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辛弃疾“盗用”前人之句的词，名句的版权都归谁所有？有趣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璀璨星河中，集句诗词，犹如一颗独特的星辰。

它不刻意追求字句的原创，却凭借匠心独运的重新组合开辟出全新的艺术境界。

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既要求作者有“读书破万卷”的渊博学识，又需具备“转益多师是吾师”的融汇能力，最终在新的语境中赋予旧句以新的生命。

辛弃疾的《忆王孙·秋江送别》与苏轼的《南乡子·集句》，就是宋人集句词中的典范之作。

集句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其源头可追溯至晋代，而大盛于宋代。

王安石、文天祥等皆曾在此领域一试身手，但多数作品仍局限于诗体。

词因句式长短参差，韵律复杂多变，集句难度远胜于诗。

正因如此，辛辛弃疾的《忆王孙》和苏轼的《南乡子》更显珍贵难得。

它们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或技巧炫耀，而是诗人借助经典诗句，抒写自我心声的艺术再创造，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实践。

辛弃疾的《忆王孙·秋江送别，集古句》虽仅五句三十一字，却如精巧的镶嵌艺术般融合了四位诗人的名句，且意境浑然一体。

【登山临水送将归。悲莫悲兮生别离。不用登临怨落晖。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雁飞。】

开篇“登山临水送将归”取自宋玉的《九辩》。

不仅直扣送别主题，更借宋玉开创的悲秋传统，为全词奠定哀婉苍凉的基调。

宋玉《九辩》将秋日的萧瑟与人生的失意融为一体，开创了中国文学“悲秋”的传统，辛弃疾借此一句，便唤起了整个悲秋文化的集体记忆。

第二句“悲莫悲兮生别离”出自屈原《九歌·少司命》，将离愁别绪推向极致。

辛弃疾巧妙地将楚辞双璧的诗句连用，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仿佛将千年来的离别之痛都凝聚于此一刻，令人读来顿生历史之感。

第三句“不用登临怨落晖”化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句，在落日余晖的意象中注入人生易老、欢会无常的深沉感慨。

暮色苍茫之中，朋友相聚，未尽兴而别期已至，这种无奈与怅惘，借小杜诗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尤为精妙的是“昔人非”三字，取自苏轼《陌上花》“江山犹是昔人非”，因词律所限而精炼后三字，却蕴藉无穷，写物是人非、沧桑变幻之叹。

结尾“惟有年年秋雁飞”源自李峤《汾阴行》，以永恒的自然物象反衬人世的无常，将个人离愁升华为历史兴亡之思。

此时我们方恍然大悟：辛弃疾所抒写的不仅是朋友别离之痛，更是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中原故土难复的沉痛呐喊，是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响。

五句诗来自不同时代，却如出己手，浑然一体，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代爱国词人的深沉情怀与艺术伟力。

苏轼的《南乡子·集句》同样是集句艺术的佳作。

【怅望送春怀。渐老逢春能几回。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

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景物登临闲始见，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

