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范雎与秦昭襄王｜读史·碎思录

受杨兄的指点，我仔细阅读了和范雎相关的部分史料、资料，大感杨兄所言非虚：这的确是个人物！而且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赏识范雎的秦昭襄王同样了不起！

世人论及“贤才遇明主”，总先想起刘备三顾茅庐的赤诚，或是周文王渭水访吕尚的传奇。

却鲜少有人提及，两千多年前咸阳宫的幽深殿宇间，曾有位名叫范雎的谋士。

他让执政三十六年、凭赫赫武功震慑诸侯的秦昭襄王，五次长跪不起，只为求一句安邦定国的良策。

有人说这是范雎口才过人，也有人说这是秦昭襄王刻意造势。

可若沉下心细品这段往事便会懂：能让君王甘愿放下身段的，从不是巧舌如簧的空谈；能让贤才愿以性命相托的，也从不是徒有虚名的高位。

范雎与秦昭襄王的相遇，藏着古往今来“君臣相得”最本真、也最动人的模样。

提起范雎，多数人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他为秦国定下的“远交近攻”国策。

可很少有人知道，在踏入秦国之前，他曾是魏国相府里险些被活活打死的“罪臣”。

这段被《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详尽记载的屈辱过往，恰恰是他后来能打动秦昭襄王的关键底色。

范雎本是魏国人，早年家境贫寒，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只能依附魏国中大夫须贾谋生。

一次，须贾奉命出使齐国，范雎以随从身份同行。

齐湣王早闻范雎才名，私下赐他黄金、牛肉与美酒，范雎婉言谢绝。

可这桩寻常“礼遇”，竟成了灾祸的开端。

须贾见齐君对范雎这般厚待，当即疑心他私通齐国、出卖魏国利益。

回国后，须贾立刻将此事禀报魏国相邦魏齐。

魏齐怒不可遏，连辩解的机会都不给范雎，便下令左右对他严刑拷打。

肋骨被打折，牙齿被打落，范雎浑身是血，眼看就要丧命。

为求一线生机，他屏住气息装死。

可魏齐仍不解气，竟让人把他裹在席子里扔进厕所，还让赴宴宾客往他身上撒尿，以此羞辱这位所谓的“叛国者”。

换作旁人，或许早已在这般极致屈辱中崩溃。

可范雎却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对看守说：“若能放我一条生路，我日后必当重谢。”

看守被他的执着打动，便向魏齐谎称“席中死人该扔了”，范雎这才侥幸逃出生天。

后来，在友人郑安平的帮助下，他隐姓埋名，化名“张禄”，在魏国藏匿数年。

直到公元前271年，秦国使者王稽出使魏国。

王稽素有识人之明，他私下问魏国士人：“魏国有无怀才不遇的贤士，愿随我去秦国施展抱负？”

郑安平趁机将化名“张禄”的范雎推荐给王稽。

两人相见时，范雎没有滔滔不绝炫耀才学，只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秦国如今已处危亡边缘，我的计策能救秦国，但必须当面呈给秦王，无法用书信说清。”

说罢便不再多言。

王稽见他言辞笃定、眼神坚毅，知其绝非寻常之辈，便冒着私带他国之人入秦的风险，将范雎藏在马车里，悄悄带回秦国。

可入秦后的日子，远比范雎预想中艰难。

彼时的秦昭襄王，已在位三十六年：向南，夺取楚国鄢、郢重镇，将楚怀王囚禁至死；向东，击败曾自称“东帝”的齐国；又多次出兵围攻韩、赵、魏三国，扩张大片领土。

这位“虎狼之君”向来讨厌说客，觉得这些人多是纸上谈兵的庸才。

虽碍于王稽的面子，秦昭襄王让范雎住进水客舍，却只给粗茶淡饭。

整整一年多，始终未曾召见。

换作旁人，或许早已抱怨“怀才不遇”。

可范雎却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大胆的方式——亲笔给秦昭襄王写了封自荐信。

信中没有半句阿谀奉承之语，反倒字字犀利，直指秦昭襄王的“用人之弊”：“圣明君主推行政事，有功者必赏，有才者必授官；劳苦多者俸禄厚，功绩大者爵位高。若我的话对秦国有用，便请大王推行；若无用，留我在秦国也毫无意义。”

