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盗名“老子故里”造假始末

前言：近些年，“名人之争”常常成为舆论焦点，而鹿邑也因网传所谓的“老子故里之争”屡遭误解，无辜“躺枪”。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存在过“老子故里之争”这一概念。“争”意味着双方地位相当、各有依据，但老子故里在1990年代之前始终明确归属鹿邑，历代史籍记载清晰统一。

所谓“争”，实为后世某些地方为攫取文化资源与经济利益而刻意制造的伪命题。他们采用“争”的表述，以图将人们引入造假者的话语陷阱——准确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盗抢”：通过篡改方志、编造传说、虚构遗迹等手段，试图系统性窃取本属于鹿邑的历史文化身份。

说起老子故里，史书明载在河南鹿邑，然而在安徽涡阳，也有一座号称“老子故里”的天静宫，其背后竟是一段跨越六百多年的“造假工程”。这其中有谄媚官员的欺瞒、道士的附会、方志的“误载”，还有现代人“睁眼说瞎话”、学者“揣着明白装糊涂”，以及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

这一切，还要从北宋一位大臣的谄媚之举说起。

宋真宗赵恒是位出了名的“崇道皇帝”。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八月初一，他郑重宣布：明年春天将亲赴真源县（今河南鹿邑）太清宫朝拜老子。八月初八，他任命丁谓为“奉祀经度制置使”，差不多相当于如今大型活动的“总策划”或“筹办委员会主任”。

丁谓受命开始筹备工作时，有个临涣县天静宫的道士想借此蹭一下“热度”，托人找到他说：天静宫是“李母感星之所”（传说中老子母亲感应流星而怀孕的地方），暗示该宫也应粘点“天恩”。丁谓一听，感觉这事有门道，于是就画了张图让太监拿到宫中办仪式，借此讨好皇帝。

真宗当时正因即将前往鹿邑朝圣而兴致高涨，未加细查就下诏修缮天静宫，以表“诚心”。丁谓既讨好了皇帝，也从中捞了一笔。

此事记载于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九》：“初，宿州临涣县有天静宫，言李母感星之所也，上将朝谒太清宫，丁谓绘图以闻，遣内侍诣宫设醮，遂诏重修。”这是天静宫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获得诏书修缮。

好景不长，后来丁谓因在真宗陵墓工程中“擅易皇堂”私自改动设计，连带出骗修天静宫之事，遭到弹劾而被贬官。抄家时，从他家中搜出的贿赂物品不可胜数。

丁谓凭借一个神话骗来修缮诏书，无意中为后世伪造“老子生地”埋下种子。不过他倒台后，再无人敢拿天静宫忽悠皇帝——直至清代皇帝退位，天静宫再未获得诏修，更没有一位皇帝亲自前往。

至于天静宫始建于何时，并没有确切记载。其名称最早见于北宋《犹龙传》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所谓“李母感星之所”并无实据，并非司马迁所记载的老子出生地。因此天静宫也未因宋真宗的一时兴起而光大，相反，此后的300年间一直冷冷清清，到元末连一块像样的碑刻都没有。正如《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所言：“独宋天禧二年盛度所撰碑文，文漫灭不可读，而铭半存。”这也为后来的造假“创造”了条件。

谁曾想，一个道观为聚集香火编出的说法，竟在千年后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假大潮”。

立于元末（1332年）的《亳州天静宫兴造碑》，是天静宫最早有关老子生地的碑，也是“涡阳说”的原始依据。但它恰恰也是“历史造假第一碑”。

该碑在明嘉靖年间只剩断碑，到清乾隆时连断碑也不知所踪（乾隆《亳州志》载：“今并元碑俱亡”）。但如今涡阳却指着一堆碎石说是该碑，称是“文革被砸毁”（死无对证）。不过详细的碑文在弘治《中都志》中有记载，那时石碑尚在，但涡阳从不敢将全文公示，因为其中有三个大bug（漏洞）：

第一个bug：该碑的碑文是受老乡所托而写的。作者张起岩在碑文第二段明确指出：他是受老乡——天静宫道士牛志春请托，人情难却才写的（“天静宫道士牛志春，涉河而来……志春，余华不注里人，不容辞”）。