这首词创作于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期间，正值人生最为失意落寞之时。

全词八句，全部采自唐人诗句，仅“伤怀”、“徘徊”两个连接词为自创，可谓“百衲天衣”，却无缝天成。

起句“怅望送春怀”取自杜牧《惜春》，奠定全词伤春感时的基调。

“渐老逢春能几回”选用杜甫《绝句漫兴·九首》中的诗句，道出年华老去、功业未建的无奈与悲凉。

苏轼在黄州时有诗云：“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其意相近。

苏轼此时正值中年贬谪，英雄失路，这些诗句恰好深切地表达了他的现实处境与内心感受。

“花满楚城愁远别”源自许浑《竹林寺别友人》诗作，江城春深、百花烂漫的美景，与词人逐客远贬的愁绪形成强烈反差，以乐景写哀，其哀倍增。

苏轼自添的“伤怀”二字，堪称词眼，既承上启下，又将外在春景与内心愁绪紧密相连，寥寥二字而千斤之重。

“何况清丝急管催”取自刘禹锡《洛中送韩七中丞之吴兴》，酒宴上欢快的音乐反而更加刺痛了失意人的心灵，以喧闹写孤寂，愈显其情怀之悲凉。

下片“吟断望乡台”用李商隐《晋昌晚归马上赠》诗句，直言不讳道出思乡之情。

“万里归心独上来”取许浑《冬日登越王台怀归》诗，将贬谪之人的乡愁推向高潮。

结尾“一寸相思一寸灰”同样来自李商隐，出自《无题》诗，以决绝的比喻作结，成为全词情感的最强音，将人生失望、相思煎熬、归乡无望的悲慨表达得淋漓尽致。

将这两首并置细读，我们会发现它们虽创作背景不同，却有着惊人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空间。

辛词侧重写送别之痛，苏词侧重写乡愁之深，本质上都是抒写人生离散之痛、漂泊之哀。

但辛弃疾将个人离愁与家国之忧、民族之恨相结合，展现出壮士悲歌的宏大格局；苏轼则将个体人生失意与生命思考、思乡之情相融合，体现了哲人式的深沉内省。

二者都在原诗的意境中进行了自己的思想植入，完成了集句艺术的使命——借古人之言，抒今人之怀，并赋予其新的深度与广度。

在艺术手法上，两位大师也展现出同中有异的特色。

辛弃疾更擅长宏观架构与情感推进，将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诗句有机组织成层层递进的情感脉络，如一部微型悲剧般起承转合，一气呵成。

苏轼则更注重微观契合与意境营造，通过细微的字词调整与勾连，使原本独立的唐诗句子在宋词的形式中完美融合，营造出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展现其“自然天成”的美学追求。

尤为值得注意是，两位词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晚唐诗人的诗句作为集句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杜牧的诗句被反复采用。

杜牧诗中那种“暮色苍茫”的时空意识，“欲说还休”的含蓄蕴藉，“俊爽风流”与“深沉慨叹”的交织，恰好符合宋词的艺术追求与审美趣味。

辛弃疾取“不用登临怨落晖”，苏轼取“怅望送春怀”和“景物登临闲始见”，都在杜牧原诗的基础上注入了更深的哲理思考与时代内涵，体现了宋人“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词”的创作特点。

从文学史与文化史的更宏观视角看，集句词在宋代的盛行并非偶然，它深刻反映了宋代文人特有的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

面对唐代诗歌的辉煌巅峰，宋人既怀有深深的敬意，又不甘于仅仅亦步亦趋的模仿。

他们通过集句这种“以故为新”的方式，既向经典致敬，又大胆地进行创造性转化。

这种创作方式要求作者既要有“博览群书”的学识积累，又要有“点铁成金”的艺术才情，是对作家综合文化修养的挑战。

辛弃疾和苏轼正是这样博学与才情兼备的一代大师。

当我们千年后重新品读这两首词时，仿佛能看到两位词人对人生离别的深刻体会，对时光流逝的敏锐感知，对历史兴亡的深沉思考，以及用前人诗句抒写今人情怀的艺术创新勇气。

集句词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当代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必完全抛弃传统，经典可以通过重新诠释与组合获得新的生命。

正如辛弃疾和苏轼所做的那样。

这种“以故为新”的智慧显得尤为珍贵。

千年时光流转，这些集句词依然如此动人，不仅因为它们的艺术成就高超，更因为它们承载的人类共同情感——离别的痛苦、乡愁的缠绵、时光流逝的无奈、人生无常的慨叹——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

在当代文学创作日益强调原创性的今天，辛弃疾和苏轼的集句词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维度：创新有多种表现形式，对经典的重新发现、诠释和组合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真正的才华不在于完全抛弃传统，而在于让传统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在于能够打通古今，融汇百家，自成一体！

这或许就是这两首“盗用”他人诗句的词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不朽经典的重要原因，也是宋人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学遗产与文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