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燕京：大师风采（陈远）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

1938年，王钟翰在燕京大学本科毕业，旋入研究院史学部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说到六年读书生活，自然有印象最深的事情。但是王钟翰最深刻的记忆出人意料，不是燕园里面好读书，也不是呼朋引伴，甚至不是大师们的谆谆教诲。王钟翰对于大学最深刻的记忆，竟然是喝酒。

“在当时的燕大里，住着几位美国老太太，每个周五晚上她们都到临湖轩跟司徒雷登聊天，向司徒雷登汇报一些学校里的‘小道消息’。有一次，我在海淀同和居喝醉了酒。那是当时在海淀很有名的一个小吃店，那里最出名的酒就是莲花白。我因为喜欢喝酒，就经常到那里去。那一次我在同和居喝酒，喝了莲花白之后还嫌不过瘾，又喝了不少杏花村的白干，结果喝醉了。出了同和居在过马路的时候，我晕晕糊糊地就摔倒在马路旁边了。这种情况被那几个老太太看到了。那时候我在燕京上学，除了第一年家里给了一百大洋之外，其他的全靠奖学金和寒暑假打工挣得一点钱。从我入学一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我一共两次得到学校的奖学金共四百大洋，后来战争爆发，学校也就不再提供奖学金了。那几个老太太添油加醋跟司徒雷登讲述了一番，并提议取消我的奖学金。司徒雷登听了知道传话会有夸张之处，没有说话，之后他找到了我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这好办，王钟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邓先生处理他。’邓先生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到我的宿舍里，让我明天十点到他家里。那天我去了之后，邓先生在桌子上准备了一小杯白干，问我：‘你昨天喝酒啦？’我‘嗯’了一声，并不说话，心想这下要挨批了。邓先生指了指桌子上的酒：‘再喝这一杯。’邓先生解释说，在喝醉酒清醒之后一定要再喝一点，压整一下，以后再见了酒也不会害怕。我喝完那杯酒，邓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他是怎么跟司徒雷登交待的，我并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喝酒而且能喝，却在燕京里面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一则小小的轶事，却可以体现一个学校的精神。遇到这样高明而且有学问的老师，若不是冥顽不化之辈，要想不生问学之心，恐怕也难。霎那间，我忽然对于燕京学子在岁暮之年仍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燕大，在美国星条旗的保护之下，虽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并非是固若金汤，对燕大心存觊觎之心的日本宪兵队时常不断会到燕京“拜访”。因酒得名的王钟翰，因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战”，上了当时北京的报纸。九十一岁的王钟翰说起这件事，仿佛又回到了过去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

“燕京没有关闭之前，日本宪兵队总队住在西苑，统管着全北京的日本宪兵队。总队的队长华田常常到燕京大学去，名义上是“拜访”司徒雷登。华田去燕京的时候，只带一两个人，不带侍卫队，枪也是掖在衣服里面。司徒雷登对于这种拜访，自然不好拒绝，不但不好拒绝，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候，善于处理关系的司徒雷登还会请华田在临湖轩吃顿便饭。餐厅在临湖轩的东头，西头则是司徒雷登的卧室，中间是个比较大的客厅。

有一个秋天，华田到燕京大学，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职员比赛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让洪业先生找到我，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陆志韦先生。我去了之后，那个日本宪兵队长华田摆了10瓶啤酒，并且说不用杯子，直接对着瓶儿喝！我当时正年轻，心想：打仗我打不过你们，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结果喝了不到九瓶，华田已经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还在那里要喝够十瓶。当时在场的老师们表面上没有显露什么，但是心里确实欢欣鼓舞，那个日本人华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当时北京一家报纸还为此事做了报道。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闯进我们的校园，逮捕了很多师生。我虽然也多次参加抗日的活动，却没有被逮捕，我想，也许是那个华田觉得见了我很没有面子吧。”