第二个bug：所谓的“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是张起岩听说的。张起岩作为当时的大学问家，他明白史籍中无任何一处记载“天静宫老子故里”的，但受人情所困，他又不得在这上面提一嘴，于是就耍了一个滑头——直接说明所谓“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这句话是听天静宫的主事人刘道广说的，他只是转述（致提点刘道广之词曰：‘天静宫，老子所生之地也’。我师徒经营三纪......惟是文诸石以纪其成者尚缺，敢请志之）。

第三个bug：其实就是明目张胆的篡改，原碑文记载天静宫“覆田三十亩为永业”，但涡阳在宣传时为了抬高天静宫，将“三十亩”改成了“三千亩”。

就这样，一块旨在吸引香火的民间私碑，全凭天静宫道士的信口雌黄，在既无任何史书记载，亦无任何官方背书的情况下，无中生有，横空出世。

然而，“纸包不住火”，该碑刚立起不久，其拙劣行径便招致当时道教界权威的严厉驳斥。为澄清事实，道教界与鹿邑县携手展开行动：

元统元年（1333年），全真教总部长春宫请礼部尚书孛术鲁翀撰《重修奉元明道宫记》，重申“老子生殷亳社苦县厉乡曲仁里......太清明道，源本所在”，表明全真教只认鹿邑太清宫。

至元三年（1337年），张起岩的同事——国史院编修揭傒斯为鹿邑太清宫撰写《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之赞碑》，直接说“太清宫老子始生之地也”，并刻上从魏明帝到金末的二十首赞诗，史料价值远超天静宫碑。

至元四年（1338年），元惠宗又封鹿邑前太清宫护持张志素为“应缘扶教肇玄崇道真君”，并立碑重申“老氏生亳，亳太清宫即其处”，有力地回应了天静宫的说法。

尽管《亳州天静宫兴造碑》在元代便遭到批判，且与所有早期史料相悖，但由于这些细节对于许多不熟悉史志的民众而言难以辨识，至今仍被涡阳方面断章取义，用作“证据”，误导了不少学者，甚至被“硬塞进”新版《辞海》，真可谓“谬种流传，积非成是”！

到了明代：

洪武初年，随着鹿邑不再隶属亳州，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的《大明一统志》载：“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老子所生之地。后人建宫以尊奉之。元张起岩撰碑。”

那为什么《大明一统志》会这么写？

这还得从朱元璋说起。这位平民皇帝家乡观念极重，文化不高但特别信风水。听说亳州有“帝王之气”，将来要出第四位帝王（商汤、魏文帝、小明王之后），他深感不安，干脆把亳州从府降为县，划归老家凤阳府管辖。而鹿邑太清宫离得较远，就仍归归德州管辖。从此，亳州和鹿邑“分家”了。

明代以前，所有正史都写老子生在亳州太清宫（今鹿邑），天静宫只是北宋才出现的“李母感星之所”。但自“鹿亳分家”后，无论是亳县、颍州府还是凤阳府，都开始滋生“拉大旗—名人贴金”的心理，趁区域调整时的混乱，把所辖亳县天静宫记为“老子所生之地”，这些直接导致《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的严重“失真”。

这两部书修撰仓促，错误百出。《寰宇通志》被批评为“地理错置、张冠李戴”，《大明一统志》也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为“舛错抵牾，疏谬尤甚”。

之后，明弘治年间的《中都志》出于地方偏见，虽想将老子列为本地人，但苦无依据，只好玩弄文字游戏，把天静宫写成“老子所妊之地”——“妊”即怀孕，等于又退回“感星之所”的原点。

《中都志》把天静宫由“所生之地”变成了“所孕之地”，虽相比《大明一统志》有所修正，但仍难免与老子生地相混淆。

到了清代：

涡阳的“老子故里”说辞，在地方志“你抄我、我抄你”的混乱中，就像发烧“打摆子”似的，经常出现时而“迷糊”时而“清醒”的乖张状态。

“迷糊”时，亳州、颍州一带的方志继续复读明代老错误，一口咬定天静宫就是老子老家。

“清醒”时，清顺治《亳州志》直接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鹿邑老子所生之地”。而光绪《亳州志》亦直言：“老子，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

而涡阳那边呢？除了那块自我吹嘘的元碑，什么实物证据都拿不出来。

时间跳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涡阳籍台湾道士马炳文“骗捐”一事遭到全社会批评，涡阳为了“挽尊”并达到长期“夺舍”鹿邑老子故里名号的目的，重新拾起早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胡言乱语，再次打出“老子故里牌”。其操作在幕后黑手推动下不断升级，最“耀眼”的“政绩”就是从方志忽悠变成“学术造假三件套”。

