挥传播工具的作用，口授的作用必定相形见绌。故而从汉代开始，口授只是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我国学术界数百年“口耳相传”的历史就此结束了。第三，随着书籍发挥传播工具的作用，一家之学迟早要突破“师徒相传”的藩篱而流布社会，进而演变为公众之学。新的一家之学仍将产生，然而也将演变为公众之学。所以从汉代开始，像经学传记那种“师徒相传”二三百年的一家之学不能再有了，一家之学主宰我国学术的历史就此结束了。第四，无名氏集体著作亦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必定跟随一家之学一起走向历史的终结。第五，鉴于公众传播必然要求作者署名，所以从汉代开始，我国诞生有名有姓的大著作家、大科学家的时代来临了。从这五方面看，汉代作为我国书籍史与文化史的分水岭，当之无愧。
凡此种种，说明书籍公众传播与否，不仅对人们思维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非常重要，而且最终改变社会文化的面貌，以至改变世界的面貌。（待续）
注
释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43页。
[2]冯友兰《新原道》，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3页。
[4]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3页。
[5]《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襃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汉书·艺文志》：“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
[6]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2页。
[7]《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按：杨伯峻注：“《论语》的‘文献’包括历代的历史文献和当时的贤者两项。”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页。
[8]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斐德若篇”载古埃及国王与文字发明者图提对话时对文字的批评。埃及国王对图提说：“你这个发明结果会使学会文字的人们善忘，因为他们就不再努力记忆了。……至于教育，你所拿给你的学生们的东西只是真实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实界的本身。因为借文字的帮助，他们无需教练就可以吞下许多知识，好像无所不知，而实际上却一无所知。还不仅如此，他们会讨人厌，因为自以为聪明而实在是不聪明。”（第169页）苏格拉底与斐德若都同意埃及国王批评文字的观点。
[9]东汉范升说，《左传》“出于丘明，师徒相传。” 见《后汉书》卷36《范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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