他还以周之砥砨、楚之和氏璧作比，暗讽秦昭襄王或许如当年玉匠般，将真正的“宝玉”（贤才）视作普通石头；又以伍子胥在吴国乞讨为生、最终助阖闾成就霸业为例，表明自己“不怕死，只怕秦国因错失良策而错失良机”。

就是这封字字带刺的信，竟真的打动了秦昭襄王。

他当即派人备下专车，去水客舍接范雎入宫，还特意派人向王稽致歉。

一场足以改变秦国命运的君臣相遇，就此拉开序幕。

到了皇宫门口，范雎故意装作不知内宫通道，径直往里走。

宦官见状发怒驱赶，范雎却突然驻足，高声嚷道：“秦国哪有什么君王？我只听说有太后和穰侯罢了！”

这话如一把利刃，精准刺中秦昭襄王最隐秘的痛处。

彼时，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与舅舅穰侯魏冉专权，朝中大小事务几乎由“二贵”把持，秦昭襄王虽名义上是君主，却处处受掣肘，早已憋了满肚子无奈。

秦昭襄王闻声赶来，非但没有发怒，反倒快步上前，对着范雎深施一礼，语气诚恳地说：“我本该早向先生请教，可前些日子恰逢处理义渠事务，早晚都要向太后请示，实在抽不开身。如今义渠事了，才终于有机会见您。我愚钝无知，还请先生莫怪。”

进入宫殿后，秦昭襄王屏退左右所有近臣，只留范雎一人。

他第一次长跪在地，恭恭敬敬地问：“先生有何话教导我？”

范雎却只“嗯嗯”两声，没有回答。

片刻后，秦昭襄王第二次长跪，语气比之前更恳切：“先生有何话教导我？”

范雎依旧沉默不语。

直到秦昭襄王第三次长跪，声音里带着一丝急切：“先生终究不愿教导我吗？”

范雎这才缓缓开口：“我不是不愿说，而是不敢说。我本是魏国逃犯，与大王素不相识，却要跟您谈论‘削弱诸侯、强盛秦国’的大事，甚至还要涉及太后与穰侯——我怕今日把话说完，明日便会身首异处啊！可我更怕，我死之后，天下贤才会因我的遭遇，再也不敢来秦国为大王效力。”

这番话，既表了对秦国的忠心，又点出了秦国当下的核心症结。

秦昭襄王听罢，第四次长跪在地，语气带着一丝动容：“先生这话真是折煞我了！您能来秦国，是上天特意派您帮我保全先王留下的宗庙啊。从今往后，无论事大事小，上至太后，下至朝中大臣，先生尽管直言不讳，我绝无半分怀疑！”

说罢，秦昭襄王对着范雎拜了两拜，范雎也连忙起身回拜。

至此，范雎才彻底放下心防，向秦昭襄王剖析秦国当下的战略失误：“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去进攻齐国纲寿，这是典型的舍近求远——出兵少了，打不败齐国；出兵多了，又会白白损耗秦国国力。即便侥幸打赢，得到的土地也隔着韩、魏两国，最终还是会落入韩、魏手中，秦国根本得不到实际好处。不如推行‘远交近攻’之策：对远方的齐、楚等国，用外交手段拉拢；对邻近的韩、魏两国，则集中兵力攻打。如此一来，得一寸土地便是秦国的一寸，得一尺土地便是秦国的一尺，方能逐步蚕食中原，最终成就霸业。”

这番“远交近攻”的谋略，让秦昭襄王眼前一亮，仿佛看清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清晰路径。

他第五次长跪在地，声音甚至有些颤抖：“先生所言，正是我多年来心中所想，却一直不敢说出口的话！还请先生详细教我，具体该如何施行！”

这一跪，跪出了秦昭襄王的雄心与胸襟，也彻底改写了范雎的命运。

此后，秦昭襄王当即拜范雎为客卿，让他参与秦国军政大事；公元前266年，又在范雎的建议下，果断废黜宣太后权力，将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这“四贵”驱逐出咸阳，彻底收回属于君主的权力。

与此同时，秦昭襄王任命范雎为秦国相邦，封他为应侯。

而范雎也未辜负这份信任：他提出的“远交近攻”，成为秦国此后数十年不变的基本国策，一步步削弱韩、魏，牵制齐、楚，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还向秦昭襄王举荐白起为将，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国，彻底摧毁了六国中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