一是指鹿为马：

把《水经注》《庄子》里明明写鹿邑—亳州一带的内容，硬掰成是指涡阳；将几块民间汉砖，硬说是汉代老子庙砖头；把“谷水经过苦县”说成是流到涡阳，完金无视苦县在谯西的史实；把“沛”硬指为涡阳县旁边的沛泽（而涡阳附近从无什么“沛泽”），完全是凭空捏造，亳无史书依据；凭空编出“武则天把谷水改名武家河”故事，硬要把天静宫旁边的武家河和《水经注》里流过鹿邑的古“谷水”扯上关系。

二是伪造现场：

“天静宫”：从民间征集来历不明，未经权威考古部门鉴定的所谓老子生地文物。

“流星园”：把宋代骗流量的“感星之所”，直接盖成个遗址；

“九龙井”：模仿鹿邑太清宫真正的“九井”，东拼西凑九口井就说自古就有；

“武家河是古谷水”：拉来学者站台，后来却被发现论证根本有问题。

三是宣传洗脑：

借助媒体和活动，拼命宣传“老子故里在涡阳”，把几百年的造假史包装成“千古之争”，成功忽悠了不少人。

但学术界可没有沉默：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里直接把苦县、真源标在鹿邑；《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也写明“苦县在今河南鹿邑东”；1997年河南考古队在鹿邑太清宫挖出了从唐、宋、金、元时期的宫殿基址、碑座、祭祀器物——尤其是北宋皇家祭祀遗址，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反观涡阳的“考古发现”：说是“春秋下水道”，实是汉代的；说是“宋碑”，实是元代的；说是“敕造”，实是民间的；说是“九龙古井”，实际是把天静宫周边十几口民间老井挖出来再填上几口凑的数。可笑的是，史籍记载九龙井是在太清宫东院内（专家推论占地不足一千平方米），而天静宫九井竟然分布在方圆两平方公里范围内。

层层造假，相当不实诚，也不专业。

纵观涡阳与老子故里的关系，可清晰得见一条从蹭流量、到僭越、再到全面盗抢的造假脉络：

北宋：虚构“感星之所”，初始蹭流量。

元末：趁乱宣称“所生之地”，完成关键僭越。

明清：利用方志编纂，混淆视听，固化谎言。

近现代：进行学术包装，伪造遗迹，发动宣传，企图将盗窃之物合法化。

这近七百年的行为，本质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盗抢”，而非学术上的“争论”。真正的老子故里——河南鹿邑，其太清宫世代受封、碑刻林立、文献确凿，历史脉络清晰且从未中断。而涡阳的“天静宫”及其配套传说，则是在历史长河中通过层层造假建构起来的“伪迹”。

古今中外，人们都有一种乡贤荣耀情结，都希望名人是自己的同乡。老子以其崇高的声望和伟大的贡献，更成为各地争相攀附的对象。

三国时，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就是因为崇拜老子，才把老子故里苦县由陈郡划归自己的家乡谯郡。这是苦县第一次划归亳州。但随着明初行政区划的变更，老子故里又从亳州划出，对有些亳州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清光绪《亳州志》卷十二人物志云：“圣贤之生，不偶故一郡邑。中槩(古同‘概’)称人物者，多有之，而名贤难得。考江南人物志，商周间所列名贤仅五人，而老子与焉。广舆诸记目之为仙释，殊属无稽，特从通志正之。按：亳与鹿邑近在咫尺，相传老子尝居游于涡水之滨，不谓无凭。虽安徽通志删去，兹仍录入，俾邑人知所景仰焉”。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圣贤的一生，不会固定生活在一个郡县。亳州能称为“人物”的，有很多。但真正杰出的人物很难得。按江南省人物志，所列的杰出名人仅五人，其中就包括老子。亳州与鹿邑近在咫尺，相传老子曾在涡河边游历。虽然《安徽通志》已经将老子删去，而《亳州志》仍然收录进去，以供本地人景仰。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某些亳州人的老子情结。

因此，一些人一些地方营造的“老子故里之争”伪命题，实为一场本不应存在的闹剧，其核心是“真”与“伪”的问题，而非“甲”与“乙”之争。认清这段造假史，是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化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