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华丨里程碑与新起点——《杜诗学通史》的意义与启示

一、杜诗学史研究的里程碑

世纪之交，学术界各学科都有过专题性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杜甫研究界也不例外。山东大学的几位学者，也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百年杜甫研究，对新中国杜甫研究，有所论述。而对杜诗学体系的建构，对唐代以来各时期杜甫研究的总结，也是这几十年杜甫研究的热点。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多卷本《杜诗学通史》的问世，正是恰逢其时。张忠纲先生在主持《杜甫全集校注》的同时，也在组织力量，布置《杜诗学通史》的撰写工作，并一鼓作气，在《杜甫全集校注》问世后十年，再次完成这一重要研究，堪称杜诗研究的功臣！《杜诗学通史》的问世，体现了山东大学的研杜传统和团队实力。该书由张忠纲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出版。六卷作者，多是山东大学师生。从萧涤非先生，到张忠纲先生及博士群体和同事，形成几代人的学术梯队，其杜诗学文献研究特色尤其鲜明。

《杜诗学通史》（全六种）

《杜诗学通史》是学界期待多年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这也是我在20年前的一个大胆预判和热切期待。当时我认为本世纪杜甫研究有几项重要工作需要关注和推进，杜诗学史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见《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近30年，也出版过几种杜诗学或断代杜诗学的相关著作。我自己曾经有过妄念，很想花一二十年来做这个事。但试着深入了一阵，发现非己所能，更非一人之力所能。故急流勇退，而决意在资料方面先作准备。《杜诗学通史》的合作完成，也证明了我当时的理智。当然，一个人可不可做这方面研究，拜读该书以后，我倒是有了新的想法，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这一点后面再讲。

二、体制灵活、各擅胜场的集成之作

《杜诗学通史》共六卷，纵论唐、宋、辽金元明、清、现当代、域外杜诗学。古今中外、千余年间的杜诗学尽在其中。张忠纲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提到了写作目标：“我们的《杜诗学通史》，试图对唐代以来古今中外的杜诗学研究作一简要的介绍，并稍加探讨，总结杜甫研究的经验和得失，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自唐迄今，杜甫其人其诗对后世的影响概述。（二）自唐迄今，历代对杜甫其人其诗的研究概况。（三）杜诗流传、刊刻、整理情况的研究。”简单讲，《通史》是对千年来围绕杜甫其人其诗的种种文字和信息的梳理、研究和规律性总结。细读各卷，不难感到，主编的总体设想，得到很好的实现，且各卷作者的擅长，也得到充分展示。

《杜诗学通史·唐五代编》，张忠纲著

唐代卷由张忠纲先生完成。唐代是杜甫的成长和被发现期，从杜诗学的历史看，是发展初期。这一时期的相关资料，是治杜者最熟悉的。一是传世材料不多，二是论述夥矣。从史的角度撰写，说易也易，说不易也不易。易在材料现成，不易在史论和史识难出新。本卷由四章构成，一为生前作品流传情况考辨，二为崇杜风起，三为晚唐五代影响，四论相关传说。结构线索清楚，每章设置，均是杜甫研究史上的要津所在。中晚唐是杜诗学的发生期，文献的流传还是初期，作为研究视角，其重点自然是资料的汇集，材料的辨识，以及对各种传说的细致考索。第四章专论唐五代笔记小说有关杜甫记载考索，正是这样的原因。此时，“诗史”的说法已出现，若干公案已产生，作品真伪的争议已出现。杜甫其人其诗成为话题，杜诗学端倪已现。

《杜诗学通史·宋代编》，左汉林著

宋代的杜诗学是杜诗学史中研究成果较为集中的一个时期。此前两岸已有数种专著及博士论文问世。本卷重点“论述杜甫、杜诗对宋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与其他几卷比，本卷的主题很集中：宋人如何学杜，杜甫影响何在？其章节设置，亦就此展开。如北宋初期为学杜的初始期，中期为广泛影响期，后期为艺术继承期；南宋前期是学杜高潮期，后期是以诗存史期。各章标题，即是观点，作为“断代史”，线索清楚，论述集中，读后印象深刻。