即便后来因举荐的郑安平投降赵国、王稽私通外国而受牵连，范雎也能坦然接受秦昭襄王的宽恕；最终，在蔡泽的劝说下，他主动辞去相邦之位，保全了晚节。

这份“知进知退”的智慧，比他的谋略更显难得。

读完《史记》中的记载，再对照《战国策・秦策》里的补充细节，我们会发现：范雎与秦昭襄王的故事，从不是简单的“贤才遇明主”，而是藏着三层值得深思的道理。

世人常说范雎“能言善辩”。

可细想便会发现关键问题：他在魏国时，为何没能靠口才说服魏齐？入秦后，为何整整一年多都不主动求见秦昭襄王？

答案其实很简单：范雎深知，真正的“能言”，从不是夸夸其谈的“嘴皮子功夫”，而是“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给秦昭襄王的自荐信，没有一句空话：既点出“赏罚不明则人才流失”的核心问题，戳中秦昭襄王求贤若渴却又怕被“空谈者”欺骗的顾虑；又用“和氏璧”的典故，委婉提醒秦昭襄王“莫把贤才当凡石”；还用“伍子胥乞食”的例子，表明自己“愿为秦国效死”的决心。

每一句话都精准命中秦昭襄王的需求。

入宫后的“五次问计”，他也没有急于抛出谋略，而是先坦诚自己的“顾虑”，既试探出秦昭襄王是否有改革的决心，又为后续批评“太后专权”铺垫了台阶；直到秦昭襄王彻底表明态度，他才详细阐述“远交近攻”的核心逻辑，连“为何不能攻齐”“为何要先打韩魏”的具体原因，以及后续实施步骤，都考虑得周全细致。

反观当时各国的许多说客，要么只会说“秦国强大，应当称霸天下”这类正确的废话，要么只会照搬“合纵连横”的老套路，从未真正站在秦国的角度，思考“如何长久扩张、如何稳固掌权”。

范雎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会说”，而在于“懂”——懂秦国的处境，懂秦昭襄王的野心，懂当下的时势。

他知道秦昭襄王想要什么（收回权力、统一天下），也知道秦国缺什么（明确的战略、忠诚的助力），更知道自己能给什么（可落地的策略、不掺私念的支持）。

这像极了当下的职场：有人总抱怨“怀才不遇”，却从未想过自己的“才”，是否能解决公司的实际问题？有人总觉得“领导不重视自己”，却从未反思自己提出的建议，是否有具体的落地路径、是否能带来实际价值？

范雎的故事告诉我们：贤才的“底气”，从不是“我有才华”的自我标榜，而是“我能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问题”的实力——这才是被重视、被信任的根本。

秦昭襄王的“五跪问计”，常被解读为“求贤若渴”的象征。

可若只看到“下跪”的姿态，便太过浅显了。

真正难得的，是他在听完范雎的建议后，所做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敢听逆耳之言”。

范雎刚见面就说“秦国无王，只有太后和穰侯”，这无疑是当众打秦昭襄王的脸；后来又直言“穰侯攻齐是误国之举”，这更是直接批评秦昭襄王一直信任的舅舅。

换作其他君主，或许早已勃然大怒，可秦昭襄王却能静下心听进去，还主动承认“我之前的计策确实有失误”。

这份“不护短、不讳过”的胸襟，比“下跪”的姿态更显珍贵。

第二件，是“敢放权、敢改革”。

在范雎提出“废太后、逐四贵”的建议后，秦昭襄王没有丝毫犹豫。

要知道，宣太后是他的亲生母亲，穰侯是他的亲舅舅，“四贵”在秦国掌权多年，势力早已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秦昭襄王为了秦国的长远利益，还是毅然决然收回权力，甚至把秦国相邦之位，交给了范雎这样一个“魏国逃犯”。

这份“用人不疑、敢破敢立”的魄力，才是他能成就霸业的关键。

历史上从不缺“礼贤下士”的君主：楚庄王曾设“绝缨之宴”，宽恕酒后失礼的大臣；燕昭王曾“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贤才。

可真正能像秦昭襄王这样，既“敢听逆耳言”，又“敢放手中权”的，却寥寥无几。

多数君主所谓的“求贤”，不过是想找一个“听话的谋士”，而非“能帮自己纠错、能帮自己破局的贤才”；所谓的“重视”，也不过是给些金银赏赐、封些无关紧要的虚职，而非真正把核心权力交出去，让贤才有机会施展抱负。

秦昭襄王的故事告诉我们：明主的“胸襟”，从不是表面的尊重，而是发自内心的信任——信任你的判断，支持你的改革，哪怕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也愿与你共担风险。

