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塞”是什么意思？它与“商鞅变法”是什么关系呢？

在法家著作《商君书》中，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开塞》。

那么，这个“开塞”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开辟、把阻塞的地方打通的意思。

那么，可想而知，它其实就是“商鞅变法”的前奏，就是因为秦国之前的道路走不通了，要重新开辟新的道路，所以，才要实行“商鞅变法”。

这篇《开塞》的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呢？

这里有原文和译文，一并呈现给大家：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天地开辟，人类诞生。在那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谋求私利。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险恶。人多，又都区别亲疏，心存险恶，那民间就会混乱。

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这个时候，民众都想战胜对方，就去征伐对方。想战胜对方就发生争斗，相互征伐就又发生诉讼，诉讼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决，人们就不知道自己的本性。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所以，贤能的人确立公正的准则，倡导无私的道德，民众就高兴地称其为仁善。此时，只爱自己亲人的狭隘思想就被废除了，崇尚才德的思想就被确立了。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凡是讲仁爱的人，都把爱护他人和方便他人当作自己的事务，而贤德的人以向人出让自己的私利为处世原则。但是，人口众多而没有制度，贤德的人长期以向人出让自己的私利为处世原则，就会因为难以为继而发生混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所以，圣人顺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形势，就做出了关于土地、财货、男女之间的区分。区分了却没有制度也不行，于是设立了法令；法令确立了而没有人来执行也不可，于是又设立了官职；官职有了而没有统一领导也不行，所以设立了君主。

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既然确立了君主，那么崇尚贤德的思想就废除了，尊重显贵的思想就树立了。如此看来，远古时代的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的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的人们的是推崇权贵而尊重官吏。

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

——崇尚贤德的人，以自己的德行出让私利；当设立了君主之后，这种贤德就没有多大的价值了。只爱自己亲人的人，是以自私自利为原则；而公正之道树立，就使自私自利行不通了。这三个不同的时代，不是所做的事情互相违背，而是人们原来遵循的规则有问题，所以要一次次地更改；这是社会形势变了，人们所施行的标准就也要不一样了。

故曰：王道有绳。 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则服。

——所以说：统治天下的原则是有规律的。 君主统治天下的标准是一个方面，而大臣辅助君主治理天下的标准又是一个方面，他们所奉行的原则不同，而他们所遵行的准则却只有一个。这就是说，民众愚笨，那么智慧就能称王天下；民众都聪明了，那么实力就可称王天下。民众愚笨，就是力量有余而智慧不足；民众都聪明了，就智商有余而实力不足。人生的本性：不懂的就要学，力量用尽了，就要服输。

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 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

——所以，神农氏以教会人们从事农业生产而称王天下，这是因为人们要学习他的智慧；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实力而征服诸侯，这是诸侯们屈服于他们的实力。民众愚笨，心中没有知识，就要向别人请教；所有人都聪明，当他们力量用尽时就会屈服。所以靠智慧称王天下的就会收敛刑罚，用实力征服诸侯的就不会靠德行感化。 圣人不效法古代，也不局限于现状。效仿古代就会落后于时代，局限于现状就会阻碍社会发展。周朝不效法商朝，夏朝不效法虞舜。三代统治方式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

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

——所以，建立王业有一定的规则，但是，不同的王业办法却不相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夺取政权，却又用顺从君主的原则治理国家，用武力夺取天下，又崇尚谦让的仁德。他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守护天下靠的却是礼制。现在的各个诸侯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其他诸侯国，各个诸侯弱国则致力于防守，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夏两个时代，相对近古又不遵循商汤、周武王的方法。

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 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

——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的方法行不通了，所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这是因为商汤、周武王的方法失效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们还没有废弃。所以，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朝代，不可能出现第四个。不是英明的君主，听不进去我的这番话，今天我愿意用实际效果来说明这个道理。

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

——古代的民众淳朴又宽厚，现在的民众乖巧而虚伪。所以，在古代的有效方法，就是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到现在的有效方法，就是为执行刑罚而制定法制。这种古今治理方法的不同，是世俗之人是不能理解的。

今世之所谓义者，将立民之所好，而废其所恶；此其所谓不义者，将立民之所恶，而废其所乐也。二者名贸实易，不可不察也。 立民之所乐，则民伤其所恶;立民之所恶，则民安其所乐。

——现在社会上所说的“义”，就是确立民众所喜欢的制度，废弃民众所厌恶的制度；所说的“不义”，就是确立民众所厌恶的制度，废除民众的所喜欢的制度。这二者名称换了，实质也改了，不可以不弄明白。确立民众所喜欢的制度，那么，民众就会被他们厌恶的东西所伤害；确立民众厌恶的制度，那么，民众就会享受到他们所喜欢的东西。

何以知其然也? 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人忧虑就有思考，思考了做事就能合乎法度；人快乐起来就会放荡，放荡了就会产生安逸的思想。因此，用刑罚治理，民众就会畏惧；民众畏惧，就不会有邪恶的事发生；没有邪恶的事发生，民众就可以安心地享受他们的快乐。用道义教化，民众就会放纵，民众放纵就会作乱，作乱就会让民众被其所讨厌的东西伤害。

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也。夫正民者，以其所恶，必终其所好;以其所好，必败其所恶。 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我所说的利，就是道义的根本；而现在的人们所说的“义”，则是暴乱的原因。治理民众，如果用他们所讨厌的东西去治理他们，最终一定会让他们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如果用他们所喜欢的去治理他们，一定会失败在他们所厌恶的东西上。 政治修明的国家，刑罚多而赏赐少。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家，九分的刑罚，一分的赏赐；衰弱的国家，九分的赏赐，一分的刑罚。

夫过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

——罪责有大有小，所以，刑罚有重有轻；善行有微有著，所以，赏赐有多有少。这奖惩两项，是世人常用的方法。但是，刑罚加在人们已经犯了罪之后，那么，奸邪的事情不会断绝；赏赐用在人民所认为的“义”上，那么犯罪的事不会根除。刑罚不能除去奸邪，而赏赐也不能遏止罪过，国家就必然混乱。

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因此，成就王业的国君，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这样，大的奸邪就不会产生；把赏赐用在告发犯罪方面，那么，很小的罪过也不会漏网。治理民众能使大的奸邪不产生，小的罪过不漏网，国家就治理好了。国家治理好了，就必定强大。一个国家这样做，他的国内可以单独地治理得很好。两个国家这样做，军队就没有休息的。天下都这样做，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是我认为杀戮、刑罚能够反至于道德，而“义”却会堕落于残暴的原因。

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

——古代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群居，秩序混乱，所以要求有首领。但是，天下的人向往有首领，以为可以得到社会安定，现在有君主而没有法规，它的危害与没有君主是相同的；有了法规而不能制止混乱，又和没有法规相同。

天下不安无君，而乐胜其法，则举世以为惑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 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藉刑以去刑。

天下的人都害怕没有国君，却又喜欢超越他的法律约束，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对天下民众有利的事情，没有比国家长治久安更大的；而长治久安莫过于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确立君主的统治地位莫过于施行法治；实行法治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去除邪恶；去除邪恶的根本办法莫过于严厉的刑罚。所以君主用奖赏来禁止民众的不良行为，用刑罚来劝戒民众不要作恶；追究民众的过错，不理会民众的善举，用刑罚除掉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