在宋代卷中，作者有意避开了已有的一些论著所深入讨论过的问题。这是客观的态度，即虽是通史，却不一定面面俱到，人之所有，我则略之，人之所无，我则详之。如宋代杜集，在杜诗学的通史上，应是重点讨论的内容。学杜能够风行，有多方面的因素，杜诗各种版本大行于世，是前提之一。宋代杜集研究，也是学界多年来的热点，成果丰硕。作者为避免重复研究，直接附录张忠纲先生《宋代重要杜集评注本简介》。这样处理，既采用了最新的也是最可信的研究成果，尊重了原作者的劳动。有意于通史全貌的读者，自可从作者所论或所提及的相关论著中窥得。

《杜诗学通史·辽金元明编》，綦维著

辽金元明几代，可视为杜诗学的发展过渡期，作者认为是夹在南宋和清代之间的衰落期。此时，“杜诗学”概念由元好问提出。围绕这一命题，本卷有相当的讨论。该时期的材料，在写作时，尚无较为现成的借鉴，其开拓之功，亦在其中。从章节设置看，辽金一章，元一章，明五章，明代部分是全书重点。明代集中讨论的又是该时期的文献。五章中，分别研究杜甫全注本、杜律注本、杜诗选注本、杜诗学文献汇考及明人论杜研究。这样的结构，与宋代卷形成呼应，宋代重点谈杜诗对宋代诗人的创作影响，本卷谈杜诗各类注本的文献特点。作者的博士论文，即研究该时期杜诗学，这是《通史》本卷的写作基础，而本卷中的文献部分，较之多年前完成的论文有大幅度变化，重点对杜诗注本进行研究，堪称全面而细致。从中亦能感觉到《通史》在各卷主旨确定上的因人施策。

《杜诗学通史·清代编》，孙微著

孙微教授长期从事清代杜诗学研究，在清代杜诗学文献研究方面，独到深入，是撰写本卷的最佳人选。这也是作者二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论文，本次为《通史》进行了全面修订。《通史》主编着眼长远的布局也在此体现：博士团队，围绕某一项目确定选题，其论文可汇集形成重要成果。《杜诗学通史》在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中，也应该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清代编由“清代杜诗学总论”开篇，后续是清初、清中期、清后期三章的杜诗学研究。四章内，均有该时期杜诗学的背景（社会思潮，学术氛围等）分析思考，亦有版本文献的专题，有公案分析，有名家论杜等，大体相同的内容，紧扣杜诗学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在各卷中，清代卷的“杜诗学”断代史的特点最为明显，在古代四卷中，成为“压卷”之作。

《杜诗学通史·现当代编》，赵睿才、刘冰莉、裴苏皖著

现代卷在各卷中内容最丰富。百年来的杜甫研究，论文过万，专著数百，材料收集浏览不易。现代社会的学术研究，又有着明显的职业化特点，从业者众，加之期刊、出版、社团的发达，越到后来，材料越多，取舍更难，挑战更大。仅从文字上看，本卷就为《通史》之最。而社会思潮变化，诗人地位升降，研究方法纷呈，点评论说如何把握尺度，颇费思量。如果只是罗列论著，简介内容，而缺少点评，杜诗学史的意义不易体现。在本卷中，时有作者对若干论著摘要之后的简要点评，这是作者识见的展示。本卷将百年间的杜甫研究，分为三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文革”结束前，2014年（定稿时间）前，台港澳又专设一章，纵横交织，结构简要。较有难度的，也是需要日后继续思考补充的，是专题性讨论中，对百年间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杜甫研究的评议，以及对具有创造性前瞻性的成果的准确评估，和1977年以来大陆杜甫研究在对外交流的学术环境下的一些新变的细致分析。

