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的孤独与利刃：托马斯·潘恩的理想主义宿命

1809年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破公寓里，老头死了，墓碑上名字都磨没了，

没人知道这是《常识》的作者，那个美国独立时喊得最凶的“号手”。

后来帮法国人写《人权宣言》，转头又骂罗伯斯庇尔，

被英国政府通缉，在美国被开国元勋们嫌弃。

这个生在美国独立日之前、死在独立后二十年的英国人，怎么就成了三个国家都容不下的“叛徒”？

18世纪的欧洲和北美，空气里都飘着“国族”的味道。

知识分子们凑在一起，要么吹嘘自己的国王多神圣，要么争论哪个族群更“优等”，

好像生在哪个国家，就该把命绑在那片土地上。

英国的学者写文章骂法国“蛮族”，北美殖民地的绅士们一边喊着“大英子民”，

一边又抱怨伦敦收税太狠，纠结得像拧成一团的麻绳，

他们想要权利，却不敢撕破“效忠国王”的体面。

托马斯·潘恩

但潘恩是个例外。

他生在英国，爹是裁缝，自己当过水手、税吏，

没读过多少贵族书，却比那些名校毕业的精英看得透：

国家算什么？国王算什么？人天生的权利，才是骨头里的东西，比国界硬得多。

那时候北美闹独立，英国的报纸都骂“殖民地叛逆”，

潘恩却在伦敦咖啡馆里拍桌子：“不是叛逆，是他们该拿回自己的东西！”

这话传到官府耳朵里，大臣们觉得这小子疯了，

一个英国人，胳膊肘往外拐，帮着外人骂自己国家？

1776年他写的小册子刚在英国印了几页，就被勒令销毁，说他“煽动叛乱”。

警察半夜敲他门时，潘恩正往行李箱里塞书稿，听见动静翻后墙跑了，连外套都没顾上拿。

托马斯·潘恩

1774年潘恩躲在北美殖民地的船舱里，身上还带着英国官府的通缉令。

那会儿北美大陆正吵成一锅粥：波士顿倾茶事件刚过，列克星敦的枪声还没响，

绅士们聚在费城大陆会议上，一半人说“咱还是大英子民，跟国王谈谈条件”，

另一半拍桌子“谈个屁！征税不经同意就是抢钱”，吵了三个月没个结果。

潘恩在酒馆里听着这些争论，觉得这些精英太绕，什么“效忠国王”“议会主权”，全是虚的。

他蹲在印刷厂后面的小阁楼里，用工人能看懂的大白话写小册子，标题就叫《常识》。

开篇第一句就炸锅：“在上帝看来，一个普通的诚实人，比古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

他没引经据典，就说英国隔着重洋管北美，就像“一个岛屿统治一个大陆”，荒唐；

国王算什么？不过是“吃赋税的寄生虫”，独立才是唯一活路。

托马斯·潘恩

1776年1月册子印出来，先在费城街头卖，

木匠、铁匠、码头工人抢着买，有人不识字就凑在广场上听人念。

三个月里十万册被翻烂，后来总共印了五十万册，

那会儿北美殖民地拢共就三百万人，差不多每六个人手里就有一本。

乔治·华盛顿在特伦顿的冰天雪地里，把《常识》念给冻得发抖的士兵听，

“看看！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要打仗！”约翰·亚当斯后来跟人说：

“要是没有《常识》，独立宣言怕是要晚半年才能动笔。”

潘恩自己倒没捞着什么好处，印刷厂老板给了他几英镑稿费，他全买了面包分给贫民窟的孩子。

1787年潘恩回伦敦，蹲在印刷厂阁楼写《人的权利》，

把英国君主制骂得狗血淋头，说国王就是“穿着紫袍的骗子”，议会不过是“贵族分赃的俱乐部”。

托马斯·潘恩

书印出来三个月，英国官府就说他“煽动叛乱”，悬赏五十英镑要他脑袋。

他连夜坐船逃到法国，码头上法国民众举着他的书欢呼，

说他是“自由的使徒”，直接选进国民公会。

他帮着起草《人权宣言》，把北美那套“天赋人权”写进去，

主张砍国王脑袋不如废黜，说“杀路易十六不是革命，是谋杀”。

罗伯斯庇尔听了拍桌子，说这英国佬“同情暴君”，半夜派人把他扔进巴黎监狱。

铁窗里他听着断头台的铡刀声，写纸条塞墙缝里怕死后没人知道。

后来热月政变罗伯斯庇尔倒台，他才捡条命出来，

可看着街上雅各宾派砍人头，又骂“这跟君主制有什么两样？”