有人说，范雎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秦昭襄王这样的明主；也有人说，秦昭襄王是幸运的，因为他得到了范雎这样的贤才。

可事实上，他们的相遇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佳话，本质上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结果。

范雎的“赴”，是“敢冒险”：他明知秦昭襄王讨厌说客，却敢写一封带刺的信直言劝谏；明知批评太后、穰侯会惹来杀身之祸，却敢在皇宫门口当众点破；明知自己是“魏国逃犯”，身份敏感，却敢为秦国谋划“削弱诸侯”的大计。

他的“敢”，不是鲁莽，而是源于看透了秦昭襄王“有野心、想变革”的本质，知道这位君主值得托付。

秦昭襄王的“赴”，是“敢放下”：他放下了“君主的尊严”，五次长跪问计；放下了“亲情的牵绊”，果断废太后、逐四贵；放下了“对陌生人的怀疑”，把秦国的核心权力交给范雎。

他的“放”，也不是盲目，而是源于看清了范雎“有真才、够忠诚”的特质，知道这位谋士能助自己成事。

反观历史上的其他君臣组合：屈原对楚怀王一片忠心，可楚怀王既无改革的野心，又听不进逆耳之言，最终屈原只能投江明志，楚国也一步步走向灭亡；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虽有秦孝公的支持，可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旧贵族报复，最终车裂而亡，只因秦惠文王不愿“放下”旧贵族的利益。

这些“悲剧”的根源，从不是“没有贤才”或“没有明主”，而是“一方敢赴，一方不敢接”，终究成不了“双向奔赴”。

范雎与秦昭襄王的故事，恰是对“君臣相得”最好的诠释：贤才不卑不亢，敢以真才实学换信任；明主不骄不躁，愿以宽阔胸襟换良策——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段千古佳话，也才能成就一番不朽大业。

两千多年过去，咸阳宫的青砖早已被岁月掩埋，范雎与秦昭襄王的对话也化作史书上的文字，可这段故事蕴含的“智慧”，却从未过时。

对于“想做范雎的人”而言，它教会我们：真正的“才华”，不是孤芳自赏的“清高”，而是能解决问题的“实力”——范雎若只有“口才”，没有“远交近攻”的落地策略，便只能是魏国相府里的“牺牲品”；若只有“谋略”，没有“上书自荐”的勇气与“五次试探”的谨慎，也无法叩开秦昭襄王的心门。所谓“贤才”，既要腹中“有料”，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又要敢于“露才”，在关键时刻主动展现价值；更要懂得“观势”，看清对方的需求与处境，在合适的时机递上最需要的助力——这才是让才华不被埋没的关键。

对于“想做秦昭襄王的人”而言，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胸襟”，不是摆出来的“礼贤下士”姿态，而是落到实处的“信任与放权”。秦昭襄王若只停留在“下跪问计”的表面敬重，却不愿触动太后与“四贵”的权力根基，范雎的“远交近攻”便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转化为秦国的实力；若因范雎举荐之人犯错便猜忌其忠诚，收回对他的信任，也难有后来秦国对六国的步步紧逼。所谓“明主”，既要“能识人”，从平凡甚至争议中看到人才的核心价值；又要“敢用人”，愿意把关键事、核心权交到值得托付的人手中；更要“肯担责”，在改革遇阻、用人出错时，能为长远利益扛下压力，不轻易动摇——这才是让人才安心效力的根本。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这段故事最珍贵的启示，或许是“双向奔赴”的处世智慧。无论是职场中与上级的协作、与同事的搭档，还是生活中与朋友的相交、与家人的相处，“单向的付出”或“单方面的索取”都难以长久。就像范雎需以真谋换信任，秦昭襄王需以胸襟换良策，我们在关系中，也需拿出自己的“诚意与价值”，同时懂得尊重与包容对方——你愿为对方解决难题，对方才愿为你提供支持；你愿放下偏见倾听，对方才愿敞开心扉交流。

咸阳宫的五次长跪，早已随历史尘埃远去，可那藏在跪姿里的“尊重”、落在谋略里的“实力”、融在君臣间的“信任”，却像一盏穿越千年的灯，依旧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愿我们都能在这段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才华底气”与“待人胸襟”：既能做自己人生里敢闯敢为、有谋有略的“范雎”，也能成为别人生命里懂得珍惜、愿意托付的“秦昭襄王”，在双向的奔赴中，成就彼此，不负时光。