《杜诗学通史·域外编》，赵睿才、刘冰莉、夏荣林著

域外卷，涉及欧美日韩法俄德，大体而论，或视为欧美和东亚。这也是杜甫在古代（东亚为主）和现代产生影响的重要地区。从作者论，又有汉学家、外籍学者、旅居外国者之分。有意思的是，除儒家文化圈外，杜甫影响所到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杜甫的接受度与区域文明度的关系。对于域外卷，读者的阅读期待除了对域外杜诗学历史的了解，更希望了解各地区间的差异及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二十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存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其文学批评标准和汉学传统有着较大不同，其对杜甫的接受有何同异，这是我希望看到的。这几个地区中，日韩是东亚，古代属于汉文化圈，其与欧美及苏俄又有不同，这也是需要“史论”的。由于历史原因，在二十世纪较长时间内，域外的学术与中国学术互动很少，影响有限。但从史的角度审视，其自身的发展有何规律，对中国学术的借鉴意义何在，有无影响，也是值得通史关注的。

纵观六卷，以历史为经，各卷各有侧重。唐五代卷之资料齐备、有线有点，宋代卷之诗人诗歌创作影响论，辽金元明卷在杜诗注本分体研究上的重点关注，清代卷突显的杜诗学的史论意识，现当代卷对资料的收罗、对论著的评议，域外卷对几个重要地区的学者及成果的介绍等，总体形成了多卷本《杜诗学通史》。其纵论千年，地涉中外，史料翔实，体量宏大，体制灵活；六卷作者各擅胜场，众志成城，建成了杜诗学研究史的里程碑。

三、新起点：专题性研究与续写通史的期待

史实，史论，史识，是史类著述的几大要素。作为学术通史，其史实的内涵，与真正史书的写作，有同，亦有不同。在学术视域下，其“实”，在本质上，与史之实，其共同之处是相关资料的可靠性。《杜诗学通史》中的史实，是杜诗学的发生发展中，所涉及杜甫其人其诗的相关文献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文本的传承、学杜论杜的记载，社会生活中的相关信息，尽在其中。学术通史的写作，并不需要重点考证某一材料的真伪，而是对学术史上曾经有过的对于真伪的各种态度的评论，从中反映的是学术史作者的史识。

贯穿全书史识，应是对杜诗学史发生发展的规律性的分析研究和总结。《通史》是合作的成果，撰写者对断代杜诗学的阐释论列，尽可“各言其志”，从而春花秋月，姿态各美。也因其各有侧重，又难免某一主题在前后各卷贯通照应周全。这也是我认为《通史》既是里程碑又是新起点的原因。我在为《通史》问世感到高兴的同时，又有了新的想法。即是说，无论《通史》诸君，还是其他有志者，杜诗学史的研究，还大有空间和可能。

《通史》是杜诗学研究的集成之作，也是奠基之作。在发展线索上，已有清楚的脉络梳理。在资料的史实性方面，也有基本的收集与呈现。在史论和史识上，也时有精彩之笔。在此基础上，杜诗学史的续写之可能，在于多角度的展开。这是杜诗学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决定的。这也是我在“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的基础上，20年后的又一次百年期待。

新的空间，可能是专题式的杜诗学史写作。《通史》各卷的结构，亦有一定的专题性质，如宋代专论诗歌创作，明代专论各类注本等。此亦可谓“史无定法”。我想象中的专题，是在目前《通史》的基础上，将一些有待深化的主题和可以贯穿的线索，通过深入研究，形成新的成果，作为《通史》的重要补充，而使杜诗学史更加丰满。具体而论有三。

一是杜甫的伟大性研究及演变过程清理。从“诗圣”到“伟大”的称谓演变过程，显示的是杜诗学的发展史上，从古代到现代的学术视野的变化过程，国民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作家的认知过程。这甚至就是一个重大课题的选题。这一过程经历了千余年，每个时期，都有不同内容，最终形成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伟大诗人的认知。这自然也是杜甫研究史一定要面对的课题。