王钟翰在燕京大学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辨纪晓岚（昀）手稿简明目录》。1936年，中国营造社印行《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认为那是清代大儒纪晓岚的手迹。王钟翰的业师洪业看了之后感觉从字体及印文上并非纪晓岚之作。这种大好题目，在洪业做来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把王钟翰叫了去，对王钟翰说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钟翰按照洪业的思路，拿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与纪氏审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一对照，发现疑点竟然多达100多处。王钟翰将这些发现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业把文章推荐到当时鼎盛一时的《大公报》上发表。

初战告捷，王钟翰“喜不自胜”，呼朋引伴，又到饭馆去“美餐一顿”。后来他把这篇在学术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给另一位他同样尊重的老师邓之诚，不料却引来“一盆冷水”，邓之诚说文章本不必写那么长，只要几条例证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体现了两位大师学术思路的不同，但是对于初治清史的王钟翰，正如严父慈母之于踽踽学步的孩童。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

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谓传奇，两进两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1940年才得入学，这是周汝昌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周汝昌回到老家，这是一出；抗战胜利，在老家的周汝昌听说燕园复校后，致信学校要求重返燕园，但是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于是经历沦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经过再一次考试之后又一次回到燕园；直到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整整是两进两出。周汝昌这样回忆他考入燕园前后的情景：

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捡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燕京当时的费用是比较高的，以我家里的条件，根本就读不起。我从高二开始一直是靠奖学金来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请到了奖学金才下了决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老家那里发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区，是土房，周围的水深到了两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会被泡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搬着铺盖卷去读书？要是去了，等我一回头，家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园去读书，那已经是1940年了。

进入燕园读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封锁，当时燕京的学生都被驱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而从南开进入燕京，“条条框框没有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各式各样的杂志都可以看，学生思想的活跃、学校的教学精神、校外的大书店，都让我感觉好极了。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当时燕园的图书馆藏书除了北京图书馆（现在是国图）之外，恐怕就要数它了。我在燕园的课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了，所以我说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图书馆有两层，二层是藏书库。借书的程序十分简单，我到了那里，在借书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把借书证交给馆员，馆员把书拿下来，书里也有个借书单，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无论多么名贵的书，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么有什么。图书馆的两层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里看书。座位的四周，各种工具书（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不便借来借去）齐齐备备地放在那里。你用什么书，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后，你不用管那些书，闭馆之后，馆员会把那些工具书归回原位。哎呀，真好啊！”

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的英文编辑，一条腿有点拐，走路颤巍巍的。我上了两堂课，老师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到了第三堂课，老师问问题，我还没有开口，老师就说：‘你不要答，让后面的人答。下课后你跟我来。’下课后，我跟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开了一个条子，然后让我去找系主任谢狄克。我一看怎么回事？老师说我不需要读大一英文了，让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课程。谢狄克看了条子，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教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老师。我又拿着条子找到了那个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之后她又可以多一个学生了。我向老师说了我的疑虑：大一英文虽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纪文学对我来说却有点难。老师笑容满面：‘我不那么认为，你的英文水平已经足够了。’”

说起燕园见闻，还有一件事让周汝昌念念不忘，“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之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燕园被日本人占领后，燕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

“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写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我坐在他的面前，听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说起包贵思女士的时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园的时候，耳朵已经坏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说：“我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你能听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篇小说写一个评论，她给了三本参考书，规定了一个期限让我完成。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线装书方面了，年轻的我心高气傲，竟然胆大妄为地想把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图书馆，看线装书，翻译，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想到老师留的作业要到期了。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坐在宿舍里，翻出老师给的参考书，拿出我们写作业专用的稿纸，一气呵成，用英文写成了长达60页的论文。写到最后几页，我清华的一个同学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打扰，就坐在我旁边看着，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把论文写完，一字不改。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好，写上自己的学号：40062，交给了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具体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到我家来吃顿晚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当周汝昌的英译《文赋》完成的时候，按照惯例，西语系里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所有外语系的教授都参加。