范雎的故事，主要记载于以下史料与研究著作。若想深入探究其生平细节与历史影响，可结合这些文献交叉阅读，以更全面地理解这段君臣佳话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深层逻辑：

这是记载范雎生平最权威、最完整的史料，堪称研究范雎的“第一手资料”。文中不仅详细叙述了范雎在魏国受辱、化名入秦、上书自荐、五跪问计、推行“远交近攻”、辅佐秦昭襄王收回权力等关键情节，还收录了范雎与秦昭襄王的对话原文（如自荐信、论战略失误等），为还原历史场景提供了直接依据。司马迁在撰写时，注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客观记录事件，又暗含对范雎“隐忍坚韧”与秦昭襄王“知人善任”的评价，字里行间藏着对“君臣相得”的深层思考，是理解这段历史的核心文献。

作为战国时期“纵横家言论集”，《战国策》补充了《史记》中未详述的细节，尤其在范雎与穰侯的权力博弈、范雎报复须贾（“绨袍之赠”典故的核心出处）、以及范雎推荐蔡泽接替相位等情节上，记载更为细致。例如，文中生动描绘了范雎掌权后，故意穿着破旧衣服见须贾，既以“受尽屈辱”的姿态报了昔日之仇，又因须贾曾赠绨袍的旧情“释其罪”，这一情节让范雎“恩怨分明”的性格更显立体，可与《史记》相互印证，避免单一史料可能带来的人物形象扁平化。

司马光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核心目的，对范雎入秦后的历史事件进行了梳理与取舍。他没有过多纠缠于个人恩怨细节，而是着重强调了“远交近攻”战略对秦国统一的奠基意义，以及秦昭襄王“废太后、逐四贵”的政治改革价值——将这段君臣互动置于“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的大背景下，凸显其对战国格局的转折性影响。相较于《史记》的“纪传体”（以人物为核心），《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以时间为轴）更便于读者理清事件的先后顺序，理解范雎谋略与秦国国力提升的“因果关系”，看清“远交近攻”如何一步步成为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蓝图”。

杨宽先生是战国史研究的权威学者，该书在“秦国的强大与统一战争的准备”章节中，专门针对范雎的战略贡献展开深度分析。他指出，范雎的“远交近攻”并非单纯的军事策略，而是“军政结合”的整体方案：通过外交手段拉拢齐、楚，避免秦国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同时集中兵力蚕食韩、魏（中原核心地带），既获取了肥沃的土地与充足的人口，又切断了六国“合纵抗秦”的地理纽带。书中还结合战国时期的疆域变化、各国兵力对比、经济实力差异，论证了这一战略的“历史必然性”，帮助读者跳出“故事层面”，从宏观视角理解范雎为何能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关键推手。

作为《史记》研究的经典注本，该书对《范雎蔡泽列传》中的历史典故、地理名词、官职制度等进行了“逐句拆解”式的详细注解。例如，明确“水客舍”是秦国专门接待外国宾客的官方住所，“相邦”（后世因避汉高祖刘邦讳改为“相国”）是秦国最高行政长官，“四贵”（穰侯魏冉、高陵君嬴显、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嬴芾）的亲属关系与权力分工——这些注解能帮普通读者扫清“历史语境隔阂”，避免因对古代制度、地理的陌生导致理解偏差，尤其适合对战国政治生态不熟悉的读者，为深入读懂范雎的“生存智慧”与“政治谋略”打下基础。

这是国内专门研究范雎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从“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互动”的角度，完整剖析了范雎的人生轨迹。书中不仅以严谨的考证厘清了范雎入秦的具体年份、“远交近攻”的实施步骤（如先攻韩、再伐魏、后牵制赵楚的先后顺序），还客观探讨了范雎的性格缺陷——如晚年因私怨排挤白起，间接导致秦国在邯郸之战中失利，打破了传统史料中“完美贤才”的刻板印象，呈现出一个“有谋略、有私心，有大功、有小过”的真实历史人物。同时，该书还将范雎与商鞅（变法强秦）、张仪（连横破合纵）等秦国谋士对比，指出范雎的独特价值：他既是“战略设计者”（定远交近攻），又是“权力改革者”（助秦昭襄王收权），是秦国从“强”到“能统”的关键过渡人物，为理解范雎的历史定位提供了清晰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