诗圣的确立，确实存在一个从文学影响，到文化影响，再到官方圣化和民间神化的过程。当诗圣的地位确定前后，民间的认同就有了神化的色彩。这一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开展，而是并行且充满了互动。从宋代开始，帝王有了对杜诗的书写，杜诗作为题材大量在文人画中出现，杜诗被书商认定是可以牟利的文化经典读物，杜甫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彰显。再到清代，皇帝赏赐大臣，杜诗和经书一起进入赐品清单……杜甫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影响，更是与时代思潮紧密相关。其“伟大诗人”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教材，并因大量诗歌进入课文而为国民普遍接受。

杜甫形象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中深入人心，涉及文化学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交流与影响的问题。在《通史》中，唐代卷对最早的传说有讨论。《云仙杂记》中有杜甫是“文星典史”“下谪”，于“康水采文”，和《焚杜甫诗饮以膏蜜》及《树萱录》关于诵杜诗治病的几则逸文，在后世影响深远，可视为杜甫神（仙）化的端倪。这也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著名案例。这些传说，也可视为是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的初始阶段。关于此书，讨论者多注意到其“伪书”性质。其所谓“伪”，是署名的作者的真实性问题。闻一多、陈贻焮、张忠纲、陈尚君诸先生在其论著中，均提到此书作者存疑。张忠纲先生认为书中涉及杜甫的材料，都在前七卷中，而该书前八卷所记，“当是唐五代时人的传说”。但不管此书作者是唐人还是宋人，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唐末或宋初，关于杜甫的传说和神异性描述已经出现。在明清时代，大量关于杜甫神奇性的描述出现，其中既有对《云仙杂记》相关传说的演变，也有新的元素产生。如五代时白水的“拾遗祠”已讹变为“十姨祠”，明代陈尧《虚舟集》亦载“杜拾遗”讹为“杜十姨”事，清代沈起凤在小说《十姨庙》中有“上舍生”醉入十姨庙的种种见闻等，均说明民间故事中，杜甫的神化与正统观念中的圣化表达形成呼应，证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相互影响（详见《杜甫资料汇编》）。而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杜甫所到之处的大量杜公祠堂及相关祭祀性的场所及碑刻等的存在，说明杜甫的圣化和神化，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共识。杜甫对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托梦类的故事不胜枚举。著名的《杜臆》的写作动力，就与其梦访少陵、对酌谈诗的神交记忆有关。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通史》的后面几卷，对“诗圣”的讨论在“接着谈”，但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中的杜甫形象及影响关注不多，这与材料被发掘较晚有关，也是各擅胜场的体例所不能避免的，自然也不应该苛求。作为通史，这个线索如果能够各阶段接着谈最好。这也留下了未来研究的空间。

现代卷论述了学术社团、学会会议及专门期刊对杜诗学的推动作用，这是很好的视角。杜甫的伟大性的形成和持续影响，与这样的社会活动分不开。成都杜甫草堂的“人日诗会”，已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几十年后，可望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非遗保护项目。足见社会生活中的杜甫“活化”之非凡意义，这也是杜甫伟大性的永恒所在。同样，对古代社团的学杜活动，文人间以杜诗为韵的创作，以及“和杜”诗的大量涌现——以《秋兴八首》为例，在清代和民国，文人和此诗，成为一时风尚——这都是杜诗学史需要关注的。