“在报告会上，我用英文报告了我翻译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版本，怎么做的校勘，对于作者生平的研究等等。在报告中我打破了传统说法中《文赋》是陆机早年作品的说法，我说：‘错了，《文赋》是陆机晚年最后的作品。’当我读完的时候，教授们全体鼓掌，不止一分钟。在教员来说，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学生能有这个水平，在我来说，对于一个学生，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散会临出门的时候，曾经给我上过《圣经文学》的博晨光教授（他的父亲是博雅塔的捐赠人）对我说：‘你这个论文太好了，大学生的论文不用这么好，这个足够一个博士论文了。’后来，这篇论文在一家外文刊物上被发表了。”

1949年，周汝昌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当时正是中国政局发生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摆在周汝昌面前的选择则是：是选择工作，还是选择继续读书。周汝昌选择了后者。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

谈到燕大生涯，王世襄兴趣盎然，但是当我说道要写他，他说：“先写别人，我在燕大，那时候是差等生，十足的另类。”

王世襄的父亲在燕大附近有个园子，被人称为“王家花园”。四年的大学生涯，王世襄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玩：养鸽、架鹰、遛狗。王世襄的玩，玩出了名堂，关于鸽子，他后来写出了《北京鸽哨》；关于蛐蛐，他后来整理出一本《蟋蟀谱集成》，其中的《秋虫六忆》被黄裳先生誉为“值得再读三读而不厌的名篇”；关于鹰和狗，被他写入被称为“奇书”的《锦灰堆》。不过，1939年王世襄考入燕京研究院之后，王世襄决定“不玩了”，他要浪子回头，好好念书。这个决定，是因为慈母的逝世。

“1939年春天，母亲去世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觉得那样玩太对不起家里，决定好好学些东西。那年秋天，我考入燕京研究院。因为母亲和舅舅都是画家，我自小受这方面的影响，对美术兴趣浓厚。但是燕京当时没有美术系，我只好选了与美术和国文都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中国画论研究》。画理论所讲的都是美术，内容却是用文字来表现的。这个题目是我做的最早的一个题目，也是最难的一个。按理说，理论应该结合实物来写，可是那时候到哪里去看实物啊？故宫的文物都南迁了，私家的东西，很珍贵，一看我一个毛头小子，也不肯拿给我看。就是连出版的书籍、印刷的图案也很难看到。但是我既然确定了这个题目，就一心一意地要完成。我身上有两个极点：玩是全身心的，要学也就是玩命的学。但是这个题目太大，想把中国几千年的美术理论都囊括进去，不是一个年轻人想写就能写好的。到1941年我研究院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但是这个题目却只完成到宋末时期。

毕业之后，我本来想继续在燕大里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把书稿完成，但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了，司徒也进了集中营，我就回了家。父亲不让出去工作，因为那样就成了汉奸。同时他也认为做事情应该有始有终，让我继续写《中国画论研究》。又用了两年，我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书写完后，父亲的一些朋友，还有一些研究这方面的行家，对此很赞赏，但我自己一直都不满意，觉得这只是一个材料的罗列，要做好，还应该下个十年八年的功夫，结合实物，理出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本书一直没有拿出来出版。一直到解放后的1955年，把书稿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征求意见，随后出版社告诉我计划出版，但是我觉得还应该修改一下，又要回来了。”

因为王世襄选取的题目别出心裁，同时也因为燕京并没有艺术系，所以有人提议把王世襄送到哈佛去学习，但是由于王世襄过去贪玩儿的“恶名”，这个建议被当时负责哈佛燕京学社的洪业否决了。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他这一说，别人也就不提了。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把我叫过去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当时燕园的师生就是这样，很融洽，也不存芥蒂。洪先生把我否决了，还主动告诉我。而我也没有觉得洪先生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