拿破仑称帝那天，他在酒馆里摔杯子：“老子要的是共和，不是新皇帝！”

拿破仑

1802年潘恩拖着在法国监狱落下的病根回美国，船靠岸时码头上没人接，

他攥着杰斐逊写的“欢迎回国”的信，站在纽约街头发愣。

报纸上天天骂他，说他帮法国人写《人权宣言》是“胳膊肘往外拐”，

骂他反对处死路易十六是“同情暴君”，连当年印《常识》的印刷厂老板见了他都绕着走。

他想找杰斐逊聊聊，人家只派秘书送了袋面粉；

亚当斯在国会说“潘恩的思想过时了，美国不需要这种空想家”。

他曾在《常识》里喊出“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字，说要建个“政府管得最少”的共和国，

可现在国会讨论的是怎么收税、怎么扩军，没人提“天赋人权”了。

托马斯·潘恩

晚年他躺在格林尼治村的破公寓里，房租靠朋友偶尔接济，

每天拄着拐杖去码头听人聊天，咳得撕心裂肺时就摸出怀里磨破的《常识》手稿，

这国家是他喊出来的，可他好像从来没真正属于过这里。

潘恩脑子里那套“权利高于国界”的想法，在当时就是把刀，

戳破了18世纪的“国族铁笼”里那些精英们不敢碰的东西。

英国贵族觉得他疯了，一个英国人帮着外人骂自己国王；

法国雅各宾派嫌他碍事，都革完命了还讲“仁慈君主”，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北美那些开国元勋更别提，独立成了，就该关起门来搞建设，

你还在喊“政府是必要的恶”，说国会权力太大，这不就是跟新国家过不去？

托马斯·潘恩

他就像个愣头青，揣着“天赋人权”的小册子满世界跑，

英国官府通缉他，法国监狱关过他，美国报纸骂他“老疯子”，可他到死都没明白：

18世纪的世界，认的是国王、国旗、血统，谁认你什么“世界公民”？

他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话戳了多少当权者的肺管子，

国王要征税养军队，总统要扩权搞建设，你说政府该当甩手掌柜？

所以他走到哪儿都像个“危险品”。

英国的法官拍着桌子骂他“颠覆国本”，

法国的狱卒在他牢门上画红叉（按规矩画红叉的次日砍头），

美国的码头工人往他身上扔烂菜叶。

托马斯·潘恩

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他想的太远，那会儿的人跟不上，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国家最棒”的兴奋剂，而不是“所有人权利都一样”的清醒剂。

潘恩死前说过一句话，他说“对祖国来说，没有比一切都满意的爱国者更可怕的敌人了”，

这个“祖国”从来不是英国、美国或者法国，而是“人类文明”那回事儿。

他没被哪个国家真正接纳过，英国通缉他，法国关过他，美国把他忘在破公寓里，

但他那本磨破的《常识》手稿，后来被人翻出来，上面还有他用铅笔写的批注：

“权利这东西，不分你生在哪片草原，哪条河边”。

康熙当年为了大局忍了噶尔臧，潘恩却不肯为任何“大局”弯腰，他就像个举着刀的局外人，

非要把18世纪那个“国族至上”的铁笼子劈开条缝，让后来的人能看见点光。

现在格林尼治村那个破墓碑前，偶尔有人放束野花，

没人再叫他“叛徒”了，都说这是个“自由先知”，

真正心里装着全人类的人，从来都是自己时代的陌生人。