二是比较视野下的伟大诗人研究和域外治杜及中外影响研究。这个专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也可是独立的一个课题。杜甫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从域外卷中，我们能感知杜甫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中，杜甫何以伟大？这是仍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在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中，杜甫何以伟大？杜甫作为中国诗人，特立于世界文学史伟大作家之列，原因何在？如何解释其思想的深刻、艺术的精湛和人格魅力？这个课题，需要学贯中西的领军人物和强大的团队，进行深入沉稳的研究，方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其要点仍是对其思想、艺术、文化精神的独特之处的精准论述。从思想看，杜甫为世界人民接受，其核心价值是什么？和其他民族的伟大诗人相较，汉语古典诗歌艺术有何特点？这需要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方式作出精湛阐释，需要真正学贯中西的学者，最好是精通几门语言，自己还有创作经历和热情的诗人兼学者写出令人信服的论著。这，显然需要一个伟大时代培育出的杰出学者方能胜任。百年树人，期待天降大任于斯人！在此基础上，杜诗学史方能下笔。而从通史写作看，在目前域外卷的基础上，还可以从国内外影响的角度作适当讨论。一是不同地区的杜甫研究，各自的风格有何特点？这个特点的总结归纳，涉及学术认知和理论判断，下笔不易。已知的海外杜诗学者中，有外国人，有外籍中国人，有新移民，他们的成果，与其受教育的背景，生长的文化背景，中外语言熟练程度，所处地区的哲学与文化思潮的影响等等，有无关系，其成果对中国学术和杜甫研究有何影响，也是有意义的话题。

三是杜诗文献和文本整理研究史。本世纪以来的文献整理和文本研究，实绩已超出我们的预期。在二十年前，我尚不能预判文献整理的方向和前景。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学养不足，所以不能作出合理的预判。二十年来的研究进展已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包括自己近年所着力的文本整理与研究，也是在文献整理出版的基础上，在相关工作中不断深化认识而确定的。近十余年，大规模的杜集文献影印集成性出版，为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实现了学者能方便地阅读善本影印本的愿景。善本的完美复制，使得善本得到妥善保管，千年文明瑰宝得以永续流传，而读者的阅读需求得到满足，善本的文化价值得到彰显，可谓两全其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杜诗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完全可以作为专题性研究而进行认真梳理。《通史》各编，多有涉及，但对来龙去脉的清理，还有缺少贯通性论述。可见，这项工作仍是必要的。

最后是《通史》的续修及相关建议。现当代卷截止时间是2014年，近十年的成果未进入视野。近十年的变化，十分巨大。也因此，《通史》的续写，宜十年左右进行修订。十年间，有关各历史时期的相关研究，也一定会有新的成果。修订可保证其史实的相对完备及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在修订时，也可进一步提高学术规范性。引述资料时，尽量用最早发表的文字，使其更近于“史”。在注意时间线的同时，又尽量用公开发表或原创性的论著，而不用转载的资料（包括收录的文集等）。电子时代的研究固有资料查阅使用的便利，但材料浩翰，电脑储存的资料在行文时的引用粘贴过程中，易混为一体。作为对“史实”的讲究，当注意行文中转述、引用、评议的区别，避免将所引论著文字与自己的叙述、评议混淆。

至于杜诗学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方向（其史的论述，是建立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的，无研究，则无杜诗学史的基础），还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如杜诗语词的全面研究。到目前为止，解读杜诗仍是高难度的工作。“诗无达诂”，本是一切文学阐释的规律，但对于杜诗而言，其文意解读的复杂性，仍让人感叹“独恨无人作郑笺”！如何结合文献，结合语言的发展，对其作出基本符合原意的阐释，仍是一个世纪工程。不少杜诗学者有过皓首穷经式的解读，亦仅涉及冰山一角。再是李杜比较研究。唐代开始，李杜优劣论已出现，千余年间从未断绝。明代虽有贬杜倾向，但对李杜齐名的认可也是前所未有，在文献学上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明代出现的大量李杜合刻本。明代卷的分体研究中，着力的是杜诗文献，合刻李杜现象未得细说。更有人对李杜诗分体评其优劣，看成就高低。给李杜或齐名作家评分，无论设置多少选项（“量化”），都只能是个人兴趣的表达。而讨论千年来李杜评论中反映的文学趣味、审美风尚、社会思潮，却是有益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有益于学术争鸣的，也是十分有趣和重要的。以上是在拜读《杜诗学通史》时的一些感想。再次祝贺《杜诗学通史》出版，期待杜诗学研究更加深入。

《杜诗学通史》（全六种）收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专刊”第九辑，专刊第十辑各品种正